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两种印本，现分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佛教协会。

　　《万历藏》，明末清初刊刻的私版大藏经。约开雕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完成 于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全藏收经1659部，6234卷，分作67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鱼”。本藏是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本藏是以《永乐南藏》为底本覆刻而成，但增加了《永乐北藏》续刻的41函经及个别其它经典。该藏此前未见着录，1983年在山西宁武县文化馆发现一部，仅缺失18整函及少数零本。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明末清初的私版藏经。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正式在五台山开雕，后因故迁至浙江余杭径山，最后由嘉兴楞严寺总括其成，至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完工。全藏分《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正藏》按《永乐北藏》覆刻，千字文编自“天”至“史”，总计1662部，6924卷，分作210函，《续藏》收入藏外典籍248部，约3800卷，分作95函。《又续藏》续收藏外典藉318部，约1800卷，分作47函。《续藏》与《又续藏》未以千字文编号。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从《续藏》、《又续藏》中抽去钱谦益等人的着作共9函，故该藏共计收经2090部，12600余卷，343函。

　　《嘉兴藏》一改过去卷轴装、经折装的传统，采用线装方册本，版心接近正方形，每版20行，分为2个半页，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仿宋黑体，有边框、行线及书口，书口刻有部类、经名、页码、千字文编次等，每卷末页还刻有施刻人的愿文，以及写工、刻工、校工的姓名，雕版的时间、地点，本卷的字数及用工银两等。这些作法，对后世佛经的装帧形式影响颇大。此外，《续藏》、《又续藏》搜集保存了大批的藏外文献，可谓“功勋卓着”。近年台湾已将该藏全部影印出版。

　　《龙藏》，清代唯一的官刻汉文大藏经，因每卷首页均有雕龙“万岁”牌，故有此名。开雕于清世宗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至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完成。全藏共收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机”。本藏为折装本，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该藏前485函(从“天”到“漆”)乃覆刻《永乐北藏》；后293函(从“书”到“机”)内容较《永乐北藏》有增减，《龙藏》板片共雕刻了79036块，原藏在故宫武英殿，后移至柏林寺，1982年又转藏智化寺，后经赵朴初提议，最终被移藏于房山云居寺大殿内。该板片虽略有残损，但基本上完好，是我国历代木刻藏经中，唯一尚存之板片，极其珍贵。

　　民国时期，我国曾编印过两部大藏经《频伽藏》与《普慧藏》，这两部藏经是运用近代印刷技术，改为“铅印线装”出版的。

　　《频伽藏》，是清末民初上海频伽精舍私版大藏经。它出版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全藏共收经1916部，8416卷，线装为413册，另附目录一册，分装成40函，每函千字文编次从“天”到“霜”，经文用4号铅字排印，每页40行，折为2个半页，每半页20行，每行45字。有书口及边框，无行线，书口上印有经名、页码等。客观地说，《频伽藏》校勘比较粗糙，错乱也较多。但目录上附有《资福藏》、《普宁藏》、《嘉兴藏》、《龙藏》、《高丽藏》五种藏经的千字文编次，比较便于检索。

　　《普慧藏》，是1943年由盛普慧出资编印的私版大藏经。原计划以网罗南传、北传所有经典，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订正历代翻译名义的异同，搜集各藏的遗佚为目的。但后来只出了100册，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本藏系线装本，小21开，4号铅字排印，校勘精良，资料价值也很高，但因印本较少，所以不大为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普慧藏》的纸型转藏于南京金陵刻经处，现仍保存完好。但大批手稿，包括已编辑好，但尚未付印的稿子，均毁于十年动乱中，十分可惜。

　　六、大藏经的判定与鉴别

　　一般来讲，我国的汉文佛典可分为写本与刻本两大部分。写本的佛经流传下来的极少，并且以唐代的作品最为规范，成就也最高，故又称为“唐人写经”。其中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为丰富，约占存世量的九成以上。而刻本的佛经保存下来的非常多，但内容、形式十分庞杂。总的来说，写经非常少见，也就很不容易鉴定真伪。刻本经虽多，但需要掌握很多的必要知识，也不可轻易断言。

　　我们这里所提及的写本，泛指隋、唐、五代时期或更早期的佛经写本，最起码也是北宋以前的“卷子本”，这样界定是为了区分雕版印刷术产生前后两种不同的时间概念。因为自唐以来，宋、元、明、清的写本佛经还是层出不穷，直至现在，照样有写本佛经流通，只不过与我们所说的写本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罢了。

