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佛德樹崩塑，如大象牙析，如高山岩摧，如大牛角脫。佛今舍身壽，世間諸天人，無所複歸仰，失恃怙如是。如虛空無日，如國無倉藏，如華池被霜，衆華皆摧傷。世尊舍軀命，寂潛于泥洹，一切有形類，莫不失精榮。(寶雲譯《佛本行經·大滅品》)
佛典敘事說理，常常采用詩歌的形式。通常是在散文的敘述之間或之後，加說一個有韻的“偈”，來概括大意，顯示要點。如上面引的前一例，句法整齊，聲音協調，內容精煉，雖然是說理，卻有相當大的感染力量。也有通篇采用詩歌的形式的。如上面引的後一例，全篇是一首兼用四言、五言、七言的長敘事詩，無論就篇幅說還是就內容的奇偉、描寫的絢麗說，都富有文學意味。
從上面的簡單介紹可以知道，在中國文學史上，佛典翻譯同樣是一件大事。它使中國文學的寶庫中增加了大量的財富，它還使魏晉以後的文學作品受到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第二章 佛教與中國正統文學
魏晉以後，佛教在中國成爲勢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關系(注2)，中國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濃厚的佛教成分。文學是生活的反映，它自然也要受到佛教的影響。關于佛教在中國正統文學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確地估計是困難的。一個原因是，佛教教義經過長期的宣揚、傳播，其中一部分已經同中國的傳統思想融合到一起，成爲影響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這種力量的表現可以是顯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強烈的，也可以是細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細微的，那就比較難于辨認。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正統文學，從魏晉算起，有一千幾百年的曆史，其中包括無數的作家，不同的文體，要將這些巨細不遺地指出來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對于中國的正統文學，佛教的影響是廣泛的，深遠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說，如果仔細分析，許多表面看來與佛教無關的作品，其實是長期在佛教思想影響下的中國文化的産物。在這方面，內容是豐富的，情況是複雜的，這裏只能擇要介紹一下梗概。以下分作叁部分談：一、詩，二、文，叁、詩文評。
一、詩
對于中國詩歌，佛教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叁個方面：一是詩的格律，二是詩的語言，叁是詩的內容。
(一)詩的格律
從體裁方面看，中國舊詩可以分作兩大類：一類是古體詩，一類是近體詩(包括律詩和絕句)。古體和近體的分別，主要表現在格律的自由和嚴格上：古體比較自由；近體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長短和多少，押韻有一定的規矩以外，在聲音的平仄方面還要受嚴格的限製(注3)。近體詩講究平仄協調，同中國語言文字的性質有密切的關系。中國文字是方塊的，一個字代表一個音節，加以字音有聲調的不同，所以易于講求對偶，講求平仄協調。但是聲律學說在南朝齊梁之際興起，因而促成近體詩的迅速形成和發展，卻是受到佛教的影響。中國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寫作，也重視聲音和諧，但只是“始判清濁，才分宮羽”(注4)。有關聲律的比較細密的理論，是南朝齊永明年間沈約、謝朓等提出來的。《南史·陸厥傳》說：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微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又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裏說：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書·沈約傳》說：
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
沈約等人倡導的永明體，在中國詩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爲從此以後，中國詩才有意識地走向格律化。永明體關于格律的規定是所謂“八病”說，就是在詩句中要避免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種病態(注5)。八病說的理論基礎是有關四聲的知識，也就是“將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至于四聲的發現以及四聲說的成立，據陳寅恪考證，是受佛經轉讀的影響。他說：
我們想，沈王之時還是草創，以後愈演愈繁，到李百藥才完備。”(中冊389頁)
