塚本善隆與中日友好

　　楊笑天

　　塚本善隆先生是日本淨土宗的僧侶，也是一位淵博的史學家，他對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享譽世界，被日本學術界譽爲研究中國佛教史首屈一指的人。他深通日中兩國文化，深知兩國因緣甚深，兩國睦鄰友好意義深遠，所以，終身爲兩國友好事業獻策獻力，奔走呼籲，是戰後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不可忘卻的人物。本文是數年前奉趙樸初老居士之命而作，當時筆者正在日本京都讀書，于暑假中用了二十多天的時間收集資料，編綴而成，久已脫稿，以待其時。今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叁十周年之際而得問世，可謂因緣會遇。

　　本文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得到了牧田谛亮、福原隆善兩先生的親切指導和幫助，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

　　塚本善隆先生1898年2月8日誕生于日本愛知縣海部郡的七寶村。家裏世代以製造有名的七寶燒[1]爲業。

　　五歲時父親病逝，家裏只剩下祖母、母親和父親去世後才生下來的小妹妹。

　　母親由于受過西洋式的教育(畢業于京都的一所女子學校)，所以很注意塚本先生的早期教育，教他讀書。五六歲時就讓他寫作文，給雜志社投的稿，還被發表過。

　　祖母是一位虔誠的淨土教徒，每日晨起必做早課——把剛出鍋的米飯供在佛像前，敲一聲鈴，然後念《正信偈》：

　　歸命無量壽如來，

　　南無不可思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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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早課的時候，她總是讓塚本先生坐在身旁，所以先生從小就會背誦《正信偈》。

　　小學二年級時，母親再嫁，于是，塚本先生便由叁伯父來撫養。

　　叁伯父是一位僧侶，在大阪的一座叫做善福寺的淨土宗寺院當住持。他很看重聰慧的塚本先生，有意讓他當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小學六年級時就讓他在自己的廟裏受了剃度。

　　塚本先生本來是堅決不願當和尚的，雖然在連哄帶騙之下受了剃度，但心裏也還是一萬個不情願。然而，中學二年級時伯父圓寂了。伯父圓寂時的過程給了他很大的震撼，使他從此對僧侶刮目相看。這件事情，先生在晚年經常提起：

　　已經不記得伯父生的是什麼病了，當時他住在醫院裏，但有一天突然從醫院回來了。大家本以爲他是痊愈出院，但沒想到不是這麼回事。他是當面跟院長談判之後，硬是自己做主出院回家的。理由是，他要死了，作爲一個寺院的住持，天經地義應該死在廟裏，死在自己平日所侍奉的本尊身旁，所以就回來了。

　　他在房間裏頭北面西鋪好了床褥，在面前的位置挂起了一幅極樂世界的佛菩薩來迎請死者的“來迎圖”，又安放了一尊叁尺來高的阿彌陀佛立像，在像的手上系一根五色繩，把繩的另一端系在自己手上，告訴周圍的人說：“從現在開始，凡是走進這間屋子的人，除了念佛之外，不許講任何其他的話。”然後，自己以一個健康人一樣洪亮的聲音開始念佛。聞訊趕來的人也跟著一起念，于是，房間裏被一片念佛的聲音淹沒。

　　兩叁天後，病情危笃，名古屋的伯父們也都趕來了。

　　一天早晨，一位伯父對我說：“今天不要上學了，負責握著你師父(即叁伯父)的腳，等腳涼了，告訴我們。”我于是奉命而行，果然感到伯父的腳漸漸涼了下來，念佛的聲音也漸漸小了。不過，聲音雖然小了，卻沒有間斷。

　　腳越來越涼，終于，呼吸停止了。不可思議的是，嘴唇還如同在念佛一樣動了好長一會，最後微微一笑，嘴唇停止了蠕動。

　　伯父念著佛，踏上了死亡的征程。他這臨終的樣子，令我深深感動。一向絕對不肯當和尚的我，這時才第一次醒悟到：和尚這樣的人確實與我們俗人不同，很有些了不起的地方。我想，正是伯父的死，使我最終心甘情願地成爲了一名僧侶[2]。

　　伯父去世後，塚本先生被寄養在大津的一座廟裏。中學畢業後，進了京都的佛教專門學校[3]，叁年後畢業，獲得了做住持的資格。但他覺得自己的佛學知識尚遠遠不夠，應該進大學繼續深造，大津的師父也很贊同，于是爲他聯系了東京的宗教大學[4]的研究科。

　　當時在宗教大學任教的有椎尾弁匡、矢吹慶輝、渡邊海旭、荻原雲來、望月信亨等著名學者，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這樣的學者們的指導之下，經過了兩年的學習，塚本先生找到了學問與信仰並存的道路——爲學問而勤奮終身就是一個追求充實人生的佛教徒的宗教實踐。

　　兩年之後回到了京都，又先後攻讀了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哲學選科(學習印度哲學)和史學選科(攻讀東洋史)，最終選定以中國佛教史作爲自己終身專門研究的主要領域。

