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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論述的角度，是以中國佛教思想發展及傳播的角度，來探討幾個中國文學大課題在曆史流變中，受到佛教思想影響所産生的文學現象。其中最有意義的是第叁章，這一章可謂對中國文學重要的文類文體都照顧到了。且對各文類文體的評述，能夠綜合過去學者研究的成果，加上自己的見解，用條列式的方法，抓住每一文類文體受佛教影響的特色，令人能獲致清晰而核心的概念。
因此此書可以給我們對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的幾個重要課題，提供一個曆史線索鳥瞰式的理解，並可由其中挖掘問題深入研究。
B.泛論類
(一)、《中印文學關系研究》裴普賢著，臺北商務書局，1968年，初版。
此書雖然付梓于六○年代末，但完稿皆甚早，由作者的〈後記〉中，可知在1958年即完稿並在香港大學的雜志上發表了。
其書中指出中印文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其關鍵始于佛典的翻譯。並言在其前有梁啓超、胡適等研究做前導，中印文學成爲許多學者的研究對象。但尚未有系統化的論述，因此本書是將我國文學受印度文學影響的各方面，做一總的考察。
全書采單篇論文結集的形式，先論梁啓超、胡適的研究成果。再論佛經翻譯文學的文體及其影響、以及佛教對聲明學、我國詩人、小說、戲劇的影響；也提到印度非佛教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以及漢譯佛典對印度文學的貢獻等單元。
全書可謂對中印文學的關系，作曆史性鳥瞰性的泛論，此書著成甚早，前輩學者開拓研究領域功不可沒。
(二)、《佛教與中國古典文學》陳洪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
此書以文學四體─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分述佛教的影響，主要也是由曆史的角度進行“描述”的工作。在文學四體內，也並非做源流演變類有系統的敘說，而是在每個文類內選擇幾個主題來寫，寫得亦不深入有些泛泛寫來，但有些主題選得很好，很有後繼研究的意義。例如：〈6。散文中的僧徒形象：和尚碑傳文─僧侶遊處的記述〉、及〈7。散文中對佛教勝迹的記述─有關佛刹的記述描寫─對佛教其他造型藝術的記述。〉〈11。小說中變形的佛、菩薩、羅漢〉、〈12。小說中聖俗不一的僧衆〉這些主題皆可以曆史、社會學、文學的角度再予深入研究。
C.斷代類
(一)、《唐代文學與佛教》平野顯照著，張桐生譯，見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92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6年。
此書是世界佛學譯叢的編者藍吉富先生邀請旅居日本在福岡大學任教的張桐生女士翻譯的。藍教授在出版前言中雲：
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學者，大都知道佛教與唐代以來的文學，有很深的關系。遺憾的是對這種關系作深入研究的人，在國內學術界甚爲罕見。因此，應該是中國文學研究界熱鬥話題的“唐代文學與佛教”這一種書，必須要去迻譯外國著述來開拓國人的學術視野，這委實是令人很遺憾的。
平野顯照先生的日文版應在昭和53年已完成(1978)，因此算是這個領域最早的專書。
這本書的章節大抵分爲叁個部分：一是唐代正統文學中詩人，共討論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隱叁位。另一部分是俗文學中的講唱文學。再來則是有一章談到唐代小說與僧房佛寺及缁徒的關系。由于是單篇論文的彙集，全書章節間，乃至各章的各節間似乎沒有什麼很大的連貫性。在研究方法上以考據爲主，所關乎的課題都較細微支節，例如談到唐小說與佛教的關系，只著重在唐代寺院可以是小說家會談集會的場所，小說的産生和佛寺有關等；以及略略提及僧人在小說中的形象，和佛教在小說裏是用來助長故事的起伏和內容的變化等。
雖然本書對唐代佛教文學的研究非全面性，處理的問題也較細微，但卻在問題點的發掘上或很細致或具啓發性。例如討論李白詩中“金粟如來是後身”的用語意涵；另外如〈伍子胥變文考〉，可看出伍子胥故事有其探索的空間，而國內張瑞芬教授即在這主題上加以開拓，有《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研究》一書。(文大、中文碩論文，1985年)
(二)、《唐代文學與佛教》孫昌武，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臺北，谷風，1987。
這本書充滿了作者由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對佛教的批判，動辄以“迷信”、“唯心主義”、“陷入佛教騙局”、“悲觀主義”等來描述他所研究的唐代文人被佛教的“宗教毒素所麻醉”。因此本書在佛教思想對唐代文人思想、信仰、生活態度的影響評論部分，是相當偏頗的。比較可取的是就佛教對唐代文人在文學形式與技巧方面的影響。但這部分的評論也有可議之處，如在論〈唐五代的詩僧〉中言：
另外，晚唐以後詩的創作走了下坡路；詩僧創作卻大大增加，這又是個文學上的畸形現象，也是詩壇衰敗的症候。
