塚本善隆与中日友好
杨笑天
塚本善隆先生是日本净土宗的僧侣，也是一位渊博的史学家，他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享誉世界，被日本学术界誉为研究中国佛教史首屈一指的人。他深通日中两国文化，深知两国因缘甚深，两国睦邻友好意义深远，所以，终身为两国友好事业献策献力，奔走呼吁，是战后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不可忘却的人物。本文是数年前奉赵朴初老居士之命而作，当时笔者正在日本京都读书，于暑假中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收集资料，编缀而成，久已脱稿，以待其时。今值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之际而得问世，可谓因缘会遇。
本文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牧田谛亮、福原隆善两先生的亲切指导和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
塚本善隆先生1898年2月8日诞生于日本爱知县海部郡的七宝村。家里世代以制造有名的七宝烧[1]为业。
五岁时父亲病逝，家里只剩下祖母、母亲和父亲去世后才生下来的小妹妹。
母亲由于受过西洋式的教育(毕业于京都的一所女子学校)，所以很注意塚本先生的早期教育，教他读书。五六岁时就让他写作文，给杂志社投的稿，还被发表过。
祖母是一位虔诚的净土教徒，每日晨起必做早课——把刚出锅的米饭供在佛像前，敲一声铃，然后念《正信偈》：
归命无量寿如来，
南无不可思议光
……
做早课的时候，她总是让塚本先生坐在身旁，所以先生从小就会背诵《正信偈》。
小学二年级时，母亲再嫁，于是，塚本先生便由三伯父来抚养。
三伯父是一位僧侣，在大阪的一座叫做善福寺的净土宗寺院当住持。他很看重聪慧的塚本先生，有意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小学六年级时就让他在自己的庙里受了剃度。
塚本先生本来是坚决不愿当和尚的，虽然在连哄带骗之下受了剃度，但心里也还是一万个不情愿。然而，中学二年级时伯父圆寂了。伯父圆寂时的过程给了他很大的震撼，使他从此对僧侣刮目相看。这件事情，先生在晚年经常提起：
已经不记得伯父生的是什么病了，当时他住在医院里，但有一天突然从医院回来了。大家本以为他是痊愈出院，但没想到不是这么回事。他是当面跟院长谈判之后，硬是自己做主出院回家的。理由是，他要死了，作为一个寺院的住持，天经地义应该死在庙里，死在自己平日所侍奉的本尊身旁，所以就回来了。
他在房间里头北面西铺好了床褥，在面前的位置挂起了一幅极乐世界的佛菩萨来迎请死者的“来迎图”，又安放了一尊三尺来高的阿弥陀佛立像，在像的手上系一根五色绳，把绳的另一端系在自己手上，告诉周围的人说：“从现在开始，凡是走进这间屋子的人，除了念佛之外，不许讲任何其他的话。”然后，自己以一个健康人一样洪亮的声音开始念佛。闻讯赶来的人也跟着一起念，于是，房间里被一片念佛的声音淹没。
两三天后，病情危笃，名古屋的伯父们也都赶来了。
一天早晨，一位伯父对我说：“今天不要上学了，负责握着你师父(即三伯父)的脚，等脚凉了，告诉我们。”我于是奉命而行，果然感到伯父的脚渐渐凉了下来，念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不过，声音虽然小了，却没有间断。
脚越来越凉，终于，呼吸停止了。不可思议的是，嘴唇还如同在念佛一样动了好长一会，最后微微一笑，嘴唇停止了蠕动。
伯父念着佛，踏上了死亡的征程。他这临终的样子，令我深深感动。一向绝对不肯当和尚的我，这时才第一次醒悟到：和尚这样的人确实与我们俗人不同，很有些了不起的地方。我想，正是伯父的死，使我最终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名僧侣[2]。
伯父去世后，塚本先生被寄养在大津的一座庙里。中学毕业后，进了京都的佛教专门学校[3]，三年后毕业，获得了做住持的资格。但他觉得自己的佛学知识尚远远不够，应该进大学继续深造，大津的师父也很赞同，于是为他联系了东京的宗教大学[4]的研究科。
当时在宗教大学任教的有椎尾弁匡、矢吹庆辉、渡边海旭、荻原云来、望月信亨等着名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这样的学者们的指导之下，经过了两年的学习，塚本先生找到了学问与信仰并存的道路——为学问而勤奋终身就是一个追求充实人生的佛教徒的宗教实践。
两年之后回到了京都，又先后攻读了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哲学选科(学习印度哲学)和史学选科(攻读东洋史)，最终选定以中国佛教史作为自己终身专门研究的主要领域。
1926年毕业后，在京都的佛教专门学校任讲师。1928年4月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手(助教)，同年7月赴中国留学，次年5月回国，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1942年任京都清凉寺[5]住持。1948年2月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以后，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49)、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55—1959)、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1961—1972)、佛教大学教授、净土宗劝学、华顶短期大学校长、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日本学士院学士等等。
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先生先后撰述了《唐中期净土教——特别是法照禅师的研究》(1933)、《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1942)、《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1944)、《魏书释老志研究》(1961)等着名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专着和很多学术论文，确立了在日本学术界中国佛教史研究首屈一指的地位。
