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还魂记》有“道明和尚入冥故事”，内容记叙唐开元寺道明为冥吏误为龙兴寺道明而被拘拿入冥府，因阎罗王见其相貌而疑有误，使道明得蒙洗雪，并得亲眼目睹新样地藏菩萨尊像，还魂后图写丹青，绘列地藏真容的故事。
6。唐京师大庄严寺僧释智兴鸣钟感应记
敦煌写本计有：S。381、S。1625二件。故事记叙唐、道宣的师兄京师大庄严寺钟头释智兴，戒行精淳，慈悲为怀，赖其精诚而神通广大，以鸣钟功德救护阴间受难众生的灵应故事。主要宣扬鸣钟可停毒、息恶、生善心、增正念、除重罪、解脱苦受……等功德。此故事当时即为道宣载入《续高僧传》，道世编入《法苑珠林》。
7。《法华经》感应记(拟题)
敦煌写本P。3023抄录有一则有关持诵《妙法莲华经》的灵应故事。此故事为其他有关的《法华经》灵验记所未见。
8。〈羯谛真言〉感应记(拟题)
敦煌写本P。3142抄录有一则唐大历年间，有女春娘将献祭于神魅，因诵“羯谛真言”，得神佛救护，免难消灾的灵应故事。此故事陈祚龙拟题为“白龙庙记”2［2］，兹依其内容拟题为〈羯谛真言〉感应记。
9。忏悔设斋感应记(拟题)
敦煌写本S。6036，刘铭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因劫经录〉中拟题作“落番贫女忏悔感应记”。依内容似当拟为“落番贫女之子忏悔感应记”或“忏悔设斋感应记”较妥。
10。“普劝事佛文”灵应记(拟题)
敦煌写本S。2713，内容系咸亨元年扬州僧珍宝遇定光佛，得佛指示免灾方法的灵应故事。写本缺题，兹暂依陈祚龙《新集中世敦煌三宝感通录》定名为“普劝事佛文”。
三、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的特质
敦煌写本中所保留下来的佛教灵应故事，虽为数不少；虽然与集录灵应故事的专书如道宣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唐临的《冥报记》等相较，则无论篇数或篇幅均明显不如。但敦煌写本的灵应故事仍有其特质，兹举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每多冠经首流通
佛教灵应故事，主要为念佛、诵经、造经、造像之后，出现感通、灵异等神异经验的记述。其中有相当多具有专为鼓吹抄造某经的灵应记，如《法华经》、《观世音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就宣传目的而言，这些灵应故事理应附经流传，然后世流传藏经史传部、目录部所收录隋唐五代的佛教灵应故事，不论是道宣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历代众经应感兴教录》或唐临的《冥报记》等，仅集录故事，而附经流传均不得见。敦煌写本所保存的灵应故事，则每见附经流传，如《黄仕强传》抄于《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经首；《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抄于《金光明经》经首。故事与经文字体相同，视为一体。
(二)中原与敦煌并行
敦煌写本的灵应故事，主要以中原地区所发生的居多，但同时也有发生于敦煌当地的，如S。381号的《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此写本首题作《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知此灵验事迹当发生于“龙兴寺”。《佛祖统纪？卷三十五》：“玄宗敕天下诸郡建开元寺、龙兴寺”而现存敦煌文献中亦多提及“龙兴寺”，据此观之，可知“龙兴寺”乃唐代敦煌地区著名的大寺院。又首题下署“本寺大德日进附口抄”，文中又云“故录灵验如前记”，可见此写本为龙兴寺僧“日进”口述当时龙兴寺的灵验事迹。且据敦煌其它资料如S。2729号〈吐蕃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等，知“日进”及文中提及的“僧智寂”均系龙兴寺僧侣。
又〈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开头有“大蕃岁次辛巳润(闰)二月十五日，因寒食，在城官僚、百姓就龙兴寺设乐。”按：既称“大蕃”，则其事当在敦煌为吐蕃统治时期。是此一灵验故事当是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敦煌龙兴寺发生之事。
此外，又如S。6036号的“忏悔设斋感应记”，内容为落番贫女之子忏悔的感应故事，虽写卷残缺不全，但仍可见其故事轮廓：
昔有贫女，儿子落在蕃，不知所在。设一小供，愿见儿子。缘家贫乏，豪富者不肯赴斋。其女遂入伽蓝，求(佛)忏悔，恨其贫贱。须臾之顷忽见一老僧问贫女：......“愿求何事？”贫女答曰：“家有小供养，请僧不得。”其老僧便随贫女，受其供养。食讫，乃索一分斋食鞋靴一量：“将与汝儿去。”遂擎出门，便看不见。贫女入家中，不逾食顷，忽见(下缺)
可见此灵应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敦煌，时间也是吐蕃占领敦煌的时期。
(三)故事与经变相应
