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改依《金剛經》傳禅了。
關于“二入四行”“大乘壁觀”與《楞伽經》、《金剛經》的關系問題，這是禅宗史上一個十分重要而嚴肅的問題，需要深入研究，所以，在此暫不詳談，待將來另撰專稿論述。
不過，在此可以扼要說明一下的是，如上所述，“二入四行”“大乘壁觀”是一個統攝性的大乘修行綱要，可以統攝六度萬行，而《楞伽經》也是一部統攝迄其爲止的大乘佛法的經典。《楞伽經》出現于公元3、4世紀，其中不僅包含了般若、唯識思想，而且也包含了當時剛剛開始受到重視的“佛性如來藏”思想，可以說它是當時大乘佛教思想的集成。這是它的最大特色。所以，從對佛法的統攝性的角度來說，當時與“大乘壁觀”最爲相應的漢譯經典恐怕唯有《楞伽經》了。因此，作爲法門的一種證明，達摩將其與“二入四行”一並傳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到了五祖、六祖的時候，達摩禅宗的根基已經基本穩固，用《楞伽經》作爲法門證明的必要性已經減弱，而這時最爲重要的當務之急則是對已經比較普及的達摩禅宗予以陶冶和提升，將真實的大乘精神盡可能普遍落實到禅者的日常修行中去(固本清源)，所以，開始側重于弘揚“二入四行”中的般若部分，于是般若經開始受到格外的重視。《大智度論》說：“是實智慧，四邊叵捉，如大火聚，亦不可觸。”[27]菩提心是否真實，需要經過般若智慧的考驗、般若大火的鍛煉，所以，從這時開始格外重視《文殊般若經》和《金剛般若經》，是可以理解的[28]。
對于禅風變遷的問題，如果能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許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叁、結語——達摩禅的現代意義
菩提達摩在劉宋時代不遠萬裏從海路來到中國傳播大乘禅法。但當時的南北朝社會，都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和階級壓迫，沒有衆生平等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不具備弘揚平等普度一切衆生的大乘精神的條件。所以後來(486)，達摩遊方來到地處南北政權中間地帶的河洛一帶弘揚“大乘壁觀”，方才獲得成功，得到了“歸仰如市”的反響。但是，好景不長，九年之後(494)，北魏驟然遷都洛陽，從此嵩洛一帶不再有寬松的政治環境，于是從大約495年開始，達摩的教團便受到了嚴厲的排斥和打擊，而且持續多年。
由于南北朝末期到隋唐初期的頻繁的社會大動亂，致使相關的史料多有散失，再加上達摩之後的中國佛教實際上也一直面臨著與達摩教團相同的命運，因而會使佛教史家爲了避嫌而對這段曆史有所諱言，以至于後世佛教史書對這一段曆史愈發語焉不詳。而隨著時代的推移和佛教的不斷衰微，這段曆史也就被徹底湮沒了。
然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社會早已推翻了封建專製皇權，種族歧視的觀念和階級壓迫的陋習早已被唾棄[29]，中華民族已經走上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複興之路，將會迎來一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現代社會。唯有在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曆史時代，菩提達摩的“大乘壁觀”禅法方才有可能重現于世，恢複舊觀，這是時代的呼喚、曆史的契機，是國家將興的貞祥。因爲，只有在今天這個“以人爲本”的時代，平等普度一切衆生的大乘精神才有可能真正發揚光大。
這個沈埋千年的人類文化的精神瑰寶重現世間，不僅可以讓當代人知道菩提達摩當初傳來了怎樣偉大的禅法，知道在曆史上中國佛教的先人們怎樣地以大無畏的精神，忍辱負重、爲法忘軀地續佛慧命，利益世間，同時，還可以激勵當代佛教徒繼承這種忍辱負重、爲法忘軀的精神，重振大乘佛法，弘揚“人間佛教”，洗滌人心，安定社會，利益衆生，莊嚴國土，爲國家民族的複興，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叁個文明做出真實不虛的貢獻。若再把這種精神放之于四海，則一定可以領導世界宗教精神的潮流，消弭爭端，促進和平。
關于達摩禅在中國傳布的過程中如何與中國本土文化相互影響而興衰消長的問題，牽扯到很多文化背景方面的深層問題，還有待諸方賢者共同探討，切磋琢磨，使之愈辯愈明，再現這段中國佛教史的真面目。相信這段曆史的澄清，不僅將會對中國佛教的複興，而且也將會對整個中國文化的複興大有裨益。
注釋：
[22]《無量壽觀經》雲：“佛心者，大慈悲是。”又《涅槃經》雲：“南無純陀，身雖人身，心同佛心。”又雲：“憐愍世間大醫王，身及智慧俱寂靜，無我法中有真我，是故敬禮無上尊。發心畢竟二無別，如是二心先心難，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發心已爲人天師，勝出聲聞及緣覺，如是發心過叁界，是故得名最無上。”見《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叁藐叁菩提心論》(《大正藏》32·p573b—c)，其余如種種菩提心論中廣說，此不贅述。
[23]唐武宗滅佛之後，諸宗衰微，唐末五代之際，賴有禅宗大德之鼎力扶持，臺、賢、慈、淨才得以重振。
[24]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中，對北魏佛教有這樣的論述：
北魏佛教另一重要特點，是帶有強烈的國家經營的色彩，成爲鮮卑族統治者擡高皇帝政治地位、維護皇室權威的工具，道武帝時道人統法果，曾帶頭禮拜皇帝，宣稱皇帝即當今如來，拜天子乃是禮佛，文成帝興安元年(452)，造石像令如帝身。興光元年(454)，又于五級大寺爲太祖以下五帝(道武、明元、太武昭穆、文成)鑄釋迦立像五軀。這種情形，與“沙門不敬王者”之爭甚囂塵上的南朝不同。在北魏，是教權服從于王權並與政權緊密配合的。這是北朝佛教泛濫，佛教造像受到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第叁卷，p697，社科出版社1997)。
[25]案，《續高僧傳》原文的次序並非如此，但從邏輯上推理，當爲如此，原文顯然有次序的錯誤。
[26]筆者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已經比2000年《法音》第五期的論文“關于達摩和慧可的生平”的觀點有所改變和提高。
[27]《大正藏》25·p104a。又，後世引此，多作“般若如大火炬，四邊不可觸”(智者《金剛經疏》、澄觀《華嚴疏》等)。
[28] 達摩一脈的禅法是完整的大乘禅門，具有大乘菩薩道盡一切學的本色，本不應有所偏重。但五祖、六祖的時候，隨著禅宗的普及，禅法的傳播也出現了一定的混濫，加之，李唐一統之後，社會秩序逐漸苛嚴，禅門需要自身整肅，穩固陣地，正本清源，淘汰竽濫，還要吸取曆史上遭受挫折的教訓，盡量適應主流意識形態，以使禅法源遠流長。這些因素都促成了這一時期禅風的轉變。
[29]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82年憲法)之序言部分。
《菩提達摩二入四行 大乘壁觀禅法(下)》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