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两种印本,现分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佛教协会。
《万历藏》,明末清初刊刻的私版大藏经。约开雕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完成 于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全藏收经1659部,6234卷,分作67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鱼”。本藏是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本藏是以《永乐南藏》为底本覆刻而成,但增加了《永乐北藏》续刻的41函经及个别其它经典。该藏此前未见着录,1983年在山西宁武县文化馆发现一部,仅缺失18整函及少数零本。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明末清初的私版藏经。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正式在五台山开雕,后因故迁至浙江余杭径山,最后由嘉兴楞严寺总括其成,至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完工。全藏分《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正藏》按《永乐北藏》覆刻,千字文编自“天”至“史”,总计1662部,6924卷,分作210函,《续藏》收入藏外典籍248部,约3800卷,分作95函。《又续藏》续收藏外典藉318部,约1800卷,分作47函。《续藏》与《又续藏》未以千字文编号。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从《续藏》、《又续藏》中抽去钱谦益等人的着作共9函,故该藏共计收经2090部,12600余卷,343函。
《嘉兴藏》一改过去卷轴装、经折装的传统,采用线装方册本,版心接近正方形,每版20行,分为2个半页,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仿宋黑体,有边框、行线及书口,书口刻有部类、经名、页码、千字文编次等,每卷末页还刻有施刻人的愿文,以及写工、刻工、校工的姓名,雕版的时间、地点,本卷的字数及用工银两等。这些作法,对后世佛经的装帧形式影响颇大。此外,《续藏》、《又续藏》搜集保存了大批的藏外文献,可谓“功勋卓着”。近年台湾已将该藏全部影印出版。
《龙藏》,清代唯一的官刻汉文大藏经,因每卷首页均有雕龙“万岁”牌,故有此名。开雕于清世宗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至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完成。全藏共收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机”。本藏为折装本,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该藏前485函(从“天”到“漆”)乃覆刻《永乐北藏》;后293函(从“书”到“机”)内容较《永乐北藏》有增减,《龙藏》板片共雕刻了79036块,原藏在故宫武英殿,后移至柏林寺,1982年又转藏智化寺,后经赵朴初提议,最终被移藏于房山云居寺大殿内。该板片虽略有残损,但基本上完好,是我国历代木刻藏经中,唯一尚存之板片,极其珍贵。
民国时期,我国曾编印过两部大藏经《频伽藏》与《普慧藏》,这两部藏经是运用近代印刷技术,改为“铅印线装”出版的。
《频伽藏》,是清末民初上海频伽精舍私版大藏经。它出版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全藏共收经1916部,8416卷,线装为413册,另附目录一册,分装成40函,每函千字文编次从“天”到“霜”,经文用4号铅字排印,每页40行,折为2个半页,每半页20行,每行45字。有书口及边框,无行线,书口上印有经名、页码等。客观地说,《频伽藏》校勘比较粗糙,错乱也较多。但目录上附有《资福藏》、《普宁藏》、《嘉兴藏》、《龙藏》、《高丽藏》五种藏经的千字文编次,比较便于检索。
《普慧藏》,是1943年由盛普慧出资编印的私版大藏经。原计划以网罗南传、北传所有经典,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订正历代翻译名义的异同,搜集各藏的遗佚为目的。但后来只出了100册,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本藏系线装本,小21开,4号铅字排印,校勘精良,资料价值也很高,但因印本较少,所以不大为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普慧藏》的纸型转藏于南京金陵刻经处,现仍保存完好。但大批手稿,包括已编辑好,但尚未付印的稿子,均毁于十年动乱中,十分可惜。
六、大藏经的判定与鉴别
一般来讲,我国的汉文佛典可分为写本与刻本两大部分。写本的佛经流传下来的极少,并且以唐代的作品最为规范,成就也最高,故又称为“唐人写经”。其中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为丰富,约占存世量的九成以上。而刻本的佛经保存下来的非常多,但内容、形式十分庞杂。总的来说,写经非常少见,也就很不容易鉴定真伪。刻本经虽多,但需要掌握很多的必要知识,也不可轻易断言。
我们这里所提及的写本,泛指隋、唐、五代时期或更早期的佛经写本,最起码也是北宋以前的“卷子本”,这样界定是为了区分雕版印刷术产生前后两种不同的时间概念。因为自唐以来,宋、元、明、清的写本佛经还是层出不穷,直至现在,照样有写本佛经流通,只不过与我们所说的写本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罢了。
