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心”
［日本］木村清孝 著 编者按：
本文是日本着名佛教学者木村清孝先生今年在东京大学的一篇讲演稿，反映了日本佛教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看法。文中观点并不代表法音编辑部的意见。近代以来，日本学术界非常重视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资料收集极为丰富，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此类文章的刊出，能对国内读者起到启迪、借鉴的作用。木村清孝先生现任东京大学教授，主要着作有《初期中国华严思想之研究》、《中国佛教的思想》、《<华严五教章>译注》等。译者张文良居士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目前正在东京大学师从木村清孝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佛教的“心”。这无疑是个很大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心”，是指中国佛教的底蕴，或者说指成就了中国佛教的佛教大德们的思想底蕴。就这一题目，我愿根据自己的理解，略呈管见，以就正於大方。
众所周知，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但传来途径，并非仅只经过西域的陆路一途，还有经由南路、海路而到中国的路线。近年来特别是以龙谷大学的学者为中心的这方面的研究，有许多进展。南路、海路开通很早，後世借海路而至的译经僧络绎不绝。当我们考察佛教的传入及中国佛教的展开时，不能只限於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资料，也有必要重视绕道南边海路而来的资料。当然，就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而言，经由陆路而来的佛教，是构成中国佛教的主体。
至於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根据近年的研究，一般推测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但是，为使佛教以明确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开来，佛典的汉译是绝对必要的。而汉译的端始，约在公元二世纪後半叶左右。而肇其端者，则是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二人。正是此二人最先来到洛阳从事佛典的汉译，实际推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安世高据说是安息国的王子，他最先以原始经典(即释尊及其後数百年间成立的佛教经典，汉译称《阿含经》)中与瞑想有关的经典为中心从事汉译工作，把佛教经典最早译介到中国。
而支娄迦谶则出生於月支国，比安世高稍晚来到洛阳，他主要从事以般若经典为中心的大乘经典的传译。他与净土教也很有缘，《般舟三昧经》也是他最先译出的。他们二人几乎同时活跃於二世纪後半叶，并译出特色各异的原始佛教经典和大乘经典。这种情况，在中国佛教大德们考虑佛教的究竟义旨问题时，也带来很大问题。关於此点，後面再详述。
之後到三世纪後半叶，竺法护出世，展开了大规模的佛典汉译工作。例如在日本佛教中影响极大的《法华经》，最初的汉译就是由他完成的。虽然说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现在普遍使用的《法华经》是後来的鸠摩罗什的译本，但毕竟最先将法华经思想传入中国的是竺法护。他因出身敦煌，又在敦煌、长安一带活动，以至被尊称为敦煌菩萨，其声望之隆，於此可见。传说他译出的经典有百五十部之多，令人惊叹。
再往後该是翻译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即公元五世纪初的鸠摩罗什了。佛典的翻译是非常艰苦的事业，而且二世纪以前，中国已创造出相当成熟的文化。在思想的层面，支配着人们生活的价值取向的种种思想体系也已完备，再加之中国特有的“中华意识”，在这样的国度里传播佛教，如何才能传播得开，确实是大伤脑筋的。这一点在翻译用语上很明显地表现出来。首先就翻译的风格而言，大体说来，有直译派与意译派之分。所谓直译派，即为了尽可能正确地传达佛教的思想，即使译出的汉语不自然、难以理解，也尽可能忠实原文，不做变通。而意译派则坚持认为不明其意则意味着没有意义，所以力图以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翻译，当然这其间就不免与原文有出入之处。中国的语言里，前者称为“质”派，後者称为“文”派。就在这两派之间的不断争论及翻译技巧不断成熟过程中，慢慢地较完美的文体确定下来。在这方面厥功至伟者当推鸠摩罗什。前面提到的以《法华经》为代表的一些经典，就是鸠摩罗什所译。这些经典直到现在还在被人们使用。一想到这些虽是一千六百年前翻译的经典，却晓畅易懂、忠实原意，即便用日语来读也朗朗上口，就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了。
再往後就是六世纪，先是真谛活跃在译坛，然後是玄奘登场。大家知道《西游记》的故事，是讲孙悟空和猪八戒作为三藏法师的随侍西行求法。故事的主人公三藏法师据说就是以玄奘法师为原型的。玄奘法师是公认的中国最大的翻译家。稍後又有义净法师，他也是翻译史上很重要的人物。有唐一代，译坛高僧辈出，不过在密教典籍翻译方面，不空三藏是不能忘记的。不空三藏据说是斯里兰卡人，正是不空三藏的出世，才使原本极富印度特色的密教，有了向东南亚世界流传的契机。
