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教的发展到了隋唐，进入了一个独立创宗的时期，也走上了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于汉代末年传人中国，始盛于东晋时期。当时由于经典传译未广，学者理解也不深刻，对于佛典的理解也主要附和中国固有的观念。而僧人在传译之时也有意迎合中国人的观念，以取得一个异域民族在文化与心理上的认同。罗什人长安后，广译般若妙典及龙树中观论著。罗什及其弟子僧肇，于中土传播关河般若学，试图摆脱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附庸地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这种试图脱离中国文化影响的努力，虽曾博得一时的赞扬，但终不能有所发展。紧跟着传人的是涅槃经类的佛典，由于涅槃经类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涂人可以为禹”、“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相通，也适应了当时饱受封建门阀制度之苦，渴望乎等的平民百姓的现实需要，所以涅槃佛性的思想一度风靡于佛学界，成为佛学思潮的主流。佛教进入南北朝时期，由于帝王士大夫的大力提倡，译出的经典更多。此一时期的佛经传译者，不仅仅局限于经典的翻译，而且更加重视经典的讲习。他们通常以某一经典为权威，而专门讲说此经，故形成南北朝六师学派，但只是对经论的讲说与阐释而已，并无统一的理论，不成系统，尚未成为独立的宗派。到了隋唐时期，随着政治上的统一，中国佛教由各派纷争的局面走向统一创宗的形势。此一时期，教派风起，因每派各有自己的理论和教义，故通称为宗，如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宗、禅宗等等。隋唐诸宗的学说，并非谨守经说，而是层出新解，多有创新。汤用彤先生就说：“隋唐佛教，承汉魏以来数百年发展之结果，五花八门，演为宗派。且理解渐精，能融会印度之学说，自立门户，如天台宗、禅宗，盖可谓纯粹之中国佛教也。”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自此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走向下坡路，唯有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禅宗，由于是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得到了中国人普遍而持续的认同，所以能得以延续历史的发展轨迹，并成为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建树上来看，隋唐佛教更注重从心性的角度来诠释佛教，心性论渐成中国佛教的主要问题，而佛教中的解脱论也由此围绕心性问题而展开。天台宗提出“一念三千”之说，从众生现前之一念心来展开对佛教本体论、解脱论等基本问题的讨论。华严宗则建立一真心法界观，从真心法界的角度来诠释佛教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法相宗则直承印度唯识宗，主张唯识无境及唯识观心法门，显然也是以研讨心性为中心。禅宗更是被称作心的宗教，提倡明心即性，见性成佛。唯有三论宗，对心性问题着墨不多，但它并非隋唐佛教的主流。隋唐佛教既然以心性论为主要课题，故对涅槃问题的理解，也是以心性论为基础。天台宗即是围绕“一念三千”说来论述即妄即真的中道实相涅槃。华严宗则是围绕众生本觉真心说来论述事事无碍的法界涅槃。禅宗更是注重自心的解脱，其涅槃思想集中体现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另外，隋唐佛教的涅槃问题重点集中于生死即涅槃、世间即出世间问题的讨论，并把能否圆满地解决生死与涅槃、世间与出世间的矛盾，作为评判理论教说高下的根据之一。总的说来，隋唐佛教都试图沟通世间与出世间、生死与涅槃之间的隔阂，而力求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此岸与彼岸的统一、生死与涅槃的不二。并且着重于从心性的角度来整合两个存在界，体现了中国佛教涅槃说的世俗化倾向。赖永海先生曾概述过中国佛性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现实，淡薄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以致最后把出世之佛教变成世俗化的宗教。”这虽然是对中国佛性学说特点的概括，其实也适用于概括中国佛教涅槃学说的特点。佛教的世俗化，反映了佛教迎合统治阶层利益的需要，以取得统治者支持和保护的历史现实，同时也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人的主流观念中，并没有什么死后往生的彼岸世界，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对待和处理现实的实际生活。如孔子就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庄子也说过：“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而中国哲学则注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精神的超越，实现经验世界与超越世界的统一。如庄子说：“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傲睨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这种特点转化为佛教的语言，就是“生死与涅槃不二”、“不断九界而成佛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隋唐佛教涅槃学关注的重心转向如何实现生死与涅槃的统一，如何在众生界而成就佛界，实是受到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影响的必然结果。

　　本编选取最富有创见、最具有中国佛学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作为中心来探讨隋唐佛教的涅槃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特点，从一个侧面来揭示隋唐佛教作为纯粹的中国佛学所具有的理论特色和创新之处。

《佛教的涅槃思想(单正齐)》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