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心立命開太平——讀巨贊大師有關“新佛教運動”的著作

　　劉元春

　　來源：巨贊大師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一、一代巨擘，厥功甚偉

　　大師青年時代曾在江陰師範學校畢業，後就讀于上海大夏大學。1929年擔任江陰金童橋小學校長，1931年3月在杭州經太虛大師介紹，從靈隱寺方丈卻非和尚剃度出家，法名傳戒，字定慧，後改名巨贊。1932—1937年間，先後在杭州、南京、重慶、廈門等地研究佛學並從事佛教教育。1938年，在湖南南嶽組織“南嶽佛道救難協會”和“佛教青年服務團”，積極投身抗日救國活動。1940年任廣西佛教會秘書長，主編《獅子吼月刊》。1942年，任廣西桂平龍華寺住持。1944年冬在廣西北流無錫國學專科學校任教。1946年回杭州靈隱寺，任浙江佛教會秘書。1948年任杭州武林佛學院院長，並應邀香港講經，並往臺灣考察佛教。1949年9月，到北京參加新中國政協第一屆會議。1950年，主持開辦大雄麻袋廠，組織僧尼參加生産勞動，發起組織現代佛學社，以及《中國佛學》(《法音》前身)月刊並長期擔任主編。1952年，他參與發起和籌備成立中國佛教協會。1953年之後，作爲中國佛教協會主要領導人之一，一直致力于愛國愛教的領導工作。

　　大師在半個多世紀的佛法信仰實踐中，深入叁藏，解行並重。他從唯識學入手，進而探究叁論、天臺、華嚴，尤重禅宗，博采衆長，各宗並弘。同時，熟讀儒道經典，工于詩詞歌賦，著力中醫氣功，擅長多種外語，兼通中西，並融內外。大師一生筆耕不辍，有讀書筆記300余萬字，147篇論著，61首詩詞，還有數十篇探討佛法的書信等。大師的佛學成果，被彙集成《巨贊法師全集》大8卷本，4519千字，已經正式出版，使我們得以奉讀遺教。[1]

　　對于大師一生事迹的評價，黃心川先生在《全集》卷一《序二》中指出，“巨贊法師對佛教的貢獻主要表現在推動佛學研究和佛教改革兩個方面。”“巨贊法師是改革浪潮的浪尖兒太虛路線的繼承者，他在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爲了佛教的複興和改革，殚精竭慮，勇猛直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奉獻了一生。”“作爲中國佛教改革家的一位領袖，他十分關心當代佛教的實踐，在這方面發表了百余篇評論，涉及改革重點、僧伽製度、僧人修持和人才的培養、佛教教學和宣傳、寺廟的整頓和管理、僧人的勞動生産自救等諸問題。”對此，學誠法師也贊歎“巨贊法師解行相應，滿腹經綸，不愧爲一代佛門巨擘。”認爲，“中國佛教自青季以來，就不斷受到政治、社會及西方文化的猛烈沖擊，衰頹不振。佛教界本身又因循苟且，固步自封，無力應對這種局面。在中國佛教處于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情況下，許多高僧大德與有識之士深刻意識到，佛教必須改革才能順應時局。受過良好教育、具有深厚佛教素養的巨贊法師，對于如何改革佛教，一直用心良多、著力甚巨，厥功甚偉。爲了使佛教適應新的時代潮流、新的社會環境，以期使中國佛教能夠從萎靡不振的困境中解脫出來，恢複佛陀時代積極救世的精神，法師大智大勇，筆耕不辍，發表了不少激動人心的時論文章。”

　　二、治亂革新，起衰救難

　　可以這樣認爲，巨贊大師一生杜鵑啼血、激揚文字，全在于治亂革新，起衰救難。大而言之，希圖借助佛法救國家民族于危難，小而言之，期望用新佛教運動革除佛教界之沈疴積弊，而以佛法助益世法，抵禦內憂外患，複興中華。

　　1940年，巨贊法師到廣西桂林後，創辦了《獅子吼》月刊，大力宣傳抗日救亡和佛教革新運動，提出了新佛教運動“生産化”、“學術化”兩個改革口號，並撰寫了20多萬字的《新佛教概論》。直至抗戰勝利，巨贊大師在這一段時間裏致力于推動新佛教運動的宣傳，寫出了《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新佛教運動與抗戰建國》、《怎樣處置廟産》、《重申立場》、《所期望于佛教整理委員會》等十數篇文章，闡發自己改革僧製、教製、教産的思想和措施，激起教內外的廣泛關注。之後，在新中國建立之後，他仍然一如既往的宣傳和推動新佛教運動，並且賦予了新的時代的意義，連續寫出了《關于佛教徒的信仰問題》、《再談關于佛教徒的信仰問題》等文章，力主佛教界能夠融入時代，振奮精神。[2]

　　關于“新佛教運動”的內涵，巨贊大師在相關文章中都有簡略不一的說明。我們不妨引述其中部分：

　　關于新佛教的理論，當然不是此地所能說得了的，我們提出兩個口號作爲改革僧製、推進新佛教的目標：一、學術化，二、生産化。“學術化”在于提高僧衆的知識水准，博學慎思，研入世出世間一切學問，恢複僧衆在學術界原有的地位。“生産化”則求生活之自足自給，根本鏟除替人家念經拜忏化緣求乞之陋習，如此則佛教本身可以健全，然後才能談得上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桂平的西山》

