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文前；《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抄录在《金光明经》经文前。且故事与经文字体相同，行款一致，似视故事与经文为一体。其互为表里的作用极为明显。后世故事经文分立别行，而经文流行之因由与灵应故事的地位，遂不复如当时之重要。试看房山云居寺石经第八洞有唐刻《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其正面即刻有《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故事首尾俱完，计13行，行约112字。首题：“《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后有：〈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叙〉，《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可知此灵应故事当时受到重视的一斑。从敦煌写此类并经流传的灵应故事，可以窥见当时此类鼓吹抄造持诵专经的灵应故事并经流传的原貌。
(三)可资考察佛教疑伪经形成的原因
佛教经典卷帙繁多，流传过程每因为求方便而有所抄撮节录，或截取精华章品，以利讽诵修习。更有基于求取消灾、解厄、救护、延寿等现世利益而专择有关品第者。如《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由大经中摘录流传，进而以单品改易篇题，形成另一经典，如《高王观世音经》等后世所谓的伪经。
敦煌写本P。3916、P。3239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卷下》，虽题为“经”，然实乃灵应故事。
按：此经名《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题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卷上》，尾题省称作《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经卷上》；卷中题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催产方卷中》，卷中尾题省称作《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经卷中》；卷下题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卷下》。此经藏经未收，历代史志目录不载。然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西夏文佛经则见有：《佛顶心陀罗尼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治病生□法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日本藏西夏文亦有《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
又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秘藏中见有完整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6］。此外，房山石经中，亦见有金代皇统三年(1143)七月十三日，由施主奉圣州住人李阿安为生身父母及法界含灵施造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经》三卷，共刻四石七纸。此经无撰译者姓名，每纸经题之下亦无帙号，当不入藏。
晚近陈燕珠《房山石经中辽末与金代刻经之研究》一书中有云：
此经未载于各藏，应是古代僧人节录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或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之部分经文与部分陀罗尼、再行增润而成，它是借经附会、用以治病或方便修持度化的疑伪经。［7］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原为《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的灵应故事，因附记在经后以为见证，并宣扬鼓吹《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之神验，后经增润改易，形成另一三卷经典《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其卷中的“疗病催产”，卷下的“救难神验”，均属与现世利益有关。此乃佛教中国化、民间化、世俗化的必然现象，也是中世疑伪经形成的主要原因。［8］
(四)可藉以考察民间佛经流行的情况
敦煌写卷《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等一类作品，记录了受持、读诵、讲说《金刚经》而得到救护、复活、延寿或灭罪等神奇灵应功德的见证。将此类灵验功德的见证，抄撮安置于经前以流通散布，其突显现实的利益，极具劝诱作用，此种手法，在佛经流传的初期经常被用来鼓吹抄写、受持、读诵的。如讲温州治中张居道还魂故事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冥报传》，抄在《金光明经》前［9］，视为经文，一并流通；《黄仕强传》则抄在《普贤菩萨证明经》前［10］，一并流通等情形。对于此经的推广，实具推波助澜之功。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众经应感兴教录〉序文有云：
......三圣敬重，藉顾复之劬劳；幽明荷恩，庆静倒之良术。所以受持读诵，必降征祥；如说修行，无不通感。［11］
因此，经由灵应故事中受持、读诵经典的考察，并参照译经与讲习的情况，将可掌握佛典的流传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试举《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及《金光明经忏悔灭罪冥报传》为例，说明如下：
1。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
