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作帙号，是我国古代僧人的一大创举，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说，千字文帙号“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那时候，排架号和索书号是统一的，这种千字文的编号也可以说是我国最古的索书号。从这些特征，可以极清楚地认识到在公元八世纪初叶，我国图书馆在藏书和取书上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科学的程度”。因此，该帙号被发明出来后，历代沿用不衰，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大藏经的书写及装帧形式
从总体上讲，古代佛经的书写形式与古代其它书籍的书写形式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早期的佛典。主要是以写本为主，采有的是卷轴装，而后期的佛典大多是雕版印刷，以经折装和方册装(线装)居多。
东汉以后，纸张逐渐成为我国书写的主要材料，早期的佛典就是以纸为载体，传抄下来的。当时的书写方式是：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正文写完后，末尾另起一行再写书名、卷数。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用纸数、文章总字数，甚至校对人、审阅人、监事人的姓名等，有的还附有抄写人的题记。内容较长的经文，一张纸往往抄不完，可以换一张纸接着抄，有时也接着抄在背面。一部用多张纸抄写的经典，在抄完之后，便按顺序把这些纸粘接起来，成一横幅。横幅的长短，视经典的内容而不等。短卷有两三张纸，长卷有十几张纸的。在此，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号佛经，为今人研究古代佛经的书写形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所谓“卷轴装”，就是用一根木棒、竹竿或其它圆形器物做轴心，把横幅纸卷尾部粘套在轴上，然后围绕着这根轴心，从左至右卷束起来，再把最外一层的末端用坚韧空白纸或丝织品制作的所谓“褾”固定起来，在褾头上再配上一条带子，带子的下面系上一个签子，便可把佛典卷捆好。这就是卷轴装的经典，亦称“卷子书”。
卷轴装的佛典，经名一般均写在卷首，一打开就能看见。但为了方便起见，有的写在卷首背面，称为“签题”或“书签”。这样一抽出卷轴，不用打开就能看见。在敦煌遗书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类书签。但是，如果典籍过多，堆放在书架上面，书签就会被压住，无法一目了然。于是，古人便想出另一种办法，在轴头上用丝线悬挂一个书签，标明该卷的经名、卷次等。“邺侯家乡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10]。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传世的大藏经中，北宋以前的写本佛典采用的均是卷轴装；在刻本大藏经中，早期《开宝藏》与大字本《契丹藏》仿照写本藏经，是卷轴装；而《赵城金藏》承袭了《开宝藏》，故而也是卷轴装。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佛教在我国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就引发了人们对经典的大量需求。由于写本经书费工、费时，已无法充分满足这种要求，这就从一个侧面促使人们去改革书籍的生产方法。无比勤劳、智慧，并具有卓越创造才能的劳动人民，终于在公元七世纪发明了大量生产书籍的新技术——雕版印刷术。
早期的印刷术，就是将文字、图画雕刻成印板，然后用水墨刷印到纸上。这种雕版印刷，起源于先秦以来的印章、封泥的使用和石刻碑文的捶拓。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雕版印刷术始于唐代。明人邵经邦在《弘简录》中说，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曾下令雕印长孙皇后编写的《女则》，这说明早在唐初即已开始有印本书了，而现存最早的实物，便是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这部经高30.5厘为,长488厘米,全经用七个印张粘贴而成。卷首扉画是现今存有最早的版画,画有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其后便是《金刚经》全文，在卷尾还镌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记一行，无论图画和字都雕刻得浑朴凝重，精美异常。这部举世闻名的唐代刻本佛经，上个世纪初刚一面世，便被英国人斯坦因窃去，实在令人切齿痛心。
自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历代大藏经除采用卷轴装以外，最为流行、采用最多的装帧方式还有经折装(梵筴装)和方册装(线装)两种。
卷轴装的佛经不仅翻检费事，而且颂读起来也颇为不便。因此，佛教徒们对卷轴装佛经进行了改革，将卷成长卷的佛经，按照一定的长阔度，一反一正反复折叠起来，后面托以素纸，使其成为前后连接的折子，然后，再在头尾加上比较厚的封面、封底。考究的还用布、帛、绢、绫裱成册页，它翻阅起来成为折叠状的本子，合起来则成为一本长方形的书册，这就成为“经折装”。因为它先是佛教徒参照了印度“贝叶经”的装帧形式，用来装订佛经的。所以又被称为“梵筴装”。