所以適定爲四聲，而不爲其他數之聲者，以除去本易分別，自爲一類之入聲，複分別其余之聲爲平上去叁聲。綜合通計之，適爲四聲也。但其所以分別其余之聲爲叁者，實依據及摹擬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叁聲。而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叁聲又出于印度古時聲明論之叁聲也。據天竺圍陀之聲明論，其所謂聲Svara者，適與中國四聲之所謂聲者相類似。即指聲之高低言，英語所謂pitchaccent者是也。圍陀聲明論依其聲之高低，分別爲叁：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叁曰anudātta。佛教輸入中國，其教徒轉讀經典時，此叁聲之分別當亦隨之輸入。至當日佛教徒轉讀其經典所分別之叁聲，是否即與中國之平上去叁聲切合，今日固難詳知，然二者俱依聲之高下分爲叁階則相同無疑也。中國語之入聲皆附有k、p、t等輔音之綴尾，可視爲一特殊種類，而最易與其他之聲分別。平上去則其聲響高低相互距離之間雖有分別，但應分別之爲若幹數之聲，殊不易定。故中國文士依據及摹擬當日轉讀佛經之聲，分別定爲平上去之叁聲。合入聲共計之，適成四聲。于是創爲四聲之說，並撰作聲譜，借轉讀佛經之聲調，應用于中國之美化文。(注6)
六朝時期宣揚佛法，有導師，有經師。導師擅長唱導。“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注7)也就是用通俗的語言，隨緣設譬，宣揚佛教教義。經師擅長轉讀。轉讀是用有韻律的語言歌詠佛經經文。“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呗；
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贊則號爲梵音。”(注8)慧皎《高僧傳》爲不少經師立傳，說他們“響韻清雅，韻轉無方”，“響調優遊，和雅哀亮”，“巧于轉讀，有無窮聲韻”。(注9)至于經師轉讀爲什麼偏偏在南齊永明年間影響沈約等人創立四聲說，陳寅恪認爲：
建康爲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爲善聲沙門及審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間發生相互之影響，實情理之當然也。經聲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極于齊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習轉讀，故始能于夢中詠誦(注10)。然則竟陵王當日之環境可以推知也。雞籠西邸爲審音文士抄撰之學府，亦爲善聲沙門結集之道場。永明新體之詞人既在“八友”之列，則其與經呗新聲製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關涉，自無待言。……(周顒)與沈約一爲文惠之東宮掾屬，一爲竟陵之西邸賓僚，皆在佛化文學環境陶冶之中，四聲說之創始于此二人者，誠非偶然也。(注11)
由此可見，在南朝齊梁之際，沈約等人是受到佛經轉讀的啓發，才提出四聲的理論；然後把四聲的理論運用到詩的格律上，因而開創了永明體。永明體是唐朝嚴格的律詩的前鋒，此後，近體詩迅速地成長、發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詩壇的地位。推源溯流，這個影響是很重大的。
近體詩重視格律，限製多，流弊是引導人們重形式而輕內容，因而阻礙了詩體的自由發展。但是也要承認，格律的形成，是要求詩的聲音具有音樂美的自然趨勢。比較下面四首詩(前兩首是齊梁以前的，後兩首是唐朝的)，我們就會知道，在詞句的精煉方面，在音韻的铿锵方面，近體詩在詩的演化史上是向前邁了一大步。
1．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古詩十九首》之一)
2．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阮籍《詠懷》之一)
3．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王維《山居秋瞑》)
4．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球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杜甫《詠懷古迹》之一)
(二)詩的語言
除了少量的民歌之外，中國的詩都是文人的贈答抒情之作。語言是文人習用的典雅的文言，要有辭藻，有韻味。佛典裏有大量的敘事說理的頌贊，譯成中文，成爲語句勻稱的質樸無華的白話詩。這樣的詩，風格與中國本土的詩迥然不同，辭采、音律都不很講究，但是內容深厚，語句通俗，有很強的勸說的力量。隋唐以來，佛教經典成爲家喻戶曉的讀物，于是就影響一部分詩人，用質樸的白話寫一些明道言志的詩。這裏面最出名的是唐朝初年的王梵志。他的詩集早已失傳，近年來在敦煌的寫本裏發現了一些。下面舉幾首爲例：
1．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
2．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3．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叁窠。熱即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其後還有傳說的詩僧寒山。下面舉幾首爲例：
1．東家一老婆，富來叁五年。昔日貧于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東邊複西邊。
2．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訪。昨吊徐五死，今送劉叁葬。終日不得閑，爲此心淒怆。
3．有個王秀才，笑我詩多失。雲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注12)
出身士大夫階層的文人不喜歡通俗，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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