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文前；《忏悔滅罪金光明經傳》抄錄在《金光明經》經文前。且故事與經文字體相同，行款一致，似視故事與經文爲一體。其互爲表裏的作用極爲明顯。後世故事經文分立別行，而經文流行之因由與靈應故事的地位，遂不複如當時之重要。試看房山雲居寺石經第八洞有唐刻《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其正面即刻有《金光明經忏悔滅罪傳》。故事首尾俱完，計13行，行約112字。首題：“《金光明經忏悔滅罪傳》”後有：〈大唐龍興叁藏聖教敘〉，《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可知此靈應故事當時受到重視的一斑。從敦煌寫此類並經流傳的靈應故事，可以窺見當時此類鼓吹抄造持誦專經的靈應故事並經流傳的原貌。
(叁)可資考察佛教疑僞經形成的原因
佛教經典卷帙繁多，流傳過程每因爲求方便而有所抄撮節錄，或截取精華章品，以利諷誦修習。更有基于求取消災、解厄、救護、延壽等現世利益而專擇有關品第者。如《妙法蓮華經》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由大經中摘錄流傳，進而以單品改易篇題，形成另一經典，如《高王觀世音經》等後世所謂的僞經。
敦煌寫本P。3916、P。3239有《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難神驗經卷下》，雖題爲“經”，然實乃靈應故事。
按：此經名《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分上中下叁卷。上卷題爲《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卷上》，尾題省稱作《佛頂心觀世音菩薩經卷上》；卷中題爲《佛頂心觀世音菩薩療病催産方卷中》，卷中尾題省稱作《佛頂心觀世音菩薩經卷中》；卷下題爲《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難神驗經卷下》。此經藏經未收，曆代史志目錄不載。然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甯格勒分所藏西夏文佛經則見有：《佛頂心陀羅尼經》、《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治病生□法經》、《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日本藏西夏文亦有《佛頂心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
又山西應縣木塔發現的遼代秘藏中見有完整的《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6］。此外，房山石經中，亦見有金代皇統叁年(1143)七月十叁日，由施主奉聖州住人李阿安爲生身父母及法界含靈施造的《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經》叁卷，共刻四石七紙。此經無撰譯者姓名，每紙經題之下亦無帙號，當不入藏。
晚近陳燕珠《房山石經中遼末與金代刻經之研究》一書中有雲：
此經未載于各藏，應是古代僧人節錄智通譯《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或菩提流志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之部分經文與部分陀羅尼、再行增潤而成，它是借經附會、用以治病或方便修持度化的疑僞經。［7］
《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難神驗經》原爲《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的靈應故事，因附記在經後以爲見證，並宣揚鼓吹《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之神驗，後經增潤改易，形成另一叁卷經典《佛頂心觀世音菩薩陀羅尼》。其卷中的“療病催産”，卷下的“救難神驗”，均屬與現世利益有關。此乃佛教中國化、民間化、世俗化的必然現象，也是中世疑僞經形成的主要原因。［8］
(四)可藉以考察民間佛經流行的情況
敦煌寫卷《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等一類作品，記錄了受持、讀誦、講說《金剛經》而得到救護、複活、延壽或滅罪等神奇靈應功德的見證。將此類靈驗功德的見證，抄撮安置于經前以流通散布，其突顯現實的利益，極具勸誘作用，此種手法，在佛經流傳的初期經常被用來鼓吹抄寫、受持、讀誦的。如講溫州治中張居道還魂故事的《金光明經忏悔滅罪冥報傳》，抄在《金光明經》前［9］，視爲經文，一並流通；《黃仕強傳》則抄在《普賢菩薩證明經》前［10］，一並流通等情形。對于此經的推廣，實具推波助瀾之功。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十〈曆代衆經應感興教錄〉序文有雲：
......叁聖敬重，藉顧複之劬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征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11］
因此，經由靈應故事中受持、讀誦經典的考察，並參照譯經與講習的情況，將可掌握佛典的流傳與發展的曆史脈絡。試舉《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及《金光明經忏悔滅罪冥報傳》爲例，說明如下：
1。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
《金剛經》的普及與抄本流通量之大，原因之一，即在于此經的持誦功德。所謂“持誦”，是反複念誦某種詞語，有持名念佛、持咒、誦經等。佛教徒誦經是屬于念誦入定法的一種。一般以爲佛經乃佛陀親口宣說，具有無限神力，大乘經典中尤多處宣說讀誦受持大乘經典的功德。因此，乃有專以誦經爲主要修持目的。他們往往限定遍數，長期甚或終身反複地讀誦一經，更在讀誦過程中不知不覺地進入靜定。在曆代佛教史傳中不乏由誦經而入定、開悟之事例。
