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藏经》散论
觉真
一、《大藏经》述义
《大藏经》是一部佛教典籍丛书，也可视为一部佛经总汇。在梵文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词，它完全是一个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佛教概念其内涵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泛指世界上现存的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三大体系；在狭义上则专指我国的汉文大藏经，本文试对汉文大藏经略作的阐述和说明。
从宗教意义上讲，佛教的典籍即是住世的“法宝”，是宇宙间至上的法则，因为佛教徒普遍认为：“论益物深，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津流，乃传万代”。[1]据此笔者想来，正是这诸多为法亡躯的佛教徒们，凭着这种执着的宗教情怀，才有了后世《大藏经》的产生与流布。
“大”，在这里显然是一种褒义，用来表示佛教的典籍穷天地之极致，无所不包。因为佛教常把只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称作“大圆镜智”，将佛教的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称作“大日如来”，《大藏经》所用的“大”，也无二致。
“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本意为放东西的箱子、笼子等器皿。因为古代印度的僧侣们，常把他们抄写的贝叶经存放在这类箱子或笼子中。因此，“藏”也就逐渐成为佛典的计标单位乃至代名词了。
“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原意为“贯穿”。古印度佛教徒认为，用一根线把花瓣穿起来，这些花瓣就不会被风吹散。同理，把释迦牟尼佛的言教总摄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传诸后世。中文“经”字原意是指织物的纵线，有绵延之意，故引申为“常”，指常存之义理、法则。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2]，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用“经”字来对译印度的sutra,反映出佛教信徒对释迦牟尼佛及其言教的无限崇敬与信仰。
“大藏经”，最初被称为“众经”、“一切经”，后称为“经藏”或“大藏”，有时也简称“藏”。“大藏经”这一名称，在南北朝末期或隋朝初期，方始出现。据考证，这一名称最早见于隋朝灌顶国师所着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文内说智者大师在一生中“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3]。在当时，尚未发明印刷术，要造大藏经，均靠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造大藏经十五藏，确实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了。同时，这条记载也表明，最迟在隋代，“大藏经”一词，已经开始被人们普遍地采用了。
佛教典籍自西汉传入中国以后[4]，西域僧众东来传教，中国僧众西行求法，诸多佛经被陆续译出，中华佛教撰述也不断涌现，经历了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的长足发展，汉文佛典也在迅速扩充，并最终形成一部体系庞大的汉文大藏经。初期汉文大藏经均以手写本流传，亦间有石刻。如房山云居寺便保存有从隋至明的各类石刻经版一万五千余块。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中、晚唐时期，出现了许多雕板印刷的单本经典。北宋初年问世的《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版《大藏经》，也是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汉文大藏经的结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历代官、私所修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目前已知在国内编印的计有二十一种。它们是宋、辽、金代的《开宝藏》、《契丹藏》、《崇宁藏》、《赵城金藏》、《碛砂藏》等九种，元代的有《普宁藏》、《元官藏》、不知名藏(北京智化寺藏本)等三种；明代的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杨家经场藏》、《万历藏》、《嘉兴藏》等六种；清代有《龙藏》一种；民国时期有《频伽藏》、《普慧藏》二种。此外，尚有不少的古代雕版大藏经，现已湮没无闻，或正有待发现。国外编印的汉文大藏经共有九种，即：在朝鲜编印的初雕、再雕《高丽藏》两种；在日本编印的《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卍字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等七种；我国现在编印的《中华大藏经》，总赅了历代藏经之长，收罗资料也最为宏富，将成为体现新时代水准的最新版本大藏经。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藏经可分作“翻译佛典”与“中华撰述”两大部分。翻译部分的原语种十分繁杂，既包括从梵文、藏文、巴利文翻译的经典，又包括从中亚一带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经典，内容涉及大小乘、显密教等许多部分，而撰述部分均为中国人的着作。内容有对三藏所作的疏、钞、章、记以及史传着作，各类论着、地志、目录等，可以说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资料宏富，是研究中国佛教，乃至中国历史、哲学、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重要课题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二、大藏经的结构与分类
