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在青天水在瓶
智宗法師
都說“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可這個“會”，前提卻是和尚們絕不能真的太遠，否則的話，文化相異，語言不通，如同早期來中國講佛教八正道的西域胡僧們一般，即使你個個“高”得和姚明一樣，張開嘴，也只能是“胡說八道”，令人難知所雲。所以，從公元前後開始的初傳五百年，佛教的師父徒弟們都在忙活什麼呢？除去必要的四處走穴趕場，玩玩魔術，弄怪唬人外，大塊的時間、大量的精力幾乎全用來譯經講經了！
然而，說到這譯經，也著實是不容易。基督教于近代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時候，就爲著一個“God”的翻譯，差點便搞得“God”的衆多愛子們打破頭。內幕據說，無論是用“上帝”、“天主”，還是用“天神”、“真神”，都沒法完整地表達“God”，而且，更令他們不可饒恕的是，這幾個詞甚至在實際中還反而讓中國人更方便地歪曲了“God”。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佛教初傳怕也大類于此。雖然所知的材料不如基督教之近之多，但還是留下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奚落調侃。真沒辦法！誰讓你開始時非要挂靠道家這個土特産呢，打人家的招牌，用人家的“無”字，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被人家用道家“沒有”的“無”篡改自己“變化”的“無”的危險，結果，原本和後世的老馬們同樣精妙的觀點：一切都是運動發展的。剛一說出來，就讓人以爲是：一切都不存在。這哪跟哪兒呀。所以，出場講經時你打那麼多的寶傘寶蓋又有什麼用？排場越大，聲勢越足，就越容易讓人家覺得你是裝模作樣煞有介事，笑破肚皮了都！
哎呀，說起來，我真是太佩服那位把佛教的“Dhya na”譯作“禅”的老祖宗了！同樣是取自道家，卻絕沒叫人有先入爲主的後遺症。《莊子·寓言》中說：“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爲天均。”這句話從科學角度上來看，頗有些能量轉化與守恒的味道。而從佛教思想上來考慮，則又有萬物輪回更疊種性平等的意思。甚妙！此中的“禅”，音同“善”，意爲“替代”。佛教的“Dhya na”來源于極爲古老的“Yoga”。後者音譯爲“瑜珈”，有“苦行”、“持心”兩義——持心，也就是“定”的意思。據說，這是一種有五千年曆史的修行方法，早在佛教創立之前，就已經盛行在古印度了。佛祖當然肯定認真地研修過“Yoga”，這是有資料可證的。而且也正因爲如此，後來佛祖證悟創教後，就幹脆把“Yoga”毫不手軟地充分揚棄，批判地吸收在佛教裏，名之以“Dhya na”——而舍不得揚棄傳統，並堅持要複辟傳統的堂弟提婆達多，則與佛祖漸行漸遠，終至于分道揚镖，被時人指誣爲“叛教”。實際上沒那麼過份！用佛學專家季羨林老先生的話來說，“他同釋迦牟尼的矛盾決不是個人恩怨，而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況且，若是非要用“叛教”來說事的話，從“Yoga”的傳統來看，佛祖才是名副其實，只不過今天看來，這一揚棄，恰恰是體現了佛祖勇于破舊立新的英明睿智，是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改革創新……啊，說多了，趕快回頭。
是誰妙筆生花，把佛教的“Dhya na”翻譯成“禅”呢？限于早期材料的極度匮乏，佛教的這一老大難，目前還沒有人能說清。不過，佛教界和學術界公認，公元二世紀在中國東漢譯經傳法的西域洋和尚安世高，是關于禅的最早的翻譯家和實踐家，或者之一，他所翻譯的《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這兩部經典是中國漢魏時期衆多習禅者視若拱壁的“紅寶書”——其中已經有了“禅法”、“禅經”等字樣，並且，安世高非常注意尋找印度佛教和中國本土文化的結合點，積極以道家概念來類比經中的概念，比如在《安般守意經》中——這可是一本專講與道家吐納功夫極其相似的佛教數息觀的書，他說，“安般守意，名爲禦意至得無爲也。安爲清，般爲淨，守爲無，意名爲”。顯見對中國道家是非常之熟悉。但，爲什麼“Dhya na”沒有被翻譯成“清靜無爲”之類的，卻被看似是毫不相關的“禅”所“替代”？有人說，這是因爲“禅”字，從示，而示從二從川，按《說文解字》的套路，有神示的意思在裏面，正可表示修習“Dhya na”能達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而我本人則爲增加說服力，又從“禅”字“替代”的本義出發，談其隱含著佛教生命輪回種性平等的理念，用它來翻譯“Dhya na”，既表佛教理念又表實踐方法，恰是佛教知行合一理論聯系實際的最佳典範。呵呵，這其實都是瞎猜了，或者，科學地說，這都是“大膽懷疑”，卻沒法子去求證。反正印度佛教的“Dhya na”到中國被道家的“禅”字給“替代”了——翻譯就是一種“替代”，而且，語言形式上的“替代”，還沒影響語義內容上的表達——誰讓咱祖上勤勞智慧呢，給它改個叫法，讀作“饞”音，就與原配一刀兩斷情盡義絕，哪裏還會膩膩歪歪攪不清呢！只可惜這一神來之筆，也如同作翻譯的那位一樣，都是天外飛仙，在曆史的煙海中了無痕迹，雲深不知處，弄得我們這些後世的孝子賢孫們，逢年過節想爲他們燒炷香什麼的，都不知姓氏名誰！
