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作帙號，是我國古代僧人的一大創舉，王重民先生在《中國目錄學史論叢》中說，千字文帙號“可以說是我國現存最古的排架號。那時候，排架號和索書號是統一的，這種千字文的編號也可以說是我國最古的索書號。從這些特征，可以極清楚地認識到在公元八世紀初葉，我國圖書館在藏書和取書上的技術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科學的程度”。因此，該帙號被發明出來後，曆代沿用不衰，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大藏經的書寫及裝幀形式
從總體上講，古代佛經的書寫形式與古代其它書籍的書寫形式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過早期的佛典。主要是以寫本爲主，采有的是卷軸裝，而後期的佛典大多是雕版印刷，以經折裝和方冊裝(線裝)居多。
東漢以後，紙張逐漸成爲我國書寫的主要材料，早期的佛典就是以紙爲載體，傳抄下來的。當時的書寫方式是：抄寫時，第一張紙起首空二行，先寫書名。另起一行寫正文，正文寫完後，末尾另起一行再寫書名、卷數。有時還寫上抄寫人姓名、抄寫時間、用紙數、文章總字數，甚至校對人、審閱人、監事人的姓名等，有的還附有抄寫人的題記。內容較長的經文，一張紙往往抄不完，可以換一張紙接著抄，有時也接著抄在背面。一部用多張紙抄寫的經典，在抄完之後，便按順序把這些紙粘接起來，成一橫幅。橫幅的長短，視經典的內容而不等。短卷有兩叁張紙，長卷有十幾張紙的。在此，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數萬號佛經，爲今人研究古代佛經的書寫形式，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所謂“卷軸裝”，就是用一根木棒、竹竿或其它圓形器物做軸心，把橫幅紙卷尾部粘套在軸上，然後圍繞著這根軸心，從左至右卷束起來，再把最外一層的末端用堅韌空白紙或絲織品製作的所謂“褾”固定起來，在褾頭上再配上一條帶子，帶子的下面系上一個簽子，便可把佛典卷捆好。這就是卷軸裝的經典，亦稱“卷子書”。
卷軸裝的佛典，經名一般均寫在卷首，一打開就能看見。但爲了方便起見，有的寫在卷首背面，稱爲“簽題”或“書簽”。這樣一抽出卷軸，不用打開就能看見。在敦煌遺書中，經常可以見到這類書簽。但是，如果典籍過多，堆放在書架上面，書簽就會被壓住，無法一目了然。于是，古人便想出另一種辦法，在軸頭上用絲線懸挂一個書簽，標明該卷的經名、卷次等。“邺侯家鄉書，插架叁萬軸，一一懸牙簽，新若手未觸”[10]。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在傳世的大藏經中，北宋以前的寫本佛典采用的均是卷軸裝；在刻本大藏經中，早期《開寶藏》與大字本《契丹藏》仿照寫本藏經，是卷軸裝；而《趙城金藏》承襲了《開寶藏》，故而也是卷軸裝。
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佛教在我國有了相當的發展，這就引發了人們對經典的大量需求。由于寫本經書費工、費時，已無法充分滿足這種要求，這就從一個側面促使人們去改革書籍的生産方法。無比勤勞、智慧，並具有卓越創造才能的勞動人民，終于在公元七世紀發明了大量生産書籍的新技術——雕版印刷術。
早期的印刷術，就是將文字、圖畫雕刻成印板，然後用水墨刷印到紙上。這種雕版印刷，起源于先秦以來的印章、封泥的使用和石刻碑文的捶拓。根據曆史記載和考古發現，雕版印刷術始于唐代。明人邵經邦在《弘簡錄》中說，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曾下令雕印長孫皇後編寫的《女則》，這說明早在唐初即已開始有印本書了，而現存最早的實物，便是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唐鹹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剛經》。
這部經高30.5厘爲,長488厘米,全經用七個印張粘貼而成。卷首扉畫是現今存有最早的版畫,畫有釋迦牟尼佛說法圖,其後便是《金剛經》全文，在卷尾還镌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的題記一行，無論圖畫和字都雕刻得渾樸凝重，精美異常。這部舉世聞名的唐代刻本佛經，上個世紀初剛一面世，便被英國人斯坦因竊去，實在令人切齒痛心。
自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曆代大藏經除采用卷軸裝以外，最爲流行、采用最多的裝幀方式還有經折裝(梵筴裝)和方冊裝(線裝)兩種。
卷軸裝的佛經不僅翻檢費事，而且頌讀起來也頗爲不便。因此，佛教徒們對卷軸裝佛經進行了改革，將卷成長卷的佛經，按照一定的長闊度，一反一正反複折疊起來，後面托以素紙，使其成爲前後連接的折子，然後，再在頭尾加上比較厚的封面、封底。考究的還用布、帛、絹、绫裱成冊頁，它翻閱起來成爲折疊狀的本子，合起來則成爲一本長方形的書冊，這就成爲“經折裝”。因爲它先是佛教徒參照了印度“貝葉經”的裝幀形式，用來裝訂佛經的。所以又被稱爲“梵筴裝”。