大藏经的主体结构分为经、律、论三类，称作“三藏”。三藏的称谓，最初是由古印度的僧侣在对经典进行“结集”(大家聚在一起会诵经典)时，按其属性划分出来的。
“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其含义前已述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经”来翻译印度的sutra呢？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便有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某种终极真理，对经字的诠解，也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在此，僧肇大师的解释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5]。意思是说：所谓“经”是一种永久不变的东西，尽管时间流驰，古今情况不同，但释迦牟尼佛所觉悟的真理不会发生变化。
“律”，是梵文vinaya的意译，译作“毗奈耶”或“毗尼”，含有调服、离行、善制等义。即是指佛陀所制定，于修道生活中针对实际情况或具体事件上的需要而制定的规范。戒律条文的制定，遵循着“随犯随制”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佛弟子当中必须有人首先犯了某种恶行，佛陀根据这种行为的轻重提出要求，并由此展开教诫，今后同样的行为便不可再犯。至后世，乃成为全体僧众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论”，是梵文sastra的意译，译作“阿毗达磨”，也意译作“对法”，即明示教法之意。将经典所说的要义加以分别，整理或解说，皆可称为论。在原始佛教中各个部派都有自己的论，其中“说一切有部”的论最多。有部论在汉地译出了很多，但其它部派的却大都散失了，殊为可惜。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有《成实论》、《俱舍论》等。例如《大智度论》，即为解释《大品般若经》而作的。
三藏形成后，便出现了一批专门研习三藏的僧人。有的人专门研究经藏，便被称为“经师”；有的人特别注重律藏，故被称为“律师”；也有的人一心钻研论藏，因此被称为“论师”。此外，有的僧人兼通三藏所有的典籍，就被尊称作“三藏法师”。在我国历史上，玄奘、义净等着名僧人，都曾被授于“三藏法师”的称号。
大藏经的分类形式(亦即体裁)，以“十二部经”为其代表。梁代僧佑大师说：“自我师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后说。契经以诱小学，方等以劝大心，妙轮区别，十二唯部，法聚总要，八万其门”[6]。早期的佛典，大多是偈颂，也有一些总结为咒语，这与早期的“师师相传，口口相授”颇相适应，但后期的佛典，偈颂与长行往往相互搭配，至后来主体部分大都是散文体。如《法句经》、《杂阿含经》等，篇幅短小但内容却很繁杂，于是便有了分类组织的要求。“十二部经”就是一种对经典实施的分类方法，具体是指：
一、修多罗，梵文作sutra，意为“经”、“契经”、“法本”。一般指以散文形式组织的经文。
二、伽陀，梵文作gatha，意为“讽颂”、“孤起颂”、“不重颂”。一般是指用偈颂形式组织的经文。
三、伊帝目多伽，梵文作Itirttaka，意为“如是语”、“本事”。指释迦牟尼说的弟子们过去世的因缘故事。
四、阇陀伽，梵文作jataka，意为“本生”或“生”。内容俱系释迦牟尼说的自已在过去世的因缘故事。
五、阿浮陀达磨，梵文作Adbhutadharma，意为“未曾有”、“希有法”。内容主要是叙述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种种神通变化故事。
六、尼陀那，梵文作Nidana，意为“因缘”、“缘起”。记述释迦牟尼说法的原因。
七、阿波陀那，梵文作avadana，意为“譬喻”、“解语”，指设用各种譬喻来宣说佛教教义。
八、耆夜，梵文作geya，意为“应颂”、“重颂”。指用偈颂的形式将文中宣示的教义再提纲挈领地复诵一遍。
九．优波提舍，梵文作vpadesa，意为“论议”。是探讨诸法意义的经文。
十、和伽罗那，梵文作vyakarana，意为“授记”、“授决”。系释迦牟尼预言弟子将来生死因果及菩萨成佛的记述。
十一、优陀那，梵文作vdana，意为“自说”、“无问自说”。指无人发问，释迦牟尼主动宣示的那些教义。
十二、毗佛略，梵文作vaipulya，意为“方等”、“方广”。指释迦牟尼所说的广大平正、比较深奥的教义。
需要指出的是，“十二部经”只是早期印度对佛典整理的组织形式，是针对于某些典籍而言的，如律典就独立在外。虽然说“十二部经”所述的这些名称在我国广泛流传，乃至于将这些名称当作全部佛经的代名词了。但真正在大藏经的编撰问题上，却并未依此办理。大藏经的结构以及分类体系，在我国完全是长期实践与演变的结果，这一过程，可在流传下来的诸多经录中有所体现。
从现存的各种经录我们可以看出，在东晋道安时代，虽有其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行世，但那只是一个记录过程，尚未形成体系或对佛典进行有机的结构安排，进入南北朝之后，众多的佛教目录学家企图对佛典进行分类，安排其结构体系。有的从中国佛教的判教理论出发；有的从戒、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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