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等小乘叁學出發；有的從經典的內容出發，各自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多方面的嘗試。到了隋代，佛典的分類基本形成以大小乘、經律論來安排的格局。作爲這種分類法的代表，是隋法經等所撰的《衆經目錄》(簡稱《法經錄》)，它在大小乘、經律論外，還安排了西域賢聖及此方諸德著述一欄，從而確定了大藏經結構的基本格局。
此後，大藏經的結構雖有所調整，但基本上以上述分類法爲主。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長安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成《開元釋教錄》，進一步完善了以前的分類法。智昇設計的大藏經結構如下：
1、大乘經
1-1，般若部 1-2，寶積部 1-3，大集部
1-4，華嚴部 1-5，涅槃部 1-6，五大部外諸重譯經
1-7，大乘經單譯
2、大乘律
3、大乘論
3-1，大乘釋經論 3-2，大乘集義論
4、小乘經
4-1，小乘單重合譯 4-2，小乘單譯
5、小乘律
6、小乘論
6-1，有部身論 6-2，有部足論
6-3，毗婆娑支派及余派
7、聖賢集傳
7-1，梵文翻譯集傳 7-2，此方撰述集傳
智昇以後，曆代大藏經絕大部分都沿襲了這一分類法。近代學者梁啓超先生在他《佛家目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一文中說：“要之，《開元錄》一書，踵《內典錄》之成軌，而組織更加綿密，資料更加充實，在斯學中，茲爲極軌”。智昇在其《開元錄》中集前代之大成，創一時之新風，垂千年之典範，顯現出了我國古代文獻學方面的相當高的水平。
叁、大藏經的合帙與分帙方式
大藏經的一大特點就是數量龐大。南北朝時期，一部大藏經可達3000余卷。到了唐代，數目擴展到了5000余卷。這麼多的佛典放在一起，是很不方便于查找檢索的，再者，有的佛經僅一部就有幾十卷甚至上百卷，如果不用一種適當的方式把它們集中在一起，任其散置，就根本無法尋找。因此，古代僧人便仿照傳統書籍的方式，將佛經每十卷左右分作一個小單元，稱作“一帙”，用一塊帙皮包卷起來。梁代沈約在《內典序》中稱：“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帙異卷分”[7]。說明當時的佛典，已經采用合帙這種方式了。
早期合帙的，僅是一些多卷本的大部頭佛典，如把50卷本的《晉譯華嚴經》分作五帙等，大藏經形成後，則按照大藏經的結構體系，將一些內容與性質相近的小經也分別合帙。這樣便出現叁種合帙的方式：一是一部數十卷或數百卷的大經分作若幹帙的；二是一部十卷左右的經自成一帙的；叁是若幹部小經合爲一帙的。
所謂“帙號”是指選用某一部經名或某一單字，用來作爲該帙藏經的標志或代表。在寫本大藏經中，帙號一般都書寫在帙皮上。自刻本大藏經産生後，帙號還是刊刻在每卷經的首頁、末頁及每版的版首或中縫處，當大藏經由卷軸式改爲折裝式後，原來的帙皮也演化成書函式的函套，此時帙號便書寫在函套上。
從現有的經錄來看，最早完整地記載大藏經合帙情況的，是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道宣律師所撰的《大唐內典錄·入藏錄》。該《入藏錄》共收經800部，3361卷，分成326帙，並逐一注明合帙的情況。
合帙以後，整部大藏經分成了若幹帙，形態上出現了新的組合。原來用的軸、簽等標示名目的方法，已不再適合新形式的需要，于是新的標志法也就應運而生。先後出現的分帙方法主要有：經名標志法、經名帙號法、定格貯存法、千字文帙號法等多種。其中千字文帙號法最爲完善，應用也最久，從北宋至民國的千余年間所有的大藏經，均是采用千字文標號。而其它叁種分帙方式多用在寫本大藏經上，或被廣泛地使用在各種經錄上面，雖久已不被采用，但對于早期大藏經的研究，還是大有裨益的，茲介紹如下：
經名標志法是大藏經合帙産生後，首先出現的一種標志法。它是由此前的書簽發展而來的，具體方法是：
(一)、一部經分作多帙：
如《大法矩陀羅尼經》，一部20卷，應分作兩帙，便標志作：
“《大法矩陀羅尼經》，第一帙 ，第二帙”。
(見敦煌遺書伯3432號)
(二)、一部經自成一帙：
如《十住斷結經》，一部10卷，本身作一帙，便標志作：
“《十住斷結經》，一帙。10卷”。
(見敦煌遺書斯2142號)
(叁)、多部經合作一帙：
如《無所有菩薩經》，4卷；
《觀察諸法經》，4卷；
《佛藏經》，4卷；
上述叁部經在《入藏錄》中合爲一帙，在敦煌遺書中卻標志作：
“《無所有菩薩經》，叁部十二卷，一帙”。
(見敦煌遺書伯3432號)
