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可以梳理出製度性的社會福利觀、施舍性的慈悲福利觀和功利型的因果福利觀等若幹形式[8]，並能夠在每一種福利觀之中尋找到叁種相應的佛教行動模式。在與其製度性社會福利觀相互適應的層面上，構成一種“政教型佛教經濟”；在與其施舍性慈悲福利觀彼此適應的形式上，構成的是“弘化型佛教經濟”；而在其功利型因果福利觀層面之上，佛教僧侶乃至信徒們建構出來的，則是一種“靈驗型佛教經濟”模式。

　　福 利 觀

　　經濟行動

　　製度性的社會福利觀

　　政教型佛教經濟

　　施舍性的慈悲福利觀

　　弘化型佛教經濟

　　功利型的因果福利觀

　　靈驗型佛教經濟

　　正是這樣叁種類型的經濟行動，可說是當代中國佛教經濟活動的主要模式。它們左右著中國佛教神聖與世俗的關系處理，它們製約著佛教寺院經濟在承擔部分社會公益事業的行動特征，同時，它們也在直接影響著無數佛教信徒，在接近佛教、了解佛教，接受它們的功德文化而信仰佛教。

　　或許，這麼些慈善服務的宗教行動方式，在今後佛教經濟的發展中，有可能按福利國家的各種社會福利活動中，所隱含的公義(justice)、權利(right)、非個人性(impersonal)與常規性(regular)，建構一種“製度化行善”(institutionalized charity)的經濟模式，把佛教對于行善布施和功德福報的強調，作爲回向給八方衆生的“非對稱性交換關系”(asymmetrical reciprocity)。

　　就佛教經濟的邏輯本身而言，當代中國的佛教經濟，如何能夠超越了佛教領袖的個人認知慣習、同時亦超越了佛教信仰者個人間的神聖崇信行爲，把佛教經濟活動的公共意義，予以進一步的製度化設計，以形成社會價值整合的連帶關系(social solidarity)，即如何讓寺廟、佛教經濟成爲人們日常生活、社會經濟的一個必要的構成部分，如何使佛教、寺院經濟成爲社會經濟的一個有機構成，進而把佛教經濟與社會福利、佛教倫理與經濟倫理之間的壁壘雙向打通。這才是目前中國佛教寺院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

　　倘若是一個已經具備了現代社會管理製度的寺廟，同時也擁有了能夠進行現代社會組織經濟管理人才的現代寺廟，那麼，人們擔心的事情，似乎就不是佛教應當不應當從事社會經濟活動，而是如何去從事社會－經濟活動，如何在佛教進入社會的機製設計層面下功夫，社會如何爲佛教經濟之活躍提供應當的公共空間。如果該空間狹小，或難以容納佛教經濟之能量，那麼，就會存在一種製約寺院經濟活動的製度化隔閡，從而難以建構一種製度型的佛教行善模式，難以建構爲一種“概化的權利與義務”(generalized rights and obligations)及其社會共識(social principles)。[9]

　　殊不知，這才是佛教發展的瓶頸，而非人們斤斤計較的浮在表面的寺院經濟現象。對此，不知諸位有識之士，以爲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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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秦晖《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中西公益事業史比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223頁。

　　[2] 謝和耐《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7頁。

　　[3] 趙匡爲、李革《關于宗教界參與經濟活動問題的一些思考》，上海：《當代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

　　[4] 宗教組織作爲免稅非營利社會團體，乃國際公認的准則。參Salamon , Lester M. & Helmut , K. Anheier (eds.), 1997, Def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297.

　　[5] 鄭志明《臺灣寺院經濟資源的運用問題》，“中國宗教社會學：現狀與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7月，北京。

　　[6] 孫健靈《佛教經濟學論綱》，《佛學研究》，2002年。

　　[7] 吳雲岑、梁炳新《淺析我區寺院經濟現狀及對策建議》，《西藏研究》，1994年第4期。

　　[8] 王順民《當代臺灣地區宗教類非營利組織的轉型與發展》，第92頁。

　　[9] 王順民《當代臺灣地區宗教類非營利組織的轉型與發展》，第266－267頁。王氏之論，說明以西方基督教宗教團體或個人所從事的社會公益事業，雖然他們的慈善行動亦屬于個別性(personal)而非正式性(informal)，但其本質上基于一種不可改變的神人關系，進行公益活動的目的卻是一種“單向交換關系”，卻是一種“神聖性的行善”(sacred charity)，是一種“製度化的行善”行爲，是爲了榮耀神而做的事情，故能從中衍生一種“正義倫理”邏輯，走向馬克斯·韋伯所言之形式理性或普遍性倫理製約。

　　(原載《覺群》2006年第5期)

《寺院經濟是佛教發展之必需》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