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佛教的發展到了隋唐，進入了一個獨立創宗的時期，也走上了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佛教于漢代末年傳人中國，始盛于東晉時期。當時由于經典傳譯未廣，學者理解也不深刻，對于佛典的理解也主要附和中國固有的觀念。而僧人在傳譯之時也有意迎合中國人的觀念，以取得一個異域民族在文化與心理上的認同。羅什人長安後，廣譯般若妙典及龍樹中觀論著。羅什及其弟子僧肇，于中土傳播關河般若學，試圖擺脫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的附庸地位，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但是這種試圖脫離中國文化影響的努力，雖曾博得一時的贊揚，但終不能有所發展。緊跟著傳人的是涅槃經類的佛典，由于涅槃經類宣揚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塗人可以爲禹”、“人人皆可以爲堯舜”的觀念相通，也適應了當時飽受封建門閥製度之苦，渴望乎等的平民百姓的現實需要，所以涅槃佛性的思想一度風靡于佛學界，成爲佛學思潮的主流。佛教進入南北朝時期，由于帝王士大夫的大力提倡，譯出的經典更多。此一時期的佛經傳譯者，不僅僅局限于經典的翻譯，而且更加重視經典的講習。他們通常以某一經典爲權威，而專門講說此經，故形成南北朝六師學派，但只是對經論的講說與闡釋而已，並無統一的理論，不成系統，尚未成爲獨立的宗派。到了隋唐時期，隨著政治上的統一，中國佛教由各派紛爭的局面走向統一創宗的形勢。此一時期，教派風起，因每派各有自己的理論和教義，故通稱爲宗，如天臺宗、華嚴宗、叁論宗、法相宗、禅宗等等。隋唐諸宗的學說，並非謹守經說，而是層出新解，多有創新。湯用彤先生就說：“隋唐佛教，承漢魏以來數百年發展之結果，五花八門，演爲宗派。且理解漸精，能融會印度之學說，自立門戶，如天臺宗、禅宗，蓋可謂純粹之中國佛教也。”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頂峰，自此以後，中國佛教的發展走向下坡路，唯有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的禅宗，由于是完全中國化的佛教，得到了中國人普遍而持續的認同，所以能得以延續曆史的發展軌迹，並成爲中國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理論建樹上來看，隋唐佛教更注重從心性的角度來诠釋佛教，心性論漸成中國佛教的主要問題，而佛教中的解脫論也由此圍繞心性問題而展開。天臺宗提出“一念叁千”之說，從衆生現前之一念心來展開對佛教本體論、解脫論等基本問題的討論。華嚴宗則建立一真心法界觀，從真心法界的角度來诠釋佛教的一系列的基本問題。法相宗則直承印度唯識宗，主張唯識無境及唯識觀心法門，顯然也是以研討心性爲中心。禅宗更是被稱作心的宗教，提倡明心即性，見性成佛。唯有叁論宗，對心性問題著墨不多，但它並非隋唐佛教的主流。隋唐佛教既然以心性論爲主要課題，故對涅槃問題的理解，也是以心性論爲基礎。天臺宗即是圍繞“一念叁千”說來論述即妄即真的中道實相涅槃。華嚴宗則是圍繞衆生本覺真心說來論述事事無礙的法界涅槃。禅宗更是注重自心的解脫，其涅槃思想集中體現爲“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另外，隋唐佛教的涅槃問題重點集中于生死即涅槃、世間即出世間問題的討論，並把能否圓滿地解決生死與涅槃、世間與出世間的矛盾，作爲評判理論教說高下的根據之一。總的說來，隋唐佛教都試圖溝通世間與出世間、生死與涅槃之間的隔閡，而力求在理論與實踐上實現此岸與彼岸的統一、生死與涅槃的不二。並且著重于從心性的角度來整合兩個存在界，體現了中國佛教涅槃說的世俗化傾向。賴永海先生曾概述過中國佛性說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現實，淡薄世間與出世間的界限，以致最後把出世之佛教變成世俗化的宗教。”這雖然是對中國佛性學說特點的概括，其實也適用于概括中國佛教涅槃學說的特點。佛教的世俗化，反映了佛教迎合統治階層利益的需要，以取得統治者支持和保護的曆史現實，同時也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與傳統文化融合的必然結果。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具有濃厚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中國人的主流觀念中，並沒有什麼死後往生的彼岸世界，他們關注的是如何對待和處理現實的實際生活。如孔子就說過：“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莊子也說過：“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而中國哲學則注重從現實生活中尋找精神的超越，實現經驗世界與超越世界的統一。如莊子說：“獨于天地精神往來而傲睨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馮友蘭先生曾將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概括爲“極高明而道中庸”。這種特點轉化爲佛教的語言，就是“生死與涅槃不二”、“不斷九界而成佛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隋唐佛教涅槃學關注的重心轉向如何實現生死與涅槃的統一，如何在衆生界而成就佛界，實是受到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化的影響的必然結果。

　　本編選取最富有創見、最具有中國佛學特色的天臺宗、華嚴宗與禅宗作爲中心來探討隋唐佛教的涅槃觀念的具體內涵及其特點，從一個側面來揭示隋唐佛教作爲純粹的中國佛學所具有的理論特色和創新之處。

《佛教的涅槃思想(單正齊)》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