　　1926年畢業後，在京都的佛教專門學校任講師。1928年4月任京都大學文學部副手(助教)，同年7月赴中國留學，次年5月回國，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員。1942年任京都清涼寺[5]住持。1948年2月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以後，曆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1949)、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1955—1959)、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1961—1972)、佛教大學教授、淨土宗勸學、華頂短期大學校長、日中友好佛教協會會長、日本學士院學士等等。

　　在數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先生先後撰述了《唐中期淨土教——特別是法照禅師的研究》(1933)、《中國佛教史研究·北魏篇》(1942)、《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1944)、《魏書釋老志研究》(1961)等著名的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專著和很多學術論文，確立了在日本學術界中國佛教史研究首屈一指的地位。

　　《唐中期淨土教——特別是法照禅師的研究》第一次打破了以往只依靠藏內資料對中國佛教史進行研究的老框框，盡情運用正史、文集、金石文等藏外文獻進行研究，這一方法對當時的佛教學術界和東洋史學界給予了巨大的影響，成爲日本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劃時代研究成果。《中國佛教史研究·北魏篇》和《魏書釋老志研究》是先生研究北魏佛教的代表作，其借鑒其他有關諸學科的各種資料和研究成果的研究方法，開創了佛教史學的新風，影響至今不衰。“不僅從教義和教勢等方面，而且從政治、經濟、社會，直到美術等方面，從所謂“新佛教史學”的立場出發，進行了精致和該博的論述。這部巨著不僅對佛教史學，就是對一般中國史學的貢獻也是巨大的，這點肯定無疑。”[6]

　　二

　　作爲日本研究中國佛教史首屈一指的學者和一位誠笃的僧侶，塚本先生深知“日本佛教的根源在中國，忘記了中國佛教，日本佛教就是無根之草”[7]，所以，始終對中國懷著深厚的感情和深切的關注，終身致力于日中友好事業。

　　(一)

　　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采取富國強兵的政策，同時，步西方列強的後塵，逐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到1932年時，已經通過建立僞滿洲國的手段侵占了東北叁省，又變本加厲對整個中國虎視眈眈。

　　出于對這種險惡的時局和中日關系的憂慮，京都的佛教界人士于1934年自發地成立了“日華佛教研究會”，試圖通過兩國佛教徒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友好往來，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促進和平，使這場充滿血腥的戰爭早日結束。塚本先生便是“日華佛教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他在晚年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

　　當時在京都，有一位我們十分尊敬的老前輩，名叫林玄明，是位很了不起的宗學者(淨土宗)，同時也是一位唯識因明學者。他在晚年時被選爲百萬遍知恩寺的法主……

　　當時軍隊一意孤行，在這種情況下，宗教家林玄明常常毅然地對年輕的我表示：雖然力量單微，但作爲一個佛教徒，就要以佛教爲媒介，向兩國的佛教徒呼籲日中友好，共同攜手爲和平的到來，爲兩國能建立不戰的關系而奮鬥終身。

　　當時我非常感動，表示願意鼎力相助，因爲我本人是一個以中國爲研究對象的學者，日本要是與中國開戰，我的學問也就作不成了，所以，我也要跟隨先生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哪怕我們勢單力孤，也義無反顧！就這樣，我們開始了以日中佛教爲媒介的日中友好運動[8]。

　　日華佛教研究會成立之後，得到了佛教界人士和佛教學者們的廣泛支持，會員很快就發展到幾百人。塚本先生在研究會中長期擔任主事，在大約十年之中，負責編輯出版了六期會刊《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報》和叁冊研究會訪華團(叁次)的《訪華錄》。還親自參加過研究會的第二次訪華團，訪問了中國。

　　但是，由于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的鬧劇愈演愈烈，時局日益惡化，研究會到了大約1944年的時候就被迫停止了活動[9]。但是就是在這樣惡化的時局之下，先生還是毅然出版了《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1944年)，向大衆揭示日中兩國之間的精神和文化交流的血脈淵源，做了一位學者力所能及的事情，真是用心良苦，膽識過人。

　　(二)

　　日本在二次大戰後，于1953年，以佛教界爲主導，發起了送還中國在日殉難勞工骨灰的運動，爲此，有很多日本佛教徒去了中國。

　　1954年，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了日本，副團長廖承志先生向日本佛教界轉達了中國正在修複山西省的淨土宗古刹玄中寺的消息。聞訊後，東、西本願寺(淨土真宗)和淨土宗一起，代表全日本淨土教徒向中國政府發去了表示感謝的電報，並提出了希望參拜玄中寺的要求。但由于當時兩國尚未正式建交，這個願望尚難以實現。

　　1955年，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趙樸初先生赴日本出席在廣島召開的“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時，訪問了京都。爲此，日本佛教界在東本願寺舉行了歡迎宴會。在歡迎會的席上，塚本先生向趙樸初先生說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在日本，稱蘇聯爲鐵門之國，與此相對照的是，稱中國爲竹門之國。但是我們現在對竹門裏面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能不能打開一次竹門，讓我們去看看呢？”再一次代表日本佛教徒表達了希望去中國訪問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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