在《金剛經》的經文中一再強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經受持、讀誦，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從盛唐孟獻忠《金剛般若經集驗記》所引《金剛般若經靈驗記》亦包含有〈救護篇〉、〈延壽篇〉、〈滅罪篇〉、〈神力篇〉等故事的流傳，可見當時信徒對《金剛經》持誦功德的重視情形。
《金剛經》，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或稱《金剛波羅經》，意謂以金剛不壞之志與大智慧之心乘渡彼岸。它是佛經中流行最廣的一部，也是大乘經典中最爲重要的一部。更是中國禅宗藉以弘揚的主要經典。
從五世紀至八世紀的叁百年中，曾經八譯，不難看出此經流行之情況與佛學的發展趨勢。特別是禅宗自梁？菩提達摩于嵩山少林寺開創，始奉宋？求那跋陀譯的《楞伽經》爲印證，傳法慧可、僧燦，隋唐之際，四祖道信參以“般若”法門，其後五祖弘忍以《金剛經》授徒，時勸僧俗持誦。唐鹹亨年間，惠能因鬻柴棄學，不識一字，由聞誦《金剛經》而感悟，乃投五祖門下，因得弘忍傳授法衣，遂爲禅宗“六祖”。惠能倡導頓悟，不專坐禅，對于《金剛經》更加推重，禅宗因之弘大熾盛，《金剛經》也因之更加普遍流傳［12］。此外，唐玄宗曾禦注《金剛經》，這對《金剛經》的普遍流行是有絕對的作用，陳祚龍〈關于李唐玄宗禦注金剛經〉中即雲：“玄宗的禦注和張九齡的請推行內外傳授，使《金剛經》的流行，在當時如日中天，佛門弟子競相讀誦傳抄，法師高僧們，登座敷演，以應聖舉，是很可能的事實。”［13］
從《高僧傳》中的〈誦經篇〉與《續高僧傳》、《宋高僧傳》的〈讀誦篇〉，對各高僧所讀誦的經典做一考查，亦可持與寫經流通的狀況相互映證。
此叁高僧傳所代表的時段，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叁個主要時期。第一期：西元五一九年以前，第二期則爲五一九到六六五年，第叁期則是六六五到九八八年。就上表而言，《法華經》是各時期均流行的經典，《維摩經》盛于中期，《金剛經》的誦讀則特別盛行于後期，即唐高宗至宋真宗這個時段。
唐代《金剛經》盛行的情形，我們可從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有關《金剛經》的資料，顯現著寫本多、注疏多、印本多，以及《金剛經》的俗講經文與有關《金剛經》的贊頌等文獻［14］，似乎可以得到相當的反映。《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在敦煌的佛教經典中也占大多數，屬于最爲通行的五部大經之一。在敦煌遺書中，《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寫本數量之多，可說僅次于《妙法蓮華經》與《大般若經》，而八種譯本中，以後秦鸠摩羅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最爲通行，其他譯本爲數甚微，爲數均不超過十件。
除了寫本多之外，《金剛經》的注疏，數量也相當可觀，僅依一般藏經目錄所載，即多至六、七十種［15］。此一現象，實非其他佛教經典所能比擬。敦煌寫卷所保存的《金剛經》的注疏一類寫卷，也多達八、九十號。不僅有各種不同譯本、寫本、注本的流傳，同時還保存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刻本。英藏有題記“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的刻本《金剛經》，爲今日印刷史上極爲寶貴的資料。此外，巴黎藏敦煌遺書中也有唐代書法名家柳公權書寫上石的拓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另外，北京、倫敦、巴黎均藏有五代“西川過家真印本”的《金剛經》。凡此種種，在在證明了唐五代敦煌僧俗競相抄寫讀誦此經的盛況。
今所知見敦煌寫本有關《金剛經》的題記，根據池田溫編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16］可以判斷抄寫年代的相關寫卷，計有九十件。唐以前僅有二件，均爲隋代。其分布的年代爲：七世紀20件；八世紀26件；九世紀18件；十世紀27件。又據現存敦煌莫高窟四百九十二洞所遺留下來的經變圖來看，有“金剛經變”的，計有十七鋪，屬于中唐的有八鋪，晚唐的有八鋪，一鋪爲中晚唐。此與題記抄寫年代的狀況與上述情形亦相吻合。
敦煌寫卷P。2094《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後抄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在第四五二行有添寫的“遺漏分添六十字”：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于未來世說是經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而在此經尾題下有題記：“布衣弟子翟奉達，依西川印出本內，抄得分數及真言，于此經內添之，兼遺漏分也。”是知此六十字系翟奉達據西川印本添寫上去的。
在今所得見的五代西川印本中，《金剛經》的刻本或轉抄本最多，也顯示出當時人們持誦《金剛經》的風氣熾盛，經生抄寫，已供不應求，于是乃有刻本、印本的産生。其受持、讀誦，神奇經驗見證的功德記，無疑具有相當大的鼓吹作用。［17］
2。《忏悔滅罪金光明經傳》
抄在《金光明經》卷首的〈忏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則爲今所知見敦煌寫本佛經感應故事中數量最多，篇幅最長的一種；也是當時最爲流行的佛教冥報故事之一。按：《忏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的性質，旨在宣揚忏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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