由此可知，凡屬多部經合作一帙的，在標志時均只依據經錄標出該帙經的第一部經名，並標著總卷數，有時也標著部數等。在這裏出現的這個經名，實際上已不再代表這部經本身，而是代表了這部經所在的那一帙經，所以將這種標志法稱作“經名標志法”。
經名帙號法，是在經名標志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佛藏帙號標志法。下面特以敦煌遺書伯3010號爲例，分爲多部經合作一帙，一部經自成一帙及一部經分作多帙叁種情況，來了解一下經名帙號法的使用特點。
(一)、多部經合作一帙：
如《大方等十輪經》等叁部，帙號標爲“輪”。
《維摩诘經》等五部，帙號標爲“诘”。
從上面例證可以看出，凡屬多部經合作一帙的，均系從第一部經的經名上撷取某一單字作爲該帙的帙號，在撷取時似乎並沒有什麼一定之規。
(二)、一部經自成一帙：
如《入楞伽經》，10卷，帙號標爲“伽”。
《賢劫經》，12卷，帙號標爲“劫”。
從上可知，一部經自成一帙的，則從該經的名稱上撷取某一單字，作爲該帙的帙號。撷取的方法，似乎也沒有什麼一定之規。
(叁)、一部經分作多帙：
當一部經分作多帙時，有如下兩種情況：
1、列出帙號：
如《大菩薩藏經》，20卷。
帙號標爲：“第一帙，藏一；第二帙，藏二”。
2、不列帙號：
如《放光般若經》，20卷。
帙號標爲：“《放光般若經》，第一帙，第二帙”。
從上面所列的叁個部分來看，經名帙號法主要用于多部經合作一帙的時候，而在一部經自成一帙，一部經分作多帙的時候，它似乎與經名標志法在混合使用。或者說，它只是經名標志法的一種輔助手段。
經名標志法和經名帙號法的最大缺點便是無序。由于無序，既不能反映大藏經的整體性，也不能反映本帙在大藏經中的位置。一部好幾百帙的大藏經，如果任意堆放，就很難從中找到所需要的經典，也很難進行管理。故而我國古代的僧人們創造了一種定格貯存法來存放大藏經，與經名標志法和經名帙號法相配合。
在道宣律師《大唐內典錄·入藏錄》中有關于當時長安西明寺大藏經所用的定格貯存法的完整記錄，我們現在便可據此複原出當時的貯存方法：
大立櫥一個，豎向分爲左、中、右叁大間，每間又分九個橫隔，其中左邊第二、第四兩層橫隔又分成二個小隔間。存放經卷時，大體按照先上後下，先中間，後左右的次序。每一帙存放于哪一格中固定不變，並用牓標明。這樣一來，便可達到“依別入藏，架閣相持。帙、軸、簽、牓標顯名目，須便抽檢，絕于紛亂”[8]的要求了。具體情形列表如下：
左 間 中 間 右 間
一隔 大乘經重譯 8帙 小乘經一譯 6帙 大乘論 10帙
二隔 同上 14帙 同上 14帙 同上 25帙
叁隔 小乘經一譯12帙 同上 11帙 同上 16帙
四隔 同上 11帙 同上 13帙 小乘論 46帙
五隔 同上 13帙 同上 12帙 同上 12帙
六隔 同上 3帙小乘重譯 6帙 同上 10帙 同上 9帙
七隔 小乘律 10帙 大乘經重譯 12帙 賢聖集傳 10帙
八隔 同上 11帙 同上 12帙 同上 8帙
九隔 同上 7帙
千字文帙號，即以《千字文》來作爲大藏經的帙號。《千字文》是南北朝時梁朝的周興嗣編寫的，在《梁書》中明確記載有：“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高祖辄稱善，加賜金帛”[9]。這部書所選用的一千個字，都是古書上的常用字，互不重複，四字一句，每句成文，前後連貫，壓有韻腳，適應了兒童識字造句的需要。因此，從南北朝到清末的1400多年中，成爲了影響最大流傳不衰的童蒙讀物，可以說凡識字者人人皆背得滾瓜爛熟。由于大藏經需要一種有序的文字作帙號，而《千字文》有一千個互不重複的字，又是識字者人人會背的，這真是天造地設，似乎是專爲用作大藏經帙號而准備的。
用《千字文》作帙號的方法如下：將全藏經典依其結構體系依次排列好，然後按照篇幅多少分成帙，每帙大約是10卷經左右，如遇到一些很短的小經，一帙可能包括20多卷甚至更多。分好之後，用帙皮將它們包卷起來，按照各帙的先後順序與《千字文》逐一配置，每帙給一個千字文號。例如第一帙爲“天”號；第二帙爲“地”號；以下依次爲“玄”、“黃”、“宇”、“宙”、“洪”、“荒”……等。帙號一般均寫在帙皮上，刻本藏經爲了使板片不錯亂，還將帙號刻在每一塊板片上。
采用《千字文》作帙號後，有序的千字文帙號便將數千卷佛典組織爲一個有機的整體。只要對佛典的結構體系稍有了解，便可以憑借帙號大體判斷出該帙在藏經中的位置，隨而大體上判斷它的內容。此外，采用《千字文》作帙號，還有一個優點，就是通過帙號把這一帙的經典相對固定下來了。從而使這種統一的藏經在千年的流傳過程中，再也沒有發生散失湮沒的情況。
采用《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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