不知其實也沒什麼，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已知，所謂的禅，原來與苦行修定的瑜珈有著絕不可忽視的繼承關系。所以，從禅的角度來審視中國佛教發展史，就變得特有意思。
先說說苦行吧。這簡直就可算是佛教脫胎舊傳統的一大隱疾，動不動就要發作一下，刺激刺激時人的神經。我們知道，佛祖本人是反對執著苦行、極端苦行的，佛祖提倡的是一種既滿足人性基本需求，又不致引發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劇烈沖突的、不苦不樂的人生態度，即所謂中道。而中道的行事原則，就是隨緣——能根據內外部條件的變化，“息世譏嫌”，非常簡單，特別務實。這都是見諸經典的確載，然而，也正是因此，執著苦行的大迦葉與佛祖産生了分歧，極端苦行的提婆達多與佛祖最終分裂，給佛教發展帶來極大的危害。佛教傳入中國後，陣痛仍然。早期佛教行人根據個人基礎與外部環境的不同，分別走上相異的弘法道路：學識淵博的，被皇帝請進釣魚臺國賓館，好吃好喝地侍侯著，建官方譯場，廣召天下學人，走知識路線、上層路線——是所謂義學僧，隋唐時統稱爲教門；專志笃行的，身無長物，無籍無寺，遊行民間，唯苦行修禅是務，以走下層路線居多——後世僧史稱之爲禅門。這原本是沒什麼問題的，各隨各的因緣嘛。但北魏時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中“崇真寺”條，卻通過一個閻王爺發落五比丘的故事，反映出當時洛陽有一種輿論：“坐禅苦行，得升天堂”；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淩物”，是“比丘中第一粗行”，被送進地獄受罪；“造作經像”，建寺造廟，是劫奪民財，也被送進地獄。據說，這故事一出來，當朝的胡太後“即請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休養之”，“京邑比丘，悉皆禅誦，不複以講經爲意”。這當然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爲北魏胡太後時，佛教義學反倒發展更大。但這一傳說卻不能不令人注意到，在當時的教門與禅門之間的確是存在著嚴重對立的傾向。比方說北魏菩提流支譯經團和散兵遊勇的菩提達摩。唐中期的《曆代法寶記》和《寶林傳》都記載說，達摩之死，是因菩提流支等人六度于食中置毒所致。爲什麼要毒死達摩？《續高僧傳》說“于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這顯然是輕描淡寫，沒在點上，因爲包括菩提流支在內的義學僧們也都是講“定法”的，多年下來大家怎麼能算得上是“乍聞”？可見，讓人“多生譏謗”的，只能是達摩的禅法與菩提流支不同。如何不同？湯用彤先生研究指出：“達摩“四行”非大小乘各種禅觀之說，語氣似婆羅門外道，又似《奧義書》中所說。達摩學說果源于印度何派，甚難斷言。”真是一語破天機——所謂毒害，怕也是印度佛教新舊派之爭流毒蔓延中國的變異版本罷了！
乍看起來，這事好像與苦行是無甚大關系的，起碼字面上不明顯，但問題是，達摩在五代後被追認公推成中國禅宗第一祖，這下事情可就弄大了。因爲禅宗此時已成中國佛教第一宗，勢力最大，範圍最廣。又因爲達摩留世最深的，其實並不是他的禅法，而是“九年面壁”的傳說和強身健體的武術。武術又叫功夫——這名字很有創意，雙關甚明，肯下功夫，才能有功夫，能下苦功夫，才能有真功夫，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得，“苦”出來了。九年面壁，那更是一個苦啊——據說，小鳥在他的頭頂上都孵出幾百個蛋了，這幾人能做到？結果一來，苦行，就成爲中國僧人的心靈烙印了，即使再身不苦的，也要口頭上紛紛以“心苦”作標榜，好像不苦就不是僧人了似的，流風所及，人人都習以爲常，認爲這是理所應當，真是何其怪哉！
前不久，有人在網絡上還把北方某寺與中原某寺放在一起比較，說北方某寺苦行是佛教正道，中原某寺富貴爲佛教敗家子，褒貶分明，理直氣壯，更過份地是，甚至把人家長得肥頭大耳也當作是腦滿腸肥的一大罪狀——這似乎已經不是爲佛教而爭，而是爲個人審美而鬥了——活脫脫地又是如上心理的一次新時代“閃光”。而實際上呢，且不說北方某寺的師兄們沒那麼苦，中原某寺的同修們也沒那麼腐敗，就是隨便翻翻佛教史，我們也不難發現，總體說來，佛教主流好像從來就沒苦過，而且，不光沒苦過，甚至還可說是，一直錦繡花開、富甲一方！試想，“叁武一宗”爲何滅佛？“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肯清檢守真風。”這首當其沖的，還是錢多燒得呀！還苦行呢，你銀子比皇帝都多，小日子過得又那麼招搖，這不是找滅麼！再想想，印度佛教爲何在十叁世紀時滅亡？除去戰爭因素外，不也是因爲後期密宗貪腐墮落，失了民心？中國是亦如此例啊！“叁武一宗”後，禅宗聰明，躲入山林打遊擊，保存了實力，後來又農村包圍城市，成功地占據了中國…
《雲在青天水在瓶》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