傳世的經折裝佛典，數量最多，流傳的時間也最久。早期的傳本就有五代的佛經。大量攫取我國敦煌石窟寶物的斯坦因，在《敦煌取書經》中說：“又有一冊(五代時)佛經。印刷簡陋，然頗足見自舊型轉移以至新式書籍之迹。書非卷子本，而爲折疊而成，蓋此種形式之第一部也”。又如宋刻本《經律異相》卷二十一，在折縫處便刻有字、卷、頁數和刻工姓名，後面裝有可以折放的厚紙板，並附有書簽。當看完後，便可以把厚紙板折合起來，然後插上書簽，類似後來的函套，非常便于閱讀和保藏。這是我國古代佛典的裝幀技術，從卷軸製度正式進入冊葉製度的一次重大轉變。
由于經折裝佛典，不僅在閱讀、翻檢、保管、收藏方面比卷軸裝更爲方便，而且在製作、材料方面比卷軸裝省工、省時、省料，所以它出現不久，就取代了卷軸裝的地位，成爲曆代大藏經的一種主要裝幀方式。自北宋以後，《崇甯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碛砂藏》、《普甯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楊家經場藏》、《萬曆藏》、《龍藏》等絕大部分，均采用了經折裝。
自明代中葉起，對于大藏經的裝幀又有了新的變化，開始使用線裝來製作成方冊藏。線裝書的出現，是我國裝幀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進。由于這種裝訂形式適應了書籍出版的客觀需求，很快得到了普及、推廣，並最終成爲佛經的主要裝幀方式，在此後的叁四百年間，基本上是線裝書的一統天下。直到今天，用宣紙、連史紙或毛邊紙印製的古籍，或仿古影印本，仍然采用這種裝訂形式。
線裝的具體方法是：將刷印好的書頁按版心中縫折疊，字面向外，背面向內，然後依次疊放，再把書皮切裁成與書頁大小相同的兩張紙，一張做封面，一張做封底，分別放在疊好的書頁的上面和下面，在靠近書背處按照書籍的大小寬窄，用錐子打上幾個孔眼，最後穿上棉線或絲線即可。一般線裝書打四個孔，稱爲“四眼訂線法”；較大的書則在上下兩角再各打一個孔，稱爲“六眼訂線法”。
線裝大藏經的封面、封底用紙，在色澤和質量上是頗爲講究的。在色澤上，一般多采用米黃、栗殼或磁青等色，在質量上要求軟硬適度、韌性較強的紙，故多常用棉連紙、羅紋紙、高麗紙、山西皮紙等。此外，爲了防止書角受到磨損，還往往配上包角，或在封面裏襯以對書頁起到一定保護作用的護頁，有些則完全采用絹、绫、錦、綢來製作書皮，顯得更加精致典雅。
線裝書牢固、美觀，封面、封底又柔韌可卷，閱讀起來非常方便，它的許多優越性，即使是現代的平裝或精裝書也無法比擬。故而我國明代的《嘉興藏》、民國的《頻伽藏》、《普慧藏》，均采用了線裝方冊本這種裝幀方式。
以上所述，便是我國曆代大藏經所采用的叁種主要裝幀形式，裝幀形式的演變，完全是與我國圖書的發展曆程相同步的。早期的“卷軸裝”，並不適宜佛典的普及與使用，卻是中國廣泛流行的一種裝幀方式，從中可以使人感受到外來佛教走進中國、邁向社會的軌迹；折本大藏經的久盛不衰，除了是爲仿製印度“梵筴裝”，體現這種宗教情結之外，讀誦的方便，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在清代“線裝本”早已占據主導地位，而《龍藏》依然采用這一裝幀方式，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其終究無法逆轉圖書發展的進程。線裝方冊本最終在大藏經上的廣泛使用，是曆史的必然。
五、大藏經的版本特征
我國的大藏經，在宋代以前，均是以“寫本”形式流通，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大藏經也呈現出顯著的特征。漢文雕版大藏經，流傳至今並有確切實物驗證者，共有二十一部，下面就以時間爲線索，結合每一部大藏經的版本特征，做一簡要說明：
宋代共刻有《開寶藏》、《崇甯藏》、《毗盧藏》、《資福藏》、《圓覺藏》、《碛砂藏》等六部漢文大藏經。其中《開寶藏》是官刻本，其余均是私刻本。
《開寶藏》，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命宦官張從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開雕，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共有經板十叁萬塊。初刻是以唐智昇《開元錄·入藏錄》爲依據，共收經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千字文帙號自“天”至“英”。本藏爲卷軸裝，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用小字刻有經名、板號、帙號，卷末刻有雕造的年月。後于鹹平、天禧、熙甯年間曾多次修訂，增入《貞元錄》入藏經典及宋代新譯經典1580卷，全藏增至653帙，6620卷左右，並改正彌補了初刻時的若幹謬漏。
《開寶藏》是我國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經，但可惜的是，全藏早已佚失，傳世本極爲珍稀。現存年代最早的印本爲刻于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大般若經》卷五八一，“李”字號殘卷。
《崇甯藏》，北宋福州東禅寺私刻大藏經，也是我國第一部私刻大藏經。開雕于宋神宗元豐叁年(公元1080年)，完成于宋徽宗崇甯叁年(公元1104年)。共收經1430余部，5700余卷，分作564函。千字文編號自“天”至“勿”。本藏是我國首次采用經折裝的大藏經，每版30行，折爲5個半頁，每半頁6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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