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要面對社會民衆長久以來對佛教的誤解、責難，面對著社會大轉折時期前所未有的壓力。巨贊法師也許是基于時代的語境，用“信仰問題”代替了“新佛教”，繼續論述他新佛教的思想。他在《關于佛教徒的信仰問題》的開篇就說：“這是本來不應該成爲問題，而實際上極成問題的問題。”接著，他列舉了當時國內外人士對佛教的批評：

　　有人說：“佛教徒不求進取，事事畏縮退避，所以近百年來，佛教本身的事業，毫無進展；同時又不能像基督教、天主教那樣開展社會事業，所以就不能得到一般社會的同情。佛教徒在一般社會人士看來，就自然而然成爲贅疣了。”

　　在中國居住了23年的佛教居士克來佩曾在斯裏蘭卡《佛教月刊》發表《一個緊急呼籲》文章中指出：“中國佛教，過去因爲治理不善，缺乏適當的計劃與領導，經過了百多年，自然衰敗而進入腐化墮落的階段了。”

　　巨贊大師首先分析了中國佛教雜亂無章和衰敗的原因。他認爲：

　　雜亂的現象大約可以分爲叁個方面來說：一、製度上的雜亂。二、理論上的雜亂。叁、修持上的雜亂。製度上的雜亂約有四點：甲、佛教寺廟與一般神廟不分。佛教寺廟裏面供奉著城隍、土地、文昌、真武和其他什麼娘娘、大仙之類的偶像，一般神廟裏面也大都有觀音、地藏或如來聖像。同時僧尼們居住或住持神廟都爲數甚多，神教徒使用佛教寺廟的也大有人在，這樣就神佛不分，使一般人都把“求神拜佛”當作同樣一回事。乙、小廟的混濫。小廟就是“子孫廟”，師徒私相授受，旁人不能幹涉，使佛教內藏垢納汙的基本處所。但是僧尼出家都從這裏培養出來，因此出家製度也隨之而極度混亂。丙、傳戒的非法。“一缽千家飯，孤僧萬裏遊”，這說明出家人吃飯的容易和自由，但必須是受了大戒的人才能行。所以受戒成爲一種衣食的手段，而傳授戒法的大叢林也有利可圖了。據說受戒的日期有從四十九天改爲叁十幾天，再改爲叁天的，其余種種，可想而知。最方便的辦法是通訊傳戒，只要受戒的人多出“供養”，戒牒寄到就算受了大戒。因此，在佛教界內當然也就沒有紀律或清規可講了。丁、挂搭的雜亂。挂搭製度原爲便利行腳參訪而設，本意是很好的，可是後來行腳參訪變成了成群打混，挂搭只是便利于混飯吃而已。流弊所及，一方面破壞了寺廟的清規，一方面養成了出家人懈怠放逸、苟且偷安、自由散漫的惡劣習慣，致使佛教內部的整頓難于進行。

　　這些現象，至今還存在，甚至仍然很嚴重！

　　關于理論上的雜亂現象，巨贊大師指出最大的莫過于“返本還源”論，其次是庸俗的因果輪回論。“返本還源論者認爲“真心”本淨，被客塵煩惱所染汙故名爲雜染，離煩惱時轉成無漏，恢複本來清淨的真心，稱之爲佛，或名正覺。這種理論自唐末天臺、賢首兩宗合流之後就非常盛行，幾乎成爲佛教理論上的正統派。”巨贊大師認爲，“其實是非常錯誤的”。他從叁個方面論證了執著返本還源修行理論的錯誤，“致使佛教徒們爲著返本還源而鑽進牛角尖裏去，和現實的社會與現實的人生完全脫離關系，當然也就無法體驗社會與人生，進而改造社會與人生”。對于庸俗的因果輪回論，他認爲這將導致“定命論”，“定命論者盲目地聽從因果命運的安排，絲毫不能發揮人類最可寶貴的精神——主觀能動的積極性，自然就消極退縮，死氣沈沈了。這是我國佛教徒的通病，事實具在，無可否認，所以稱之爲庸俗。”

　　巨贊大師激烈批評佛教徒信仰理論上的問題，目的在于糾正佛教徒在修行實踐中存在的偏向：“一、爲逃避現實而求生西方。二、爲自私自利而了脫生死。”他認爲，佛教徒在修持上的雜亂，主要表現在對出世、求生西方、了脫生死幾個方面。這是很符合中國佛教現實的。在隨後的《再談關于佛教徒的信仰問題》一文中，大師進一步從理論上駁斥了修持上的錯誤理念，並且更明確了其産生的社會根源在于封建社會的沾染和贻害。認爲，“統治階級爲著他們的統治，從各個方面向人民進攻是十分猖狂的，佛教的因果輪回、出世、生西、了生死之說，也被他們歪曲了作爲麻醉人民的工具。致使因果輪回服役于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定命論，而出世、生西、了生脫死都只是消極的意義。佛教原來具有的積極救世的精神湮沒不彰，佛教徒的思想和行動也大都與現實的社會生活、尤其是革命的鬥爭生活，隔離得很遠。”[6]

