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的“心”

　　［日本］木村清孝 著 編者按：

　　本文是日本著名佛教學者木村清孝先生今年在東京大學的一篇講演稿，反映了日本佛教學者對中國佛教的看法。文中觀點並不代表法音編輯部的意見。近代以來，日本學術界非常重視對中國佛教的研究，資料收集極爲豐富，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取得了豐碩成果。希望此類文章的刊出，能對國內讀者起到啓迪、借鑒的作用。木村清孝先生現任東京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初期中國華嚴思想之研究》、《中國佛教的思想》、《<華嚴五教章>譯注》等。譯者張文良居士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員，目前正在東京大學師從木村清孝先生攻讀博士學位。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中國佛教的“心”。這無疑是個很大的題目。這裏所說的“心”，是指中國佛教的底蘊，或者說指成就了中國佛教的佛教大德們的思想底蘊。就這一題目，我願根據自己的理解，略呈管見，以就正於大方。

　　衆所周知，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但傳來途徑，並非僅只經過西域的陸路一途，還有經由南路、海路而到中國的路線。近年來特別是以龍谷大學的學者爲中心的這方面的研究，有許多進展。南路、海路開通很早，後世借海路而至的譯經僧絡繹不絕。當我們考察佛教的傳入及中國佛教的展開時，不能只限於通過絲綢之路而來的資料，也有必要重視繞道南邊海路而來的資料。當然，就流傳下來的文獻資料而言，經由陸路而來的佛教，是構成中國佛教的主體。

　　至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問題，根據近年的研究，一般推測約在公元前一世紀左右。但是，爲使佛教以明確的形式在中國傳播開來，佛典的漢譯是絕對必要的。而漢譯的端始，約在公元二世紀後半葉左右。而肇其端者，則是安世高與支婁迦谶二人。正是此二人最先來到洛陽從事佛典的漢譯，實際推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安世高據說是安息國的王子，他最先以原始經典(即釋尊及其後數百年間成立的佛教經典，漢譯稱《阿含經》)中與瞑想有關的經典爲中心從事漢譯工作，把佛教經典最早譯介到中國。

　　而支婁迦谶則出生於月支國，比安世高稍晚來到洛陽，他主要從事以般若經典爲中心的大乘經典的傳譯。他與淨土教也很有緣，《般舟叁昧經》也是他最先譯出的。他們二人幾乎同時活躍於二世紀後半葉，並譯出特色各異的原始佛教經典和大乘經典。這種情況，在中國佛教大德們考慮佛教的究竟義旨問題時，也帶來很大問題。關於此點，後面再詳述。

　　之後到叁世紀後半葉，竺法護出世，展開了大規模的佛典漢譯工作。例如在日本佛教中影響極大的《法華經》，最初的漢譯就是由他完成的。雖然說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現在普遍使用的《法華經》是後來的鸠摩羅什的譯本，但畢竟最先將法華經思想傳入中國的是竺法護。他因出身敦煌，又在敦煌、長安一帶活動，以至被尊稱爲敦煌菩薩，其聲望之隆，於此可見。傳說他譯出的經典有百五十部之多，令人驚歎。

　　再往後該是翻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即公元五世紀初的鸠摩羅什了。佛典的翻譯是非常艱苦的事業，而且二世紀以前，中國已創造出相當成熟的文化。在思想的層面，支配著人們生活的價值取向的種種思想體系也已完備，再加之中國特有的“中華意識”，在這樣的國度裏傳播佛教，如何才能傳播得開，確實是大傷腦筋的。這一點在翻譯用語上很明顯地表現出來。首先就翻譯的風格而言，大體說來，有直譯派與意譯派之分。所謂直譯派，即爲了盡可能正確地傳達佛教的思想，即使譯出的漢語不自然、難以理解，也盡可能忠實原文，不做變通。而意譯派則堅持認爲不明其意則意味著沒有意義，所以力圖以中國人能夠理解的方式來翻譯，當然這其間就不免與原文有出入之處。中國的語言裏，前者稱爲“質”派，後者稱爲“文”派。就在這兩派之間的不斷爭論及翻譯技巧不斷成熟過程中，慢慢地較完美的文體確定下來。在這方面厥功至偉者當推鸠摩羅什。前面提到的以《法華經》爲代表的一些經典，就是鸠摩羅什所譯。這些經典直到現在還在被人們使用。一想到這些雖是一千六百年前翻譯的經典，卻曉暢易懂、忠實原意，即便用日語來讀也朗朗上口，就不能不讓人歎爲觀止了。

　　再往後就是六世紀，先是真谛活躍在譯壇，然後是玄奘登場。大家知道《西遊記》的故事，是講孫悟空和豬八戒作爲叁藏法師的隨侍西行求法。故事的主人公叁藏法師據說就是以玄奘法師爲原型的。玄奘法師是公認的中國最大的翻譯家。稍後又有義淨法師，他也是翻譯史上很重要的人物。有唐一代，譯壇高僧輩出，不過在密教典籍翻譯方面，不空叁藏是不能忘記的。不空叁藏據說是斯裏蘭卡人，正是不空叁藏的出世，才使原本極富印度特色的密教，有了向東南亞世界流傳的契機。

　　通常我們學到的佛教傳播史，到不空叁藏的時代就結束了。但實際上佛教向中國的傳播並沒有到此結束。例如在宋代有天息災和施護等等。他們二人到中國，將大量密教佛典翻譯出來，而這已經是十世紀的事情了。而且天息災有感於佛典譯壇人才不繼，甚至還在中國招集年輕人，教授他們梵語，培養翻譯人才。

