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缺乏平等的和平，難爲真正的和平。
正是在這個意義之上，平等成爲了倡導和平的不二法門，因爲有平等，才有和平，所以平等與和平是一體兩面的真理。所謂“衆生平等”，上自諸佛菩薩，下至有情含識，都有生命的尊嚴，都有生存的權利。因爲提倡生權，讓宇宙間的生命同體共生，才會有真正的平等；因爲有平等，才有民主；因爲有民主，才會有自由。佛法講的“心、佛、衆生，叁無差別”；就是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價值前提。
平等與和平是一個一體兩面的真理，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五、佛教智慧觀的和平內涵
佛教的和平思想，是佛教智悲圓滿的最好體現。在其心地和平的層面，慈悲的思想著重于心靈精神的和諧，而智慧的淨化則致力于人的知識的作用。它們的相輔相成，正好構成心地和平的兩個方法及其途徑。
與西方思想史關于知識的定義比較，佛教作爲智慧與慈悲之教。智慧和知識的區別，即wisdom和knowledge的區別。前者是深邃的人生智慧，後者則是科學知識類別。西方思想的“智”不斷進行知識分化的傾向；佛教中智慧與慈悲一貫和合，作用人生。所以，佛教的知識與慈悲緊密聯系而爲智慧。
佛教的智慧，即“般若波羅蜜”的般若。在戒、定、慧“叁學”之中，智慧的“慧”被放在最後，但“戒、定、慧”叁者密切相連。如從“八正道”來說，首舉的就是“正見”。說明智慧是佛教的本意，提供基礎的作用，是根本種智。所以，佛教強調智慧即慈悲的意義，希望將智慧轉變成慈悲而對世人發揮作用。智慧離開了慈悲，也會變質爲世間的一般知識。正是因爲如此，佛門的智慧深深，不僅僅是具體的知識改造作用，而且還與人間和平緊密相關。
在西方文明史當中，知和信，知識和信仰、或理性和信仰被假設成二元的，其知信本源表現爲二元對立。與此比較，佛教則主張“知信”一元。“靠信入，靠智度”。“知”潛藏在“信”的內裏，知信一元。因此，人類的精神問題直接成爲知、信、行的一元整合，並通過身、口、意(行動、語言、思想活動)叁業的行爲，直接顯露佛教智慧的實踐性和人間性。所以，對比西方式的“知”，佛教“知”的特性更明確，和平思想特色更爲鮮明。佛教強調的戒、定、慧互爲一體，而身爲和合僧者就是以叁學爲規範的和平實踐者。這就是佛教智慧和平觀的基本思想。
在以衆生覺悟爲己任的菩薩理想之中，佛教教義之中有著“菩薩五智”的說法，指的是能夠覺夢而通達諸法的通達智；能夠憶持過去事而不忘失的隨念智；能夠觀令衆生修習的安立智；可以觀一切法隨緣和合的和合智；能夠隨意所欲而無不滿足的隨意智。其中的和合智，就是佛教教義之中面對諸種緣分、應機和合的一種智慧，實際上，這是一種專門處理不和、面對不平等等現象的宗教智慧。
由于佛教哲學的和平特性，和合智慧成爲了佛教智慧乃至中國人人際關系處理方式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六、儒佛調和的和平立場
佛教的“慈悲”愛人境界，立足于人們生活的淨化與和睦，與中國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忽施于人”的“恕道”大致如出一轍。佛教講“怨親平等，”儒教講“泛愛衆，而親仁”等等，都提倡人間的溝通與親近和睦。
佛教的和合思想特征，還表現在佛儒合流的曆史上。爲適應中國儒家思想的要求，佛教及其思想家在“忠”、“孝”兩大層次上用功深刻。佛教曾大力宣揚孝與忠的儒家倫理，一再主張佛儒倫理的互動和一致。著名的慧遠和尚還直接提出“佛儒合明”論，認爲“內外之道，可合而明”，充分體現了佛教思想的調和功能。一些著名的佛教學者也熱衷于儒佛兩教的融合，直接地把儒教與佛教等同起來，以爲“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特別是爲了適宜儒教思想中有關“人皆可以爲堯舜”的聖人理想，竺道生還提出了影響十分深遠的中國佛性論——“一閘提亦可成佛”，主張一切衆生本有佛性。這樣，佛教或儒家，都可以把釋迦牟尼、老子、孔子同時稱爲中國文化的叁大“聖人”。
至于宋明理學的形成和發展，也是儒佛直接融合的結果。儒家思想直接引入了佛教思想體系之中的本體論、人性論、認識論及佛教哲學的思辯方法。儒家思想家認爲，佛教的“不住色，不著相”以及對于法我二執的破除，是可以和儒家否定人欲的思想觀點相通的，從而構成了儒佛思想“聯姻”的中介。
其次，在哲學本體論的層面，佛教華嚴宗、天臺宗、禅宗思想之中的某些思想方法，也成爲了宋明理學建立過程之中的思想資源。禅宗的“心者，萬法之根本，一切諸法，唯心所生”，以及“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的思想特征，也直接啓發了宋明理學家“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題的提出和論證。
還有天臺宗“性具善惡”的說法，禅宗“世人性本清淨”的命題，也影響了儒教理學人性論的形成。著名的理學家周敦頤還直接吸取了華嚴宗把人性比做蓮花的方法，認爲蓮花的特征是在泥而不染，所以人性也應該像蓮花這樣，“在世而不爲世法所汙”。以此清淨的源頭視爲天理、人的至善本性，成爲理學之中人性理論的一大思想特征。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文明的演變曆程中，佛教思想的調和功能得到了最好的體現。換句話來說，正是因爲佛教思想文化本身的和平性格，導致了它在儒佛對話之間所采取的調和立場，在中華文明的和平思想傳統的構成當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並且將其影響延伸到了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之中，成爲中國人現代社會行動方式的一種製約——帶有神聖畏懼的意義製約。
《因緣和合——佛教和平觀的現代意義》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