《金刚经》的普及与抄本流通量之大，原因之一，即在于此经的持诵功德。所谓“持诵”，是反复念诵某种词语，有持名念佛、持咒、诵经等。佛教徒诵经是属于念诵入定法的一种。一般以为佛经乃佛陀亲口宣说，具有无限神力，大乘经典中尤多处宣说读诵受持大乘经典的功德。因此，乃有专以诵经为主要修持目的。他们往往限定遍数，长期甚或终身反复地读诵一经，更在读诵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进入静定。在历代佛教史传中不乏由诵经而入定、开悟之事例。
在《金刚经》的经文中一再强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从盛唐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亦包含有〈救护篇〉、〈延寿篇〉、〈灭罪篇〉、〈神力篇〉等故事的流传，可见当时信徒对《金刚经》持诵功德的重视情形。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或称《金刚波罗经》，意谓以金刚不坏之志与大智慧之心乘渡彼岸。它是佛经中流行最广的一部，也是大乘经典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更是中国禅宗藉以弘扬的主要经典。
从五世纪至八世纪的三百年中，曾经八译，不难看出此经流行之情况与佛学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禅宗自梁？菩提达摩于嵩山少林寺开创，始奉宋？求那跋陀译的《楞伽经》为印证，传法慧可、僧灿，隋唐之际，四祖道信参以“般若”法门，其后五祖弘忍以《金刚经》授徒，时劝僧俗持诵。唐咸亨年间，惠能因鬻柴弃学，不识一字，由闻诵《金刚经》而感悟，乃投五祖门下，因得弘忍传授法衣，遂为禅宗“六祖”。惠能倡导顿悟，不专坐禅，对于《金刚经》更加推重，禅宗因之弘大炽盛，《金刚经》也因之更加普遍流传［12］。此外，唐玄宗曾御注《金刚经》，这对《金刚经》的普遍流行是有绝对的作用，陈祚龙〈关于李唐玄宗御注金刚经〉中即云：“玄宗的御注和张九龄的请推行内外传授，使《金刚经》的流行，在当时如日中天，佛门弟子竞相读诵传抄，法师高僧们，登座敷演，以应圣举，是很可能的事实。”［13］
从《高僧传》中的〈诵经篇〉与《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的〈读诵篇〉，对各高僧所读诵的经典做一考查，亦可持与写经流通的状况相互映证。
此三高僧传所代表的时段，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主要时期。第一期：西元五一九年以前，第二期则为五一九到六六五年，第三期则是六六五到九八八年。就上表而言，《法华经》是各时期均流行的经典，《维摩经》盛于中期，《金刚经》的诵读则特别盛行于后期，即唐高宗至宋真宗这个时段。
唐代《金刚经》盛行的情形，我们可从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有关《金刚经》的资料，显现着写本多、注疏多、印本多，以及《金刚经》的俗讲经文与有关《金刚经》的赞颂等文献［14］，似乎可以得到相当的反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敦煌的佛教经典中也占大多数，属于最为通行的五部大经之一。在敦煌遗书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本数量之多，可说仅次于《妙法莲华经》与《大般若经》，而八种译本中，以后秦鸠摩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通行，其他译本为数甚微，为数均不超过十件。
除了写本多之外，《金刚经》的注疏，数量也相当可观，仅依一般藏经目录所载，即多至六、七十种［15］。此一现象，实非其他佛教经典所能比拟。敦煌写卷所保存的《金刚经》的注疏一类写卷，也多达八、九十号。不仅有各种不同译本、写本、注本的流传，同时还保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英藏有题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刻本《金刚经》，为今日印刷史上极为宝贵的资料。此外，巴黎藏敦煌遗书中也有唐代书法名家柳公权书写上石的拓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另外，北京、伦敦、巴黎均藏有五代“西川过家真印本”的《金刚经》。凡此种种，在在证明了唐五代敦煌僧俗竞相抄写读诵此经的盛况。
今所知见敦煌写本有关《金刚经》的题记，根据池田温编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6］可以判断抄写年代的相关写卷，计有九十件。唐以前仅有二件，均为隋代。其分布的年代为：七世纪20件；八世纪26件；九世纪18件；十世纪27件。又据现存敦煌莫高窟四百九十二洞所遗留下来的经变图来看，有“金刚经变”的，计有十七铺，属于中唐的有八铺，晚唐的有八铺，一铺为中晚唐。此与题记抄写年代的状况与上述情形亦相吻合。
敦煌写卷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后抄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第四五二行有添写的“遗漏分添六十字”：
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说是经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而在此经尾题下有题记：“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是知此六十字系翟奉达据西川印本添写上去的。
在今所得见的五代西川印本中，《金刚经》的刻本或转抄本最多，也显示出当时人们持诵《金刚经》的风气炽盛，经生抄写，已供不应求，于是乃有刻本、印本的产生。其受持、读诵，神奇经验见证的功德记，无疑具有相当大的鼓吹作用。［17］
2。《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
抄在《金光明经》卷首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则为今所知见敦煌写本佛经感应故事中数量最多，篇幅最长的一种；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佛教冥报故事之一。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的性质，旨在宣扬忏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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