　　生産化，學術化，就是使僧製不至于俗化，而僧人的生活可因而莊嚴起來。詳細條文，當然先要把諸家戒本徹底對比研究一番，再參考古代的清規和當前的環境方能定。理論之現代化、通俗化的開展，則無論如何要從佛教最基本的中心出發，否則現代化即等于同化于印度教，通俗化即庸俗化而已。新佛教運動如能依照這個目標做下去，才是地道的隨機說法，真正的新的適應，在佛教界內固然可以發生模範作用，同時也就是揭示客觀的真理于人間，其效能不僅僅是關于佛教的改進而已。——《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

　　新佛教運動其實也和新生活運動一樣，帶一點繼古的色彩，所以除了恢複“生産化、學術化”的古代僧製以外，還要發揮“四依”的精神。我們要嚴嚴密密、確確實實地把佛教界內的黑暗面，大膽地向全社會揭露，使那些博弄黑暗者不能再在慈悲向善的幕後藏形。他們不洗心滌慮，重新做人，便只有滅亡。——《重申立場》

　　我們可以看出，巨贊大師所說的新佛教運動，其實是要在佛教界開展“新生活運動”，是爲了適應新時代的需要而推進佛教界的自我改新運動。但是，他不是擯棄傳統佛教而創造出什麼新佛教，恰恰相反，這個運動正是要恢複佛教優良的傳統，恢複佛教的本來面目。這個“新”字，在于要革除中國佛教界中存在的變異了的扭曲了的教理、教製，以及背離了佛教根本精神的信仰狀態。

　　對此問題，巨贊大師在《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等文章中，進行了系統的探討。首先，他從佛陀創立佛教、戒律的定製、龍樹改進佛教、密教雜糅佛教等曆史事實分析中，提出佛教正是因爲具有破處迷信、立足現實、隨機說法、服務人類的品格，才不斷發展、完善的。但是，佛教的隨順時代隨順衆生的需要，並不是沒有原則的，變與不變都是基于佛教根本精神所進行的合理調適、有益的革新，不能“削足適履，反因以自戕其生”。因此，新佛教運動不能重蹈印度密教的覆轍，要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隨機說法或新的適應，並不是隨波逐流，人雲亦雲，“做潮流上的死貓死狗”(辜鴻銘先生語)。第二，先要立定一個明白的一貫的中心，由此面對著現前的環境，解釋一切，衡量一切。第叁，不能穿鑿附會，故意歪曲以媚俗求容，在理論上這樣，在生活行爲上也這樣。”[3]其次，他分析了楊仁山、太虛大師等人開啓的新佛教運動之經驗和教訓，特別分析了太虛大師“叁大革命”成敗的原因。他認爲，太虛法師的改革計劃很是偉大，但是正如太虛法師本人所說的“統率無方，實行不足”那樣，“所以有許多事業，沒有經過必要的階段而蹋等以進；和文化界也失去學術上的聯系，影響到幹部的健全，阻滯了發展的進程。以前新舊僧之爭，曾經鬧得烈烈轟轟，像煞有介事，結果逐漸消沈，以至于新舊僧同流合汙。”他指出太虛法師是“比較偏于文藝性的人，又天生是宣傳家的性格，當真要他做事，非有熱心護法、頭腦清晰的中堅人物幫他不可。”[4]第叁，他還從分析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當時國內先後成立的佛教教育機構的特點與影響，進一步強調了改革的方向與方法之重要。他認爲，新佛教運動要吸取馬丁路德基督教改革之教訓，要發揮佛教慈悲平等的宗旨，聯合大衆的力量，將佛教文化推廣到廣大社會人群。“既能做到通俗，或者就不會與文化分離；縱不爲文化領袖，亦不失爲策動社會進步有力的一員。”[5]

　　新佛教運動的內容主要在于整理僧製和整理教理上。其實，如果全面分析，巨贊大師基本繼承了太虛大師的精神，其新佛教運動包括了教製、教理、教産叁個方面。他在《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中，論述如何完成新佛教運動的時候，列舉了叁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倡議成立全國性質的佛教抗戰團體，發揮佛教在抗戰以及文化上的作用，這可以看作是革新的社會目標。第二方面就是整理僧製，確立生産化與學術化兩個目標。第叁方面就是整理教理，認爲目前佛教界的各種著作，“沒有能夠用純正的佛理，明確地、簡單地，替人類解答科學上、哲學上，以及社會政治上的許多問題。”但是，他同時指出，“跟著第一個目標來的工作是全國廟産的統製，跟著第二個目標的工作是全國僧尼的淘汰。這與抗戰建國的前途，關系非常重大。新佛教運動要在這裏替佛教、替國家民族打開一條路出來。”(頁728)這些觀點，大致沒有超出太虛大師的思想。

　　不過，巨贊大師關于新佛教運動，在解放初期發表在《現代佛教》上的《關于佛教徒的信仰問題》、《再談關于佛教徒的信仰問題》等文章中又有了進一步的論述。也許是時代的變遷給了他進一步思考的空間，使他的思想更加的清晰和深入了。

　　解放初期，佛教面臨新的考驗，不僅是要面對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思想沖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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