敦煌写卷《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虽名为“因缘记”，然内容实属灵应故事。此故事流行于中原地区，同时也盛传于敦煌地区，是敦煌写本灵应故事中极具特色的一则。按：刘萨诃，法名慧达，南北朝时的著名高僧，有关他的故事主要有三：一为吴越方面的活动与佛教感应的事情，见于王琰《冥祥记》、庾阐等《佛记》、慧皎《高僧传》及姚思廉等《梁书．诸夷传》的记载。二为他在凉州番禾郡望御谷礼佛，预言瑞像的事情，见载于北周姚道安《制像碑》、唐初道宣《续高僧传》等书及道世《法苑珠林》等。三为敦煌地区流传有关刘萨诃的灵应故事。敦煌地区流传的故事尤具特色，不仅有敦煌写卷《刘萨诃和尚因缘记》，同时更有壁画瑞像相互辉映。在莫高窟第72窟南壁中央绘有《刘萨诃因缘变相》，并有榜题云：
圣容像初下无头时
得圣容像本头安置仍旧时
请得丹青巧匠邈(貌)圣容真身时
请工人巧匠等真身请圣容像时
又有：
刘萨河和坐禅入定时
萨河和尚见□师□以初化时
刘萨河和尚赴发修僧时
刘萨河和尚焚香启愿时
蕃人放火烧寺天降雷鸣时
以霹雳打煞时3［3］
除此之外，该洞壁画南披也全部用了关于刘萨诃的传说4［4］。可见刘萨诃故事在敦煌地区的普遍流行，更是其他灵应故事所罕见。
(四)内容深具史传意义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一书论及隋唐佛教史地撰述时，即将“感应因缘”等作品列于“僧传类”之下，足见此类作品在作为佛教史料方面的重要性。若从敦煌写本灵应故事的内容进行考察，可以看出此类佛教见证式的作品，基本上各篇均清楚交待时间、人物、地点、故事原委，结构完整。既具有小说的要素，亦具有相当程度的事实反映。如《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首题《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知此灵验事迹当发生于“龙兴寺”。唐人〈莫高窟记〉残卷：“……每日每月造尊像而靡穷，或印或模，计俱胝而不极。龙兴、大云之寺，斋堂、梵宇之中；布千佛而咸周，礼六时而莫怠。……公顾谓诸官曰：万里胜邑，地带鸣沙，三危边远，境临昌海……”5［5］。《佛祖统纪》卷三十五：“玄宗敕天下诸郡建开元寺、龙兴寺”，现存敦煌文献中亦多提及“龙兴寺”，如：S。1946、P。2008、P。2738、P。3004、P。3150……等，据此观之，可知“龙兴寺”乃唐代敦煌地区著名的大寺院。敦煌题记中署有“龙兴寺”年代最早的写本为S。2436《大乘起信论述略》卷上，其题记云：“宝应贰载玖月初，于沙州龙兴寺写记”。宝应为唐代宗年号，宝应二年为西元763年，似与《佛祖统纪》所载为玄宗后所建吻合，而北宋时犹存。又首题下署“本寺大德日进附口抄”，文中又云“故录灵验如前记”，可见此写本为龙兴寺僧“日进”口述当时龙兴寺的灵验事迹。全篇内容对人物、地点、故事情节均交待清楚，结构亦称完整，叙事力求具体有据，此正与唐临《冥报记》一类灵验小说强调真人真事的宗教经验特色相同。凡此均说明敦煌灵应小说具有反映佛教历史的特色。
四、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研究的意义
灵应故事的流传并非敦煌地区所独有，且时代也早在六朝即产生。敦煌文献中的佛教灵应故事，就量而言，远不如藏经史传部、目录部所收录及唐、唐临《冥报记》，宋、李昉编《太平广记》等载录的多，然其特质，带给整理者相当的研究意义，兹举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可丰富唐五代佛教小说的内容
敦煌是唐代西陲的交通重镇，中西文化交流的孔道，中土文物，快速传播。然中唐以后，时为土蕃占领，后为归义军治理，交通时隔，文物流传不易。基于此一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灵应故事，也就有中原地区流传去的，同时更有敦煌地区所产生的。中原传去的大都见存于佛教史传感应记的，当然也有为现存感应记诸书所未载的。而敦煌当地所产生的则大抵为未见于其他载录。因此，敦煌写本佛教灵应故事的整理与研究，由文献的角度看，至少可丰富唐五代佛教小说的内容。如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十九则故事中，第八则“隋僧灵寂事”、第十三则“天水郡司法王绰事”、第十四则“朱士衡不敬三宝事”均未见于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孟献忠《金刚般若集验记》……等书。其它如《黄仕强传》、《还魂记》“道明和尚入冥故事”……等以及敦煌地区所产生的灵应故事，如《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忏悔设斋感应记”等均为后世所不传，当可丰富唐五代佛教小说的内容。
即使故事见于其他载籍的，然因传说记叙，故事多有详略，情节亦见歧异，且文字亦多所异同，亦具校勘及比较研究之价值。
(二)可觇灵验故事并经流传的原貌
专为鼓吹抄造持诵某一经典的灵应记，后世流传的相当多，不论《观世音灵验记》、《法华验记》、《金刚经集验记》……等佛教灵应故事的集录，乃至《太平广记》一类小说的编辑，大抵多是“辄闻所录，集为此记”。因此，灵应故事附经流传的情形，后世则不易见。
敦煌写本所保存的灵应故事，则每见附经流传，如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十九故事抄撮在《金刚经》经文前；《黄仕强传》抄录在《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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