　　明清時代，雖然數量不多，但還是有可稱爲譯經僧的大德出世。總而言之，自二世紀以迄明清的一千馀年裏，通過千人以上的譯經僧的艱苦努力，佛教一直綿延不斷地傳播到中國以至世界。

　　回顧佛經翻譯的曆史，最讓人感佩的是譯經僧的艱苦卓絕。他們的德業，永遠值得我們敬佩。以鸠摩羅什爲例，就他自身來說，當初被作爲戰利品，在戰亂中漂泊了約二十年以後，才被迎請到長安。象諸如此類的痛苦經曆是許多譯經僧都值遇過的。 但另一方面也有悲劇的存在。例如鸠摩羅什的時代，還有一位大翻譯家佛馱跋陀羅。他在鸠摩羅什活躍的時期來到中國，後來譯出了《華嚴經》。在很長時期內，他得到鸠摩羅什的關照，但後來受到鸠摩羅什座下弟子的排斥，離開鸠摩羅什的譯場，去了南方。還有一位被玄奘的光芒掩蓋了的大翻譯家那提。那提在印度即以優秀中觀學者而著稱，在遊曆了東南亞諸國以後，滿腔熱情地來到中國。但那是七世紀中葉，正趕上玄奘最活躍的時代。正因爲如此，他不被重視，甚至受到排斥，陷入尴尬的境地。經典的翻譯非一人之力而能奏功，初期的譯經就是如此。雖然規模有大小，但都得有譯場和多人的助力，翻譯工作才能順利進行，沒有周圍人協助的翻譯是難以想像的。但那提恰恰得不到他人的協助，因而雖然帶來一千五百馀部經典，但他自身卻不得譯出。後來據說受王命，到外國、西方諸國去尋找長生不老之藥，待他又回到長安，他所帶回的經論大部分已歸玄奘所有。當然這與其說是玄奘的責任，恐怕不如說是玄奘周圍人的責任。如果他們的心量再大一點的話，玄奘傳來的唯識與那提帶來的中觀，或許在中國會出現雙峰並峙、兩江競流的局面。至少通過那提可以相當清楚地了解，在當時的印度中觀派佛教發展演變的實際狀況，以及中觀派佛教研究的概貌。但是因爲沒有他施展才華的馀地，所以我們所能知道的印度七世紀前後的佛教狀況只能是偏於唯識一面的。翻譯史上的這種悲劇，確實讓後人唏噓不已。

　　與上述通過譯經僧而進行的佛教傳播相對應的，是從事貿易的商人或者沒有名氣的僧人以自發形式傳播的佛教。它與佛教南路傳來有一定關聯，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進展。總之這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種重要傳播途徑，但由於文獻缺乏，因而其實際狀況不容易了解。而今最值得研究的是四川省——中國西南部的佛教。這裏的佛教獨具特色，但與中原地區的佛教有怎樣的關系，其發展演變的狀態又是怎樣的等等，並不清楚。有人推論，往來從事貿易的商人自發地把佛教信仰帶來，在此地生根，從而産生出獨特的佛教，事實恐怕就是如此。無論如何，這種形式的佛教傳播也是重要的，特別是在考慮民衆中流傳的佛教時，尤其顯得重要。譯經僧所譯出的佛典在思想、哲學的層面上大多有深邃的內容。但這些佛典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民衆所接受，又是另一個問題。有鑒於此，爲彌補不足，一些中國佛教大德造出僞經，從而創出佛教新的形式。之所以這樣做，歸根結底還是爲了在民衆中傳播佛教，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正統的佛經傳譯是有其局限的。無論如何，自發的，即通過商人等而傳來的佛教以及由此而生長起來的民間佛教，也應該看成是中國佛教的一大表現形式。

　　中國佛教的基本特色

　　如上所述，中國佛教有兩種傳入方式。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此傳來的佛教的特色在哪裏

　　在初學中國佛教時，大概都聽到這樣的意見，即中國佛教是教判的佛教，亦即教相判釋的佛教。所謂教相判釋，即對佛陀的教說加以判定、解釋，把佛教作爲一個有機的整體來把握。中國佛教被視爲以教判思想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佛教體系。教判又稱爲判教，但實際上佛陀垂教幾十載，所遺經典少說也有數千部。這些經典大部分被譯介到中國，這其中既有原始佛教經典，也有大乘經典，而且無論是原始經典還是大乘經典，都基於在思想發展史中的位置及成立地域的不同而各各相異。不過所有的經典都以“如是我聞”而開篇，意爲“我是這樣聽佛說的”，即原原本本轉述釋尊的教導。如此一來，從接受一方來說，就不能不考慮這種種經典是釋尊在什厶時候、什厶地方垂示的問題。釋尊開悟的年齡，依南傳佛教的說法是叁十五歲，依北傳佛教的說法則傾向於叁十歲。開悟以後宣說自己的教義，八十歲涅槃。如此說來釋尊是在四十五年或者是五十年間說出了全部的經典。站在信仰者的立場這是勿庸置疑的。在這裏，種種的教說，釋尊是什厶時候、出於什厶意圖、爲什厶人而垂示的，以及釋尊最後開示的教說又是什厶，等等問題被提出來。這些問題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加以說明，就會讓人對佛的教說無所適從。正因爲如此，中國的佛教大德們都積極地對佛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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