鉴定写本的真伪,可以从纸质、书法、用笔、划线、用墨等方面去判定。首先,应考虑它的纸质。写经的用纸是很有特征的,据日本学者藤枝晃研究,北朝写经用古麻纸,它是用破旧麻布为原料制成,偶尔纸中还留有较粗的麻条纤维;隋朝写经用麻、树皮等制成的薄麻纸;初唐、中唐则用麻、树皮等制成的厚麻纸,这一时期的纸质量较好,一般见不到麻条纤维。其次,可以从书法上来考查。北朝写经用的是鹿毫笔,写的是带有隶书味道的古楷书。而隋唐时期则使用兔毫笔,写的是较为肥厚的标准楷书,这一时期写经的书品是很高的。最后,还要看“暗线”如何。写经时为了抄写整齐,抄经者往往先在纸上打好格,称为“乌丝栏”。古人打乌丝栏时,用的是铅条或淡墨的细线条,今人则用铅笔。古人为了打好乌丝栏,北朝时用针点孔的方法来定位,隋代时用毛笔点淡墨点,到了唐朝时,则开始用一尖锐物体在上面压一个小点,但今人则多用铅笔点一下。这些都可做为鉴定的依据。
我们要鉴定一个卷子的真伪,主要是从以上几方面来着手的。至于它的年代,可以从写经卷子上的题记中获得,也可通过上面所列的几种方法来综合判定。必要时还可以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写经的纸张、墨痕进行C14测试分析,则可确定它的绝对年代,从面辨别真伪。
刻本佛经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藏本,即由大藏经中散出之本,一种便是另本,多系民间经坊及一些个人、家族、团体、寺庙发愿刊刻的单部佛典。一般来讲对佛经的判定就是指判断它是藏本,还是另本,是官刻、私刻还是坊刻本。为此首要看有无千字文编号,另本均不带千字文编号,凡有千字文编号的,一定是藏本,或是据藏本覆板翻刻的。偶然也会遇到有些坊刻本在翻刻时照刻了千字文帙号,再加上坊刻题记,但这是极少数。因此有无千字文帙号是区别藏本与另本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若是发现了一部刻本佛经,上边有千字文帙号,又如何来判定它到底属于那部大藏经呢?
首先,要看它的装帧形式。如前所述,我国的刻本藏经共有三种装帧形式:卷轴装、经折装、方册装。早期的《开宝藏》与大字本《契丹藏》均仿制写本藏经是卷轴装;《赵城金藏》承袭了《开宝藏》也是卷轴装。至于《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普宁藏》等其它宋元藏经都是经折装,明清两代,除了《嘉兴藏》是方册装外,其余均是经折装。民国的两部藏经《频伽藏》、《普慧藏》均是铅印线装方册本。
其次,要看藏本的版式。所谓版式是指,一块木板设计了怎样的边栏,一共刻了几行,每行几个字。如果是经折装,还要看一版(即一个印张)共折为几个半页。如《开宝藏》、《赵城藏》都是每版23行,每行14字。大字本《契丹藏》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崇宁藏》则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这种版式几乎成为历代折装本的定式。但也有几种藏经是不同的,如《元官藏》每版42行、折为7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永乐北藏》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嘉兴藏》是每版20行,折为2个半页,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
另外,福州所刻两藏《崇宁藏》与《毗卢藏》,思溪所刻两藏《圆觉藏》与《资福藏》,均为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不但版式相同,不少经的千字文编次也相同,那么又如何来区分呢?这就需要从藏经的表题来仔细观察了,福州印本均采用绀青色的纸作表纸,表题及千字文编次均用金字;思溪印本则用黄色纸作表纸,表题及千字文编次均用黑字,故可据此区分它们。
最后,还应该核对一下该经的千字文帙号是否与该藏的目录相符。例如龙树着、鸠摩罗什译的《十二门论》,《开宝藏》编为“是”号;《金藏》编为“阴”号;《永乐南藏》编为“守”号;《永乐北藏》编为“造”号。根据这些编次的不同,也可以考订出它所属的大藏。此外,如何区分宋藏与元藏也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最简要的方法,就是观察印本正文的粘贴方向。一般来说,宋藏的印本,其正文均自表纸内面从右侧开始粘贴之;而元藏印本则均从左边粘贴正文,恰好相反。
注释:
[1]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正藏》卷四十九,120页中。
[2] 《辞源》第243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一版。
[3] (隋)灌顶撰《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卷五十,197页下。
[4] 此采用《魏书·释老志》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之说。
[5] (后秦)僧肇撰《注维摩诘经》卷一,《大正藏》卷三十八,327页下。
[6] (梁)僧佑撰《出三藏记集》卷一,《大正藏》卷五十五,1页上。
[7] (唐)欧阳询等编撰《艺文类聚》卷七十七。
[8] (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卷八,《大正藏》卷五十五,302页中。
[9] (唐)姚思廉撰《梁书》卷四十九,698页。
[10](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
[11](日)《东文选》卷一百一十二。
《佛教《大藏经》散论》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