　　叁、立心立命，胸懷天下

　　巨贊大師在論述新佛教運動具體內容的時候，對于革新的社會目標前後是有所不同的。新中國建立之前，重點在于“抗戰”，而解放後的重點在于“建設”，就是將新佛教運動的目標始終定位于中國社會的當前目標上。所以，他關于佛教製度上、理論上、修持上的論述，都在于引導佛教徒立足現實，革新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種種錯誤理念和行爲，發揮佛教思想的本懷，實踐大乘佛教的精神。

　　他在《再論關于佛教徒的信仰問題》中，引述了唐代著名佛學家李通玄《華嚴合論》以及禅宗圭峰、曹山本寂、洞山良價等祖師語錄，還有《成唯識論》、《大集經》等經論，系統論證了佛教因果輪回、出世、求生西方、了生脫死等概念的本意，以期正本清源。

　　他認爲，佛教因果輪回應以現在或當前一念爲中心。

　　掌握現在，從當前一念上用力，則“無我”理得，求仁得仁，自然不會走上定命論的圈套。否則，放棄了“現在的現實”，而只看到過去因及未來果，則因果輪回之說就必然會服役于定命論。因此，我們要明白的告訴大家，我們相信佛所說的因果輪回是事實，但是佛更要我們佛教徒親自從“現在的現實”上面去掌握因果，才能和“灰色的氛圍所籠罩的定命論”絕緣，才能生龍活虎起來，迎接和平建設的高潮而繁興大用，饒益有情。有了這樣的思想准備和氣魄，則火中可以生蓮，刀山劍樹也會變成瓊田玉樹，所以可以說“地獄天堂，豈爲我輩而設。”(頁964)

　　佛教的“出世”，往往被理解爲脫離世間。巨贊大師認爲，“其實“出世”是出離“有漏系縛”的意思，並非遁世逃禅，消極無爲。”根據經文，用現代語言可以解釋爲“控製自我，把握生死，操持因果，創造更高的生命”。“則積極的意義，非常充沛，對于和平建設與佛教本身的建設，可能是有幫助的。”至于佛教徒的“求生西方”，巨贊大師引論《阿彌陀經》法藏比丘的志願文意後，非常生動的解釋說求生西方等于是“留學”，然後回國效力！他提出這包括了兩層含義。“一，往生西方，見聞佛法，得到不可計算的無生法忍之後，應當回入五濁惡世生死界中作獅子吼，說法度生，所以生西等于留學，目的在于改造他方惡濁世界。……二、古語雲：“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這說明我們無論作什麼事情，都應以最上的範例作爲取法的目標，才能夠有所成就。否則取法乎下，目標過低，難免不發生偏差。所以，積集生西資糧也應以“上輩”爲目標，積集“上輩”的資糧，要行六波羅蜜，修菩薩業，也就是取法于法藏比丘的積極修習功德。修淨土法門的人，如果有此心量，有此氣魄，有此願力莊嚴，則非惟上品上生可以保證，同時也與時代精神深相吻合，無疑問的對于新中國的和平建設與佛教本身的建設，也可能有幫助。”(頁967)

　　對于佛教的“了生脫死”，巨贊大師從蘇聯日丹諾夫《論文學、藝術與科學諸問題》所表達的意義，引申到佛教的意義，認爲佛教正是釋迦牟尼佛與當時印度流行的神秘主義、虛無主義等等割斷了關系後創立的，佛教的了生脫死並不是什麼“羽化”式的“立亡坐化”，而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從現實了知生死，到如如流轉生死，即通常所說的菩薩行，通過了菩薩行，才能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才能成佛，則菩薩行當然能夠做到了生脫死的。可是，菩薩行人非但不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生死，而且還要如如流轉生死，可見生死“無事”，不得了脫。生死既不礙于了脫，則一切艱難困苦都成爲菩薩行人的爐錘或良藥，所以能夠增長無上正等菩提，能夠獲得尊貴殊勝，能夠證得智慧殊勝。”(頁967)

　　巨贊大師苦口婆心的論述佛教信仰問題，揭示佛教本來的精神，根本在于他要匡正佛教時弊，推動佛教徒走上服務現實，跟上時代步伐，使佛教不至于變成脫離社會脫離世間而成爲個人消極避世、迷信無能、昏聩度日的工具。他極力反對流行的“返本還源論”，其目的也就在于警醒佛教徒要敢于在改造現實中不斷的完善自己不斷的完善人生不斷的完善社會。他說：

