..續本文上一頁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十六)、羅侯羅多；(十七)、僧迦難提；(十八)、迦耶舍多；(十九)、鸠摩羅多；(二十)、奢夜多；(二十一)、婆修盤頭；(二十二)、摩孥羅；(二十叁)、鶴勒那；(二十四)、獅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二十六)、不如蜜多；(二十七)、般若多羅；(二十八)、菩提達摩(一般簡稱達摩)
中國
菩提達摩是印度的二十八祖，中國的初祖；他原是印度香至(Kasi
)王的第叁子。成年以後做了和尚，據說追隨般若多羅垂四十年。師父圓寂以後，六十年間，他致力于破除小乘禅觀諸宗。此後，爲了實現般若多羅給了他的使命，航海叁年，至中國。公元五二○年(梁代，普通元年九月)他終于到達了廣州。梁武帝立即請他到首都金陵(今之南京)。武帝是一位最虔敬的佛教徒，爲佛教做了許多善事，但此中並非沒有個人利益的計較。因此，當他的西方貴客到達宮殿之際，他立即就問：“我已造了那麼多寺廟，寫了那麼多佛經，度了那麼多比丘與比丘尼；尊師認爲我已經積了多少功德？”然而，對于這個問題，這個中國禅宗的創立者卻冷淡而簡單的回答說：“並無功德。”
梁武帝又問道：“佛法聖教的第一義谛是什麼？”達摩回答說：“廓然無聖。”武帝不解這句回答的意義，因此又問了一句：“那麼在我面前的又是誰呢？”
他這句話的意義或許是說，在存在的第一義中，既然只有廓然的虛空與絕對的超越，則在我們此世爲什麼又有相對的比較與關系呢？不是有些人被認爲是聖者，有些人被認爲是劣者嗎？而站在武帝面前的這位菩提達摩，豈不是屬于第一種？然而他的回答卻何以同經驗中的事實相背？因此，他便發出了“那麼在我面前的又是誰呢？”之問。這番對話頗似于希臘王米林達(Milinda)與納迦森納(Nagasena)之間的對話(見 Rhys Davids 所著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V1. I, p. 40-45)。
但達摩卻是神秘主義的使徒，學術性的討論不能引起他的興趣。因此簡單的回答說：“不知是誰。”
由于梁武帝不是能夠接受他信仰的人，達摩就離開梁，到北方的魏國，隱居于少林寺。據說九年的時間，他面壁而坐，沈入靜觀之中，因此被人稱之爲壁觀婆羅門。
最後，終于有一個人來向他求教，這個人叫神光，原先是一個儒家學者，但由于儒家的教訓不能令他滿足，因此決意追隨達摩的信仰。然而後者似乎完全忽視這個人的存在，對于這個真理的尋求者之懇切的請求，不予任何留意。據說在這種冷淡的接待下，神光在雪地裏站了七天七夜。最後他用自己攜帶的刀，將一支胳膊，呈在達摩面前，說：
“這是我誠心求道的表示。許多年我尋求心的安定，但不能求得。請尊者爲我安心。”
達摩回答：“心在何處？拿來我爲你安。”神光說：“我的困難就在于我找不到的心。”于此，達摩說道：“就是！我已經爲你把心安好。”而神光立刻得到了精神上的開悟，這個開悟解除了他所有的疑慮，結束了他所有的掙紮。
達摩逝于五二八年(永安元年)，依照傳統的說法，年齡約一百五十歲。神光(四八七──五九叁)由菩提達摩取名爲慧可，成爲中國禅宗的第二祖。
慧可將佛陀心印傳于他的大弟子僧璨(殁于六○六年)，後者又成功的傳給道信(殁于六五一年)，道信傳給弘忍(殁于六七五年)。弘忍以後，禅宗分爲南北兩派，北派系屬旁出，沒有繼者也沒有繼續的發展；南派則由慧能(六祖)領導，繼續正統的傳遞(4)，後來雖然經過長期的沈寂，並且幾乎在它的誕生之地消失，卻在日本仍然繁盛。
六祖慧能是一位偉大的宗教天才，而他的生涯標示了遠東禅宗曆史的一個裏程碑。在他以前禅宗可以說是隱退的、靜態的，現在卻活躍的展示出它的特點，並開始將影響力越來越發揚光大，特別是在有思想的人士之間爲然。
他的傳道活動在弘忍死後立即開始。他接引了許多有能力的弟子，由于這些弟子，禅宗得到迅速的發展，並分成數個宗派。其中的臨濟宗和曹洞宗，在唐(六一八年至九○六年)宋(九六○至一二七八年)兩朝代十分盛行，而釀成了禅宗的黃金時代。六祖的說法收集成書，稱之爲《六祖壇經》，列入中文的大藏經之中，被認做是禅宗最權威的著作之一(後面我們要引錄其中一些說法)。
慧能繼承弘忍衣缽的事，有一個有趣的故事。五祖希望在他的許多弟子中選出一個精神上的繼承人。有一天，他宣布，不論何人，凡能證明出自己徹底的宗教見解的，就可以得到他的衣缽，並成爲他合法的繼承人。神秀在諸弟子間以博學聞名，並且精通教義，因之被諸弟子認爲是無可置疑的繼承人。緣著這個機會，他就在禅堂外的牆上寫了一首詩偈表明他的觀點：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所有讀了這首詩偈的人，都深爲贊揚，私下認爲這首詩偈的作者，一定會獲得衣缽的傳授，但第二天早晨當他們醒來，卻驚異的發現旁邊有另一首詩偈：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這首詩偈的作者，只不過是一個毫無地位的行者，他大部份時間都是用來爲和尚們舂米。