《唐中期净土教——特别是法照禅师的研究》第一次打破了以往只依靠藏内资料对中国佛教史进行研究的老框框，尽情运用正史、文集、金石文等藏外文献进行研究，这一方法对当时的佛教学术界和东洋史学界给予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日本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划时代研究成果。《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和《魏书释老志研究》是先生研究北魏佛教的代表作，其借鉴其他有关诸学科的各种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佛教史学的新风，影响至今不衰。“不仅从教义和教势等方面，而且从政治、经济、社会，直到美术等方面，从所谓“新佛教史学”的立场出发，进行了精致和该博的论述。这部巨着不仅对佛教史学，就是对一般中国史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这点肯定无疑。”[6]
二
作为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首屈一指的学者和一位诚笃的僧侣，塚本先生深知“日本佛教的根源在中国，忘记了中国佛教，日本佛教就是无根之草”[7]，所以，始终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切的关注，终身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
(一)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同时，步西方列强的后尘，逐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到1932年时，已经通过建立伪满洲国的手段侵占了东北三省，又变本加厉对整个中国虎视眈眈。
出于对这种险恶的时局和中日关系的忧虑，京都的佛教界人士于1934年自发地成立了“日华佛教研究会”，试图通过两国佛教徒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友好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和平，使这场充满血腥的战争早日结束。塚本先生便是“日华佛教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当时在京都，有一位我们十分尊敬的老前辈，名叫林玄明，是位很了不起的宗学者(净土宗)，同时也是一位唯识因明学者。他在晚年时被选为百万遍知恩寺的法主……
当时军队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家林玄明常常毅然地对年轻的我表示：虽然力量单微，但作为一个佛教徒，就要以佛教为媒介，向两国的佛教徒呼吁日中友好，共同携手为和平的到来，为两国能建立不战的关系而奋斗终身。
当时我非常感动，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因为我本人是一个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日本要是与中国开战，我的学问也就作不成了，所以，我也要跟随先生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哪怕我们势单力孤，也义无反顾！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以日中佛教为媒介的日中友好运动[8]。
日华佛教研究会成立之后，得到了佛教界人士和佛教学者们的广泛支持，会员很快就发展到几百人。塚本先生在研究会中长期担任主事，在大约十年之中，负责编辑出版了六期会刊《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和三册研究会访华团(三次)的《访华录》。还亲自参加过研究会的第二次访华团，访问了中国。
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闹剧愈演愈烈，时局日益恶化，研究会到了大约1944年的时候就被迫停止了活动[9]。但是就是在这样恶化的时局之下，先生还是毅然出版了《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1944年)，向大众揭示日中两国之间的精神和文化交流的血脉渊源，做了一位学者力所能及的事情，真是用心良苦，胆识过人。
(二)
日本在二次大战后，于1953年，以佛教界为主导，发起了送还中国在日殉难劳工骨灰的运动，为此，有很多日本佛教徒去了中国。
1954年，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副团长廖承志先生向日本佛教界转达了中国正在修复山西省的净土宗古刹玄中寺的消息。闻讯后，东、西本愿寺(净土真宗)和净土宗一起，代表全日本净土教徒向中国政府发去了表示感谢的电报，并提出了希望参拜玄中寺的要求。但由于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建交，这个愿望尚难以实现。
1955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先生赴日本出席在广岛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访问了京都。为此，日本佛教界在东本愿寺举行了欢迎宴会。在欢迎会的席上，塚本先生向赵朴初先生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在日本，称苏联为铁门之国，与此相对照的是，称中国为竹门之国。但是我们现在对竹门里面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开一次竹门，让我们去看看呢？”再一次代表日本佛教徒表达了希望去中国访问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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