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多年，對印度佛教各個部派及大小乘的理論都有極深極透徹的了解，他回國後譯出的部派方面的經典，完全屬于說一切有部或與說一切有部有關，這不是偶然的事。玄奘翻譯的經典，在他自己，顯然作過精選，都是他認爲的對當時的中國佛教最有用，最有益，最重要的佛經。毗昙師的傳統，在玄奘的弟子中也有所體現。只是這方面的情況似乎還需要我們作進一步的梳理。[16]
問題討論到這裏，就必須提到印順法師的《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一書。印順法師這部書，內容與說一切有部有關，而主要討論說一切有部的論書和論師。書出版于叁十年前，至今仍是一部研究說一切有部的重要參考著作。印順法師的書，雖然以討論印度以及中亞方面的問題爲主，但實際上對了解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的說一切有部的關系也有很大的意義。印順法師對說一切有部的論書和論師所作的分析，充分利用了漢譯的經典和中國方面的文獻。這類文獻，恰恰也反映出當時印度以及中亞流行的佛教說一切有部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印順法師的書，內容很豐富，有很多精到的見解，可以說是對部派佛教研究的一大貢獻。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看來還需要進一步去體會和利用。
在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中，部派問題可以說一直是一個重要的題目。說一切有部在佛教的曆史上曾經是很重要也很有影響的一派。說一切有部在從根本上座部分出以後，最早主要流行于西北印度一帶，然後傳入中亞，然後再傳入中國的新疆地區，然後再被介紹到漢地。說一切有部有自己的完整的一套經典，其他的文獻也很豐富，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有幸保留了下來。這一部派中先後出現過不少大師級的學者，他們爲發展、豐富和宣傳佛教的理論和學說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由于漢地佛教與西域佛教在曆史上的特殊的因緣，中國佛教的發展往往與說一切有部有許多關系，並受到它的影響。對此印順法師以及其他學者已經作了不少研究，他們的著作爲我們作出了榜樣。不過，有一些問題似乎仍然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末了，最後說一句：本文的題目很大，但實際解決的問題卻很少，不過希望由此能引起時賢們研究佛教部派曆史的興趣，尤其對說一切有部以及中國佛教兩方面的問題同時給予更多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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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正藏》第五十卷，第325頁上。
[2]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10頁上，第80頁上至下。
[3] 參見拙文 Buddhist Nikayas through Ancient Chinese Eyes, 載Untersuchungen zur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ed. by H. Bechert, G
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4, pp. 167-168。
[4]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10頁上，第79頁下至第80頁上，第81頁中至第82
頁上。
5 依譯出的先後時間，幾種廣律分別是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法藏部的《四分
律》、大衆部的《摩诃僧祗律》以及化地部的《五分律》。
[6]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20頁下至第22頁中。
[7]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88頁下至第90頁中。
[8]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1049頁。
[9] 有關的一些問題，我曾在拙稿《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的前言中作過詳細的討論。
我有些自認爲比較特別的想法。見拙稿，北京：中華書局，1995，前言部分，第380
至114頁。
[10] 《大正藏》第五十卷，第447頁中。
[11] 拙稿《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第19頁。
[12] 《大正藏》第五十卷，第611頁下，第614頁中，第615頁下。
[13] 見呂澄爲《中國佛教》第叁輯所撰寫的“阿含經”條，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第158至163頁。關于《阿含經》的部派屬性，日本學者作過較多的討論，簡要的介紹可參見前田惠學：Japanese Studies on the Schools of the Chinese Agamas, in Zur Schulzugeh
rigkeit von Werken der Hinayana-Literatur, Hrsg. von H. Bechert, Erst Teil, G
ttingen: Vandenhoeck & Ruppecht, 1985, pp. 94-103。
[14] 與這一問題有關，我們還應該注意的是，本世紀初以來在中亞包括中國新疆地區發現的梵文以及其他“胡語”佛經，如果按部派分類，其中數量最多的，就是說一切有部的經典。古代新疆地區，尤其是在“北道”一線，佛教說一切有部無疑有最大的勢力和影響。漢地的佛教，主要從西域傳來，漢譯佛經中“經”一類的文獻，與說一切有部有關系的，一定有不少。例子可見 E. Waltschmidt: Central Asian Su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Agamas, 載 Die Sprache der
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Hrsg. von H. Bechert, G
ttingen: Vandenhoeck & Ruppecht, 1980, pp. 136-174。德國學者研究在新疆發現的梵文佛教文獻，編輯有 Sanskrit-W
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und der kanonischen Literatur der Sarvastivada-Schule 一書，即與說一切有部有關。該書在G
ttingen出版，到今年爲止已經出到了第十一冊。這些梵文經典與漢譯佛經和漢地佛教之間的關系，有很多地方還不清楚。這方面真正的細致的研究工作尚有待于進行。
[15] 關于安世高及其翻譯的經典，已經有不少的學者作過詳略不等的研究。最新的可以舉出幾種：A. Forte: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s: 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 Kyoto. 1995；山部能宜：An Shigao as a Precursor of the Yogacara Tradi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載《渡邊隆生教授還曆紀念：佛教思想文化史論叢》，東京，1997，第826至785頁；P. Harrison: The Ekottarikagama Translation of An Shigao 以及拙文 Mahayana or Hinayana: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yana Affiliation of An Shigao and his School, 二文均載 Bauddhvidhyasudhakarah, ed. by P. Kieffer-Pulz and J. Hartmann, Swisttal-Odendorf, 1997, pp. 261-284, 689-698。拙文又有中文修改稿，載《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王堯主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下冊，第667頁至682頁。
[16] 相關的研究實際上已經有一些，例如C. Willemen，B. Dessin與C. Cox新近合作出版的Sarvastivada Buddhist Scholasticism, Leiden: E. J. Brill, 1998即是其中一種。不過這部書討論的重點主要是在與印度佛教有關的問題上。Willemen教授最近把他的新著的複印本寄贈給我，我願借此機會對他表示衷心感謝。
《說一切有部與中國佛教史的研究(王邦維)》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