他是如此不引人注目，以至沒有一個人會把他放在眼中，因此現在整個寺院都哄鬧起來，要看他向衆人所共認的權威挑戰，會有什麼的結果。但五祖已經看出來，這個毫不做作的行者，是衆人未來的領袖，因此決心把衣缽傳給他。然而對于這件事，五祖有他擔心的地方，因爲他的弟子們大部份還沒有開悟到足以看出這個舂米者的詩偈中，深沈的宗教直觀；如果他獨得衣缽，他們會用暴力對付他。因此五祖暗示慧能，半夜到他的房中來，那時和尚們都已熟睡。于是五祖爲了慧能無匹的精神成就，而將衣缽交給他，做爲權威的信物，深信禅宗的未來會比以往更光輝。接著五祖告訴慧能，目前不可露出鋒芒，應當等待適當的時期才公開露面，並宣揚善法。
然而，消息立刻傳遍了整個寺院，一群憤怒的和尚由惠明帶領追逐逃跑的慧能，後者已經遵循五祖的勸告，暗地離開了寺院。當他要越過一個大庾嶺的山道之際，惠明等人趕了上來；慧能把衣缽放在附近的石頭上，對惠明和尚說：“這件法衣，代表著我們的信仰，不是武力所可爭奪的，如果你要，可以取去。”
惠明去取，但法衣重得如山一般。他住手，猶豫，因敬畏而戰抖，終于他說：“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望行者爲我掃除愚昧。”
六祖說：“你既然是爲法來，請把一切心念，不思善不思惡，看看你未生以前的面目是什麼。”(“不思善，不思惡，正于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經這樣一提，惠明立即悟得了一切事物的根本，而這是他一直尋求卻尋求不到的。現在他之了解一切，就如同飲了一杯冷水，感受到它們的沁涼。由于強烈的感動，他汗淚並流，恭敬的走近六祖，行禮說道：“除了這深遠的話中所含的意義之外，還有其他奧秘的東西嗎？”
六祖回答說：“我所指明的事物中沒有隱藏的東西。如果你反觀內在，你會認出你的本來面目，這本來面目是有世界之前即已有的；奧秘在你心中。”
六祖慧能(殁于七一叁年)之後，禅宗分爲兩支，代表者是他的兩個傑出的弟子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六祖是禅宗最後的一祖。他沒有把衣缽傳下去，因爲他不希望再因衣缽之爭而産生像他所遭逢的事情與派系的劃分。因此，我們不得不說，由于六祖，禅宗開了新頁；不僅外在如此，內在亦複如此。宗祖體系破除了，正系、旁系與異端的分別也不再存在；任何領袖，只要在衆人公認的大禅師之下接受適當的熏陶，並且他的精神成就得到禅師的認可，就可以用最適合他個性的方式自由發展禅宗。南嶽(殁七四四年)與青原(殁七四○年)都代表禅宗的正統，只不過一個強調一面，另一個強調另一面。
從南嶽和青原的時期開始，禅宗進展迅速，並且在各階層人士間發生日愈增加的影響，特別是受教育的人士爲然。唐朝，可以說是傳給文明與文化達到頂峰的時期，而佛教也在這段時期徹底本土化。它抛棄了由印度所借來的不合適的服裝，而完全依照中國的習好，用完全屬于中國的材料紡織，裁製了它自己的衣服。雖然佛教的學說方面，中國人的心靈還沒有加以完全的消化，禅宗卻沿著它自己的路線發展，而成爲完全中國化的産物。(稍後我們講到禅宗的信念與實踐時，這點會更清楚。)最偉大的禅師幾乎都出現在這一段時期──從唐朝中期到宋末，大約八百年的時間。許多傑出的學者、詩人、政治家與藝術家都叩訪禅寺，因與禅師交談而心神爲之開豁。禅宗的這些在家弟子帶給中國文化的影響相當大。後來禅宗的真髓雖然已經名存實亡，“中國”(Middle Kingdom)所以重要的廟堂寺院，卻幾乎全都是屬于禅宗的。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想見，禅宗在唐宋的全盛時期影響是何其巨大。
日本
在日本，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兩派禅宗，即曹洞宗與臨濟宗。前者溯源于青原行思，後者則源于臨濟(殁于八六六年)。臨濟宗盛于唐代中期，其本源爲六祖的大弟子南嶽懷讓。曹洞宗由道元于一二二七年傳入日本；他于十叁世紀早期去中國，得到師父青原系的天童如淨(殁于一二二八年)的印證。臨濟宗則由榮西與一一九一年傳入。北條家族──當時實際的政府首領──對于禅學的傳播殊有貢獻。結果這導致中國禅師與日本禅師的經常交流。而隨後叁、四百年間，許多有能力的繼起領袖都致力于保持禅門的興盛。
目前，日本的兩派禅宗經曆著二十世紀佛教的共同命運──即是，處于一種由中世紀的、教條的與保守的精神到進步的、啓蒙的與自由主義精神的過渡階段。臨濟宗是較爲傾向于觀照與智性的，而曹洞宗則較爲傾向于寂靜。曹洞宗在數量上較盛，臨濟宗則在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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