但有關詩僧不興盛在唐詩全盛的盛唐，而産生在中晚唐。另有大陸學者從禅宗在唐代是晚唐達到了全盛這個觀點，來解釋晚唐詩僧興盛，且詩僧中又以禅僧最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注8)這應是較客觀有據的看法。此外本書對唐代佛教文學的研究，也只偏重在幾個文人如韓愈、柳宗元、王維、白居易及詩僧的探討。此書是單篇論文集成，研讀此書，宜披沙揀金。
二、佛經翻譯文體(譯經文體)的研究
(一)、〈佛經的翻譯文學〉胡適出自《中國白話文學史》，臺北，遠流，1986二版。
在哲地加定和孫昌武的書中，都以“漢譯佛典”爲第一章，可見“漢譯佛典”的文體對中國文學起了很大的影響。而首先有系統論述漢譯佛典文學價值及對中國文學影響的中國學者是胡適。
胡適之所以會注意到佛教的翻譯文體，主要是認爲相對于骈偶古文，佛經的翻譯文體是一種“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胡適爲提倡白話文，所以在中國文學的長河裏尋找白話文的系統而寫成了《中國白話文學史》一書；而其中的第九、十兩章則是〈佛教的翻譯文學〉。
胡適認爲佛經的翻譯文學給中國文學史上開了無窮新意境、創了不少新文體，添了無數新材料。進一步地說：
(1)由于譯經大師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來翻譯佛經，造成一種文學新體。佛寺禅門遂成爲白話文與白話詩的重要發源地。
(2)佛教文學最富想像力，啓發了中國浪漫文學的産生。
(3)佛經的故事、小說、戲劇形式，以及韻散夾雜的文體，對後代小說、彈詞、平話、戲劇的發達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胡適的這些觀點，可謂具有開創性的，他首先提出譯經文體的特殊性，及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余國藩教授進一步闡釋認爲胡適提出印度文化和其幻想文學的傳入，以及其“上天下地”、“毫無拘束”的取向，大大的解放了中國的傳統文章。也就是指出印度文學曾爲中國人提供一種“懸空結構”的文學體裁，純屬創造性的作品已獲致認可。也就是說佛教曾爲虛構文學提供素材，引進新的文學與語言形式。(注9)
(二)、《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蔣述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初版
本書是由環繞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的數篇論文組成的。
作者認爲佛經的翻譯與中古文學思潮二者間是互動互滲的雙向關系。中國僧人以及文人的參與譯經，一方面將中國文風帶入了翻譯，另一方面又從佛經的翻譯中吸收了佛經文學遣詞造句及文學描寫的風格。這種雙向交流，必導致中國文學理論與佛經翻譯理論的相互融合與滲透。例如作者在〈四聲與佛經的轉讀〉與〈齊梁浮豔藻繪文風與佛經傳譯〉二篇文章中就試圖力陳其觀點，從佛經傳譯的經典內容、修辭遣字的用語，及名僧與名士清談等的善辯論談，以及宣傳唱導內容的聲情之妙等方面，指出佛經傳譯對齊梁浮豔藻繪文風，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另外在〈玄佛並用與山水詩的興起〉一文，提出(1)玄學與佛學思辨性的理論及方法，給山水詩的産生提供了深厚理論基礎。(2)玄佛二家理想人格的討論、推動了山水審美觀的發展，山水詩的産生。(3)佛教造像以及玄佛在“形象”認識上互相吸收，對山水詩産生的影響。
在〈志怪小說與佛教故事〉一文中，將佛教影響志怪小說的內容與類型，分爲叁種類型：(一)故事基本結構的襲用(二)借用佛教部分情節摻入本國故事中(叁)故事類型的襲用(按：此所指“類型”爲某種“觀念”，例如夢幻人生類型、因果報應類型等)。
但文中也有可爭議的問題，例如指出中國志怪小說中的離魂故事類型出自佛經故事。並引康僧會所譯《舊雜譬喻經》卷下的故事爲證，但觀經文是死後識神摩娑其骨，而非活時靈魂出竅。縱觀佛經故事似無活時靈魂出竅的故事。離魂故事或許應和道教出陰神或陽神的觀念較有關連吧！
此外，從北朝社會背景及石窟造像的佛菩薩形象多顯得沈重充滿憂患感、悲涼感，以及多苦修像、多本生佛傳故事中的割肉舍身等，和彌勒造像最多代表人們寄望來生等等，突顯出北朝佛教悲苦沈重寄望來生的形象；又從北朝在宗教上重坐禅追求神通而不重義理研究等；綜合歸納出佛教對北朝質樸悲涼文風的影響。
綜觀此書許多觀點都很新穎，然論述立論似嫌不夠周全，若能在許多主題上再深入研究，則其論點可補充中國文學史上忽略佛經傳譯對中古文學無論在創作、理論等各方面的影響。
叁、有關各種文類的研究
A.小說
I.志怪
(一)、《佛典？志怪？物語》王曉平，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初版。
這本書是以漢譯佛典、與中國志怪小說、以及日本物語叁者的對比比較研究。從翻譯、主題學、接受美學等角度來進行研究。
貫穿全書的線索是“主題學研究”，因此作者探討了不少在佛典、志怪、物語都有的同一主題。研究它們材料的異同，與其中反映的民族禮俗與風情。例如根據…
《中國當代佛教文學研究初步評介－以臺灣地區爲主(丁敏)》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