　　又真如或真心既是宇宙發展的總規律，絕對不變的，並且可以說他是清淨的。同時，談到宇宙發展的過程也離不開總規律，所以迷妄通過戒定慧、六度、四攝，以及叁十七道品、四谛、十二緣起等等的實踐而逐漸淨化，也離不開真如。從這個意義上說，真如是一切功德之母，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及無漏種。因此，從衆生到成佛，是迷妄通過實踐，逐漸淨化逐漸進步到達頂點的過程，而不是還原爲原來的樣子。……因此，從衆生到成佛的過程當中，充滿著無比的積極精神，和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斷創新進步的堅強毅力。

　　基于這種精神理念，巨贊大師形成了他的中國佛教興衰曆史觀，其觀點是十分鮮明的、准確的。特別是他在論及禅宗曆史演變的時候，直接點明後世禅修者不學無術、背離實踐正是禅宗乃至中國佛教衰敗的根源。他認爲，“禅宗是爲校正教理，盛極時候支離破碎，不得要領的流弊而起，開創的幾位祖師，如惠能、如道一、百丈，乃至臨濟、法眼的確是“頂門具眼”，別具手段，當時宗門之盛，蓋過其它一切宗派。趙宋以來，幾乎只有禅宗，其余的許多重要章疏，因此湮沒不彰，以至于大量散失，學佛的人不複知道有所謂“教理”，幾句偈語，一頓呵喝，就算是“續佛慧命”、“開人天眼目”。禅宗變成了空架子，整個佛教走上厄運。”[7]

　　1950年，巨贊大師發表了《先立乎其大者——佛教的人生觀之二章》[8]他對《孟子告子》篇中“先立乎其大者”的意義作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釋，認爲“就是要我們利用思考的本能，確定一個崇高偉大的目標，做日常行爲的依據而已。”“大”者，就是“最偉大的理想”(頁931)；“自覺的獻身”就是“立”，“能立，才能成其所謂“大””(頁932)。怎麼樣才能“立”起來呢？他舉例明朝大忠臣于謙等人堅貞不拔的英雄氣概，認爲只有這樣才能“立乎其大”：“尊重自己，不怕艱苦，不貪小利，才能立得穩，立得久，才能顯得出肝膽、胸襟和擔當來。”

　　接著，他充滿激情的提出：

　　那麼，一個真正的佛教徒，應該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胸襟和擔當。把這個胸襟和擔當，與共産黨所謂最偉大的理想相比較，似乎並無沖突。佛教同仁們，我們在這時候，談信佛，談改造佛教，決非單是爲了佛教，而是通過我們對于佛教的確切認識，和真實信仰，要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佛教同仁們，我們應該使這個最偉大的理想付之實現，不能草草地混過一生，就算了事。(頁936)

　　如果說巨贊大師從思想上匡正時弊是“爲天地立心”，那麼，1951年1月1日，巨贊大師倡導創立的“大雄麻袋廠”以及後來的“大仁”、“大力”麻袋廠，就是要“爲生民立命”的實踐了。他指出佛教界開辦大雄麻袋廠的目的有叁個：一是遵照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的指示，使一向過著寄生生活的僧尼們參加勞動生産，達到自養自給、豐衣足食，以配合國家生産建設；二是通過學習，提高僧尼們的政治覺悟和對于佛教的體認，使能從工作中實踐佛教的真精神，增進修養；叁是以佛教生産事業維持佛教文化事業。[9]顯然，巨贊大師意在推動佛教徒真正繼承佛教“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在勞動中修行，修行中勞動，既能夠自足自養，又能夠爲社會發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讓佛教在自尊自強中成就“其大”——崇高的大乘菩薩行願！

　　巨贊大師走出“文革”的監獄之時，寫下了《一九七五年出獄後書感》[10]七絕詩，依然是神情淡定，豪氣軒昂，令人感佩，令人欽敬！這正是一個大丈夫的無私無畏，這正是一位真豪傑的有膽有略，這正是巨贊大師一生的真是寫照——

　　不婚不宦情如洗，獨往獨來無所求。

　　收拾乾坤歸眼底，一肩擔卻古今愁。

　　注釋：

　　[1]《巨贊法師全集》，朱哲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本文關于巨贊大師生平資料，參閱了該書第叁卷中正果法師《巨贊法師悼詞》與第一卷中黃心川先生、學誠法師等人序言。下文引述，均簡略爲《全集》。

　　[2]《全集》第二卷“教製改革”部分及第叁卷。

　　[3]《全集》第二卷，頁715。

　　[4]《全集》第二卷，頁723、726。

　　[5]同上。

　　[6]《全集》第叁卷，頁963－964。

　　[7]《全集》第二卷，頁718。

　　[8]《全集》第二卷，頁930—937。

　　[9]《全集》第二卷，頁807，《略談佛教的前途——從大雄麻袋廠的加工訂貨說起》。

　　[10]《全集》第叁卷，頁1367。

《立心立命開太平——讀巨贊大師有關“新佛教運動”的著作》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