传世的经折装佛典，数量最多，流传的时间也最久。早期的传本就有五代的佛经。大量攫取我国敦煌石窟宝物的斯坦因，在《敦煌取书经》中说：“又有一册(五代时)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型转移以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又如宋刻本《经律异相》卷二十一，在折缝处便刻有字、卷、页数和刻工姓名，后面装有可以折放的厚纸板，并附有书签。当看完后，便可以把厚纸板折合起来，然后插上书签，类似后来的函套，非常便于阅读和保藏。这是我国古代佛典的装帧技术，从卷轴制度正式进入册叶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变。
由于经折装佛典，不仅在阅读、翻检、保管、收藏方面比卷轴装更为方便，而且在制作、材料方面比卷轴装省工、省时、省料，所以它出现不久，就取代了卷轴装的地位，成为历代大藏经的一种主要装帧方式。自北宋以后，《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杨家经场藏》、《万历藏》、《龙藏》等绝大部分，均采用了经折装。
自明代中叶起，对于大藏经的装帧又有了新的变化，开始使用线装来制作成方册藏。线装书的出现，是我国装帧史上的一次重大改进。由于这种装订形式适应了书籍出版的客观需求，很快得到了普及、推广，并最终成为佛经的主要装帧方式，在此后的三四百年间，基本上是线装书的一统天下。直到今天，用宣纸、连史纸或毛边纸印制的古籍，或仿古影印本，仍然采用这种装订形式。
线装的具体方法是：将刷印好的书页按版心中缝折叠，字面向外，背面向内，然后依次叠放，再把书皮切裁成与书页大小相同的两张纸，一张做封面，一张做封底，分别放在叠好的书页的上面和下面，在靠近书背处按照书籍的大小宽窄，用锥子打上几个孔眼，最后穿上棉线或丝线即可。一般线装书打四个孔，称为“四眼订线法”；较大的书则在上下两角再各打一个孔，称为“六眼订线法”。
线装大藏经的封面、封底用纸，在色泽和质量上是颇为讲究的。在色泽上，一般多采用米黄、栗壳或磁青等色，在质量上要求软硬适度、韧性较强的纸，故多常用棉连纸、罗纹纸、高丽纸、山西皮纸等。此外，为了防止书角受到磨损，还往往配上包角，或在封面里衬以对书页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的护页，有些则完全采用绢、绫、锦、绸来制作书皮，显得更加精致典雅。
线装书牢固、美观，封面、封底又柔韧可卷，阅读起来非常方便，它的许多优越性，即使是现代的平装或精装书也无法比拟。故而我国明代的《嘉兴藏》、民国的《频伽藏》、《普慧藏》，均采用了线装方册本这种装帧方式。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历代大藏经所采用的三种主要装帧形式，装帧形式的演变，完全是与我国图书的发展历程相同步的。早期的“卷轴装”，并不适宜佛典的普及与使用，却是中国广泛流行的一种装帧方式，从中可以使人感受到外来佛教走进中国、迈向社会的轨迹；折本大藏经的久盛不衰，除了是为仿制印度“梵筴装”，体现这种宗教情结之外，读诵的方便，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清代“线装本”早已占据主导地位，而《龙藏》依然采用这一装帧方式，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其终究无法逆转图书发展的进程。线装方册本最终在大藏经上的广泛使用，是历史的必然。
五、大藏经的版本特征
我国的大藏经，在宋代以前，均是以“写本”形式流通，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藏经也呈现出显着的特征。汉文雕版大藏经，流传至今并有确切实物验证者，共有二十一部，下面就以时间为线索，结合每一部大藏经的版本特征，做一简要说明：
宋代共刻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圆觉藏》、《碛砂藏》等六部汉文大藏经。其中《开宝藏》是官刻本，其余均是私刻本。
《开宝藏》，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宦官张从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共有经板十三万块。初刻是以唐智昇《开元录·入藏录》为依据，共收经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千字文帙号自“天”至“英”。本藏为卷轴装，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用小字刻有经名、板号、帙号，卷末刻有雕造的年月。后于咸平、天禧、熙宁年间曾多次修订，增入《贞元录》入藏经典及宋代新译经典1580卷，全藏增至653帙，6620卷左右，并改正弥补了初刻时的若干谬漏。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经，但可惜的是，全藏早已佚失，传世本极为珍稀。现存年代最早的印本为刻于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大般若经》卷五八一，“李”字号残卷。
《崇宁藏》，北宋福州东禅寺私刻大藏经，也是我国第一部私刻大藏经。开雕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完成于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共收经1430余部，5700余卷，分作564函。千字文编号自“天”至“勿”。本藏是我国首次采用经折装的大藏经，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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