通常我们学到的佛教传播史，到不空三藏的时代就结束了。但实际上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并没有到此结束。例如在宋代有天息灾和施护等等。他们二人到中国，将大量密教佛典翻译出来，而这已经是十世纪的事情了。而且天息灾有感於佛典译坛人才不继，甚至还在中国招集年轻人，教授他们梵语，培养翻译人才。
明清时代，虽然数量不多，但还是有可称为译经僧的大德出世。总而言之，自二世纪以迄明清的一千馀年里，通过千人以上的译经僧的艰苦努力，佛教一直绵延不断地传播到中国以至世界。
回顾佛经翻译的历史，最让人感佩的是译经僧的艰苦卓绝。他们的德业，永远值得我们敬佩。以鸠摩罗什为例，就他自身来说，当初被作为战利品，在战乱中漂泊了约二十年以後，才被迎请到长安。象诸如此类的痛苦经历是许多译经僧都值遇过的。 但另一方面也有悲剧的存在。例如鸠摩罗什的时代，还有一位大翻译家佛驮跋陀罗。他在鸠摩罗什活跃的时期来到中国，後来译出了《华严经》。在很长时期内，他得到鸠摩罗什的关照，但後来受到鸠摩罗什座下弟子的排斥，离开鸠摩罗什的译场，去了南方。还有一位被玄奘的光芒掩盖了的大翻译家那提。那提在印度即以优秀中观学者而着称，在游历了东南亚诸国以後，满腔热情地来到中国。但那是七世纪中叶，正赶上玄奘最活跃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他不被重视，甚至受到排斥，陷入尴尬的境地。经典的翻译非一人之力而能奏功，初期的译经就是如此。虽然规模有大小，但都得有译场和多人的助力，翻译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没有周围人协助的翻译是难以想像的。但那提恰恰得不到他人的协助，因而虽然带来一千五百馀部经典，但他自身却不得译出。後来据说受王命，到外国、西方诸国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待他又回到长安，他所带回的经论大部分已归玄奘所有。当然这与其说是玄奘的责任，恐怕不如说是玄奘周围人的责任。如果他们的心量再大一点的话，玄奘传来的唯识与那提带来的中观，或许在中国会出现双峰并峙、两江竞流的局面。至少通过那提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在当时的印度中观派佛教发展演变的实际状况，以及中观派佛教研究的概貌。但是因为没有他施展才华的馀地，所以我们所能知道的印度七世纪前後的佛教状况只能是偏於唯识一面的。翻译史上的这种悲剧，确实让後人唏嘘不已。
与上述通过译经僧而进行的佛教传播相对应的，是从事贸易的商人或者没有名气的僧人以自发形式传播的佛教。它与佛教南路传来有一定关联，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进展。总之这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种重要传播途径，但由於文献缺乏，因而其实际状况不容易了解。而今最值得研究的是四川省——中国西南部的佛教。这里的佛教独具特色，但与中原地区的佛教有怎样的关系，其发展演变的状态又是怎样的等等，并不清楚。有人推论，往来从事贸易的商人自发地把佛教信仰带来，在此地生根，从而产生出独特的佛教，事实恐怕就是如此。无论如何，这种形式的佛教传播也是重要的，特别是在考虑民众中流传的佛教时，尤其显得重要。译经僧所译出的佛典在思想、哲学的层面上大多有深邃的内容。但这些佛典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民众所接受，又是另一个问题。有鉴於此，为弥补不足，一些中国佛教大德造出伪经，从而创出佛教新的形式。之所以这样做，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在民众中传播佛教，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正统的佛经传译是有其局限的。无论如何，自发的，即通过商人等而传来的佛教以及由此而生长起来的民间佛教，也应该看成是中国佛教的一大表现形式。
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
如上所述，中国佛教有两种传入方式。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此传来的佛教的特色在哪里
在初学中国佛教时，大概都听到这样的意见，即中国佛教是教判的佛教，亦即教相判释的佛教。所谓教相判释，即对佛陀的教说加以判定、解释，把佛教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中国佛教被视为以教判思想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佛教体系。教判又称为判教，但实际上佛陀垂教几十载，所遗经典少说也有数千部。这些经典大部分被译介到中国，这其中既有原始佛教经典，也有大乘经典，而且无论是原始经典还是大乘经典，都基於在思想发展史中的位置及成立地域的不同而各各相异。不过所有的经典都以“如是我闻”而开篇，意为“我是这样听佛说的”，即原原本本转述释尊的教导。如此一来，从接受一方来说，就不能不考虑这种种经典是释尊在什厶时候、什厶地方垂示的问题。释尊开悟的年龄，依南传佛教的说法是三十五岁，依北传佛教的说法则倾向於三十岁。开悟以後宣说自己的教义，八十岁涅槃。如此说来释尊是在四十五年或者是五十年间说出了全部的经典。站在信仰者的立场这是勿庸置疑的。在这里，种种的教说，释尊是什厶时候、出於什厶意图、为什厶人而垂示的，以及释尊最後开示的教说又是什厶，等等问题被提出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加以说明，就会让人对佛的教说无所适从。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佛教大德们都积极地对佛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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