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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切有部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王邦维)▪P2

  ..续本文上一页多年,对印度佛教各个部派及大小乘的理论都有极深极透彻的了解,他回国后译出的部派方面的经典,完全属于说一切有部或与说一切有部有关,这不是偶然的事。玄奘翻译的经典,在他自己,显然作过精选,都是他认为的对当时的中国佛教最有用,最有益,最重要的佛经。毗昙师的传统,在玄奘的弟子中也有所体现。只是这方面的情况似乎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梳理。[16]

  问题讨论到这里,就必须提到印顺法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一书。印顺法师这部书,内容与说一切有部有关,而主要讨论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和论师。书出版于三十年前,至今仍是一部研究说一切有部的重要参考着作。印顺法师的书,虽然以讨论印度以及中亚方面的问题为主,但实际上对了解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说一切有部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意义。印顺法师对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和论师所作的分析,充分利用了汉译的经典和中国方面的文献。这类文献,恰恰也反映出当时印度以及中亚流行的佛教说一切有部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印顺法师的书,内容很丰富,有很多精到的见解,可以说是对部派佛教研究的一大贡献。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看来还需要进一步去体会和利用。

  在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中,部派问题可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题目。说一切有部在佛教的历史上曾经是很重要也很有影响的一派。说一切有部在从根本上座部分出以后,最早主要流行于西北印度一带,然后传入中亚,然后再传入中国的新疆地区,然后再被介绍到汉地。说一切有部有自己的完整的一套经典,其他的文献也很丰富,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有幸保留了下来。这一部派中先后出现过不少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为发展、丰富和宣传佛教的理论和学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汉地佛教与西域佛教在历史上的特殊的因缘,中国佛教的发展往往与说一切有部有许多关系,并受到它的影响。对此印顺法师以及其他学者已经作了不少研究,他们的着作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不过,有一些问题似乎仍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末了,最后说一句:本文的题目很大,但实际解决的问题却很少,不过希望由此能引起时贤们研究佛教部派历史的兴趣,尤其对说一切有部以及中国佛教两方面的问题同时给予更多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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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正藏》第五十卷,第325页上。

  [2]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10页上,第80页上至下。

  [3] 参见拙文 Buddhist Nikayas through Ancient Chinese Eyes, 载Untersuchungen zur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ed. by H. Bechert, G

  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4, pp. 167-168。

  [4]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10页上,第79页下至第80页上,第81页中至第82

  页上。

  5 依译出的先后时间,几种广律分别是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

  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祗律》以及化地部的《五分律》。

  [6]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20页下至第22页中。

  [7]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第88页下至第90页中。

  [8]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1049页。

  [9] 有关的一些问题,我曾在拙稿《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的前言中作过详细的讨论。

  我有些自认为比较特别的想法。见拙稿,北京:中华书局,1995,前言部分,第380

  至114页。

  [10] 《大正藏》第五十卷,第447页中。

  [11] 拙稿《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19页。

  [12] 《大正藏》第五十卷,第611页下,第614页中,第615页下。

  [13] 见吕澄为《中国佛教》第三辑所撰写的“阿含经”条,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第158至163页。关于《阿含经》的部派属性,日本学者作过较多的讨论,简要的介绍可参见前田惠学:Japanese Studies on the Schools of the Chinese Agamas, in Zur Schulzugeh

  rigkeit von Werken der Hinayana-Literatur, Hrsg. von H. Bechert, Erst Teil, G

  ttingen: Vandenhoeck & Ruppecht, 1985, pp. 94-103。

  [14] 与这一问题有关,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本世纪初以来在中亚包括中国新疆地区发现的梵文以及其他“胡语”佛经,如果按部派分类,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古代新疆地区,尤其是在“北道”一线,佛教说一切有部无疑有最大的势力和影响。汉地的佛教,主要从西域传来,汉译佛经中“经”一类的文献,与说一切有部有关系的,一定有不少。例子可见 E. Waltschmidt: Central Asian Su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Agamas, 载 Die Sprache der

  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Hrsg. von H. Bechert, G

  ttingen: Vandenhoeck & Ruppecht, 1980, pp. 136-174。德国学者研究在新疆发现的梵文佛教文献,编辑有 Sanskrit-W

  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und der kanonischen Literatur der Sarvastivada-Schule 一书,即与说一切有部有关。该书在G

  ttingen出版,到今年为止已经出到了第十一册。这些梵文经典与汉译佛经和汉地佛教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地方还不清楚。这方面真正的细致的研究工作尚有待于进行。

  [15] 关于安世高及其翻译的经典,已经有不少的学者作过详略不等的研究。最新的可以举出几种:A. Forte: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s: 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 Kyoto. 1995;山部能宜:An Shigao as a Precursor of the Yogacara Tradi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载《渡边隆生教授还历纪念:佛教思想文化史论丛》,东京,1997,第826至785页;P. Harrison: The Ekottarikagama Translation of An Shigao 以及拙文 Mahayana or Hinayana: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yana Affiliation of An Shigao and his School, 二文均载 Bauddhvidhyasudhakarah, ed. by P. Kieffer-Pulz and J. Hartmann, Swisttal-Odendorf, 1997, pp. 261-284, 689-698。拙文又有中文修改稿,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王尧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下册,第667页至682页。

  [16] 相关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有一些,例如C. Willemen,B. Dessin与C. Cox新近合作出版的Sarvastivada Buddhist Scholasticism, Leiden: E. J. Brill, 1998即是其中一种。不过这部书讨论的重点主要是在与印度佛教有关的问题上。Willemen教授最近把他的新着的复印本寄赠给我,我愿借此机会对他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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