　　鉴定写本的真伪，可以从纸质、书法、用笔、划线、用墨等方面去判定。首先，应考虑它的纸质。写经的用纸是很有特征的，据日本学者藤枝晃研究，北朝写经用古麻纸，它是用破旧麻布为原料制成，偶尔纸中还留有较粗的麻条纤维；隋朝写经用麻、树皮等制成的薄麻纸；初唐、中唐则用麻、树皮等制成的厚麻纸，这一时期的纸质量较好，一般见不到麻条纤维。其次，可以从书法上来考查。北朝写经用的是鹿毫笔，写的是带有隶书味道的古楷书。而隋唐时期则使用兔毫笔，写的是较为肥厚的标准楷书，这一时期写经的书品是很高的。最后，还要看“暗线”如何。写经时为了抄写整齐，抄经者往往先在纸上打好格，称为“乌丝栏”。古人打乌丝栏时，用的是铅条或淡墨的细线条，今人则用铅笔。古人为了打好乌丝栏，北朝时用针点孔的方法来定位，隋代时用毛笔点淡墨点，到了唐朝时，则开始用一尖锐物体在上面压一个小点，但今人则多用铅笔点一下。这些都可做为鉴定的依据。

　　我们要鉴定一个卷子的真伪，主要是从以上几方面来着手的。至于它的年代，可以从写经卷子上的题记中获得，也可通过上面所列的几种方法来综合判定。必要时还可以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写经的纸张、墨痕进行C14测试分析，则可确定它的绝对年代，从面辨别真伪。

　　刻本佛经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藏本，即由大藏经中散出之本，一种便是另本，多系民间经坊及一些个人、家族、团体、寺庙发愿刊刻的单部佛典。一般来讲对佛经的判定就是指判断它是藏本，还是另本，是官刻、私刻还是坊刻本。为此首要看有无千字文编号，另本均不带千字文编号，凡有千字文编号的，一定是藏本，或是据藏本覆板翻刻的。偶然也会遇到有些坊刻本在翻刻时照刻了千字文帙号，再加上坊刻题记，但这是极少数。因此有无千字文帙号是区别藏本与另本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若是发现了一部刻本佛经，上边有千字文帙号，又如何来判定它到底属于那部大藏经呢？

　　首先，要看它的装帧形式。如前所述，我国的刻本藏经共有三种装帧形式：卷轴装、经折装、方册装。早期的《开宝藏》与大字本《契丹藏》均仿制写本藏经是卷轴装；《赵城金藏》承袭了《开宝藏》也是卷轴装。至于《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普宁藏》等其它宋元藏经都是经折装，明清两代，除了《嘉兴藏》是方册装外，其余均是经折装。民国的两部藏经《频伽藏》、《普慧藏》均是铅印线装方册本。

　　其次，要看藏本的版式。所谓版式是指，一块木板设计了怎样的边栏，一共刻了几行，每行几个字。如果是经折装，还要看一版(即一个印张)共折为几个半页。如《开宝藏》、《赵城藏》都是每版23行，每行14字。大字本《契丹藏》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崇宁藏》则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这种版式几乎成为历代折装本的定式。但也有几种藏经是不同的，如《元官藏》每版42行、折为7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永乐北藏》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嘉兴藏》是每版20行，折为2个半页，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

　　另外，福州所刻两藏《崇宁藏》与《毗卢藏》，思溪所刻两藏《圆觉藏》与《资福藏》，均为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不但版式相同，不少经的千字文编次也相同，那么又如何来区分呢？这就需要从藏经的表题来仔细观察了，福州印本均采用绀青色的纸作表纸，表题及千字文编次均用金字；思溪印本则用黄色纸作表纸，表题及千字文编次均用黑字，故可据此区分它们。

　　最后，还应该核对一下该经的千字文帙号是否与该藏的目录相符。例如龙树着、鸠摩罗什译的《十二门论》，《开宝藏》编为“是”号；《金藏》编为“阴”号；《永乐南藏》编为“守”号；《永乐北藏》编为“造”号。根据这些编次的不同，也可以考订出它所属的大藏。此外，如何区分宋藏与元藏也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最简要的方法，就是观察印本正文的粘贴方向。一般来说，宋藏的印本，其正文均自表纸内面从右侧开始粘贴之；而元藏印本则均从左边粘贴正文，恰好相反。

　　注释：

　　[1]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正藏》卷四十九，120页中。

　　[2] 《辞源》第243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一版。

　　[3] (隋)灌顶撰《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卷五十，197页下。

　　[4] 此采用《魏书·释老志》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之说。

　　[5] (后秦)僧肇撰《注维摩诘经》卷一，《大正藏》卷三十八，327页下。

　　[6] (梁)僧佑撰《出三藏记集》卷一，《大正藏》卷五十五，1页上。

　　[7] (唐)欧阳询等编撰《艺文类聚》卷七十七。

　　[8] (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卷八，《大正藏》卷五十五，302页中。

　　[9] (唐)姚思廉撰《梁书》卷四十九，698页。

　　[10](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

　　[11](日)《东文选》卷一百一十二。

《佛教《大藏经》散论》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