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要面对社会民众长久以来对佛教的误解、责难，面对着社会大转折时期前所未有的压力。巨赞法师也许是基于时代的语境，用“信仰问题”代替了“新佛教”，继续论述他新佛教的思想。他在《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的开篇就说：“这是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而实际上极成问题的问题。”接着，他列举了当时国内外人士对佛教的批评：
有人说：“佛教徒不求进取，事事畏缩退避，所以近百年来，佛教本身的事业，毫无进展；同时又不能像基督教、天主教那样开展社会事业，所以就不能得到一般社会的同情。佛教徒在一般社会人士看来，就自然而然成为赘疣了。”
在中国居住了23年的佛教居士克来佩曾在斯里兰卡《佛教月刊》发表《一个紧急呼吁》文章中指出：“中国佛教，过去因为治理不善，缺乏适当的计划与领导，经过了百多年，自然衰败而进入腐化堕落的阶段了。”
巨赞大师首先分析了中国佛教杂乱无章和衰败的原因。他认为：
杂乱的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说：一、制度上的杂乱。二、理论上的杂乱。三、修持上的杂乱。制度上的杂乱约有四点：甲、佛教寺庙与一般神庙不分。佛教寺庙里面供奉着城隍、土地、文昌、真武和其他什么娘娘、大仙之类的偶像，一般神庙里面也大都有观音、地藏或如来圣像。同时僧尼们居住或住持神庙都为数甚多，神教徒使用佛教寺庙的也大有人在，这样就神佛不分，使一般人都把“求神拜佛”当作同样一回事。乙、小庙的混滥。小庙就是“子孙庙”，师徒私相授受，旁人不能干涉，使佛教内藏垢纳污的基本处所。但是僧尼出家都从这里培养出来，因此出家制度也随之而极度混乱。丙、传戒的非法。“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这说明出家人吃饭的容易和自由，但必须是受了大戒的人才能行。所以受戒成为一种衣食的手段，而传授戒法的大丛林也有利可图了。据说受戒的日期有从四十九天改为三十几天，再改为三天的，其余种种，可想而知。最方便的办法是通讯传戒，只要受戒的人多出“供养”，戒牒寄到就算受了大戒。因此，在佛教界内当然也就没有纪律或清规可讲了。丁、挂搭的杂乱。挂搭制度原为便利行脚参访而设，本意是很好的，可是后来行脚参访变成了成群打混，挂搭只是便利于混饭吃而已。流弊所及，一方面破坏了寺庙的清规，一方面养成了出家人懈怠放逸、苟且偷安、自由散漫的恶劣习惯，致使佛教内部的整顿难于进行。
这些现象，至今还存在，甚至仍然很严重！
关于理论上的杂乱现象，巨赞大师指出最大的莫过于“返本还源”论，其次是庸俗的因果轮回论。“返本还源论者认为“真心”本净，被客尘烦恼所染污故名为杂染，离烦恼时转成无漏，恢复本来清净的真心，称之为佛，或名正觉。这种理论自唐末天台、贤首两宗合流之后就非常盛行，几乎成为佛教理论上的正统派。”巨赞大师认为，“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执着返本还源修行理论的错误，“致使佛教徒们为着返本还源而钻进牛角尖里去，和现实的社会与现实的人生完全脱离关系，当然也就无法体验社会与人生，进而改造社会与人生”。对于庸俗的因果轮回论，他认为这将导致“定命论”，“定命论者盲目地听从因果命运的安排，丝毫不能发挥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主观能动的积极性，自然就消极退缩，死气沉沉了。这是我国佛教徒的通病，事实具在，无可否认，所以称之为庸俗。”
巨赞大师激烈批评佛教徒信仰理论上的问题，目的在于纠正佛教徒在修行实践中存在的偏向：“一、为逃避现实而求生西方。二、为自私自利而了脱生死。”他认为，佛教徒在修持上的杂乱，主要表现在对出世、求生西方、了脱生死几个方面。这是很符合中国佛教现实的。在随后的《再谈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一文中，大师进一步从理论上驳斥了修持上的错误理念，并且更明确了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封建社会的沾染和贻害。认为，“统治阶级为着他们的统治，从各个方面向人民进攻是十分猖狂的，佛教的因果轮回、出世、生西、了生死之说，也被他们歪曲了作为麻醉人民的工具。致使因果轮回服役于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定命论，而出世、生西、了生脱死都只是消极的意义。佛教原来具有的积极救世的精神湮没不彰，佛教徒的思想和行动也大都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革命的斗争生活，隔离得很远。”[6]
三、立心立命，胸怀天下
巨赞大师在论述新佛教运动具体内容的时候，对于革新的社会目标前后是有所不同的。新中国建立之前，重点在于“抗战”，而解放后的重点在于“建设”，就是将新佛教运动的目标始终定位于中国社会的当前目标上。所以，他关于佛教制度上、理论上、修持上的论述，都在于引导佛教徒立足现实，革新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错误理念和行为，发挥佛教思想的本怀，实践大乘佛教的精神。
他在《再论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中，引述了唐代着名佛学家李通玄《华严合论》以及禅宗圭峰、曹山本寂、洞山良价等祖师语录，还有《成唯识论》、《大集经》等经论，系统论证了佛教因果轮回、出世、求生西方、了生脱死等概念的本意，以期正本清源。
他认为，佛教因果轮回应以现在或当前一念为中心。
掌握现在，从当前一念上用力，则“无我”理得，求仁得仁，自然不会走上定命论的圈套。否则，放弃了“现在的现实”，而只看到过去因及未来果，则因果轮回之说就必然会服役于定命论。因此，我们要明白的告诉大家，我们相信佛所说的因果轮回是事实，但是佛更要我们佛教徒亲自从“现在的现实”上面去掌握因果，才能和“灰色的氛围所笼罩的定命论”绝缘，才能生龙活虎起来，迎接和平建设的高潮而繁兴大用，饶益有情。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和气魄，则火中可以生莲，刀山剑树也会变成琼田玉树，所以可以说“地狱天堂，岂为我辈而设。”(页964)
佛教的“出世”，往往被理解为脱离世间。巨赞大师认为，“其实“出世”是出离“有漏系缚”的意思，并非遁世逃禅，消极无为。”根据经文，用现代语言可以解释为“控制自我，把握生死，操持因果，创造更高的生命”。“则积极的意义，非常充沛，对于和平建设与佛教本身的建设，可能是有帮助的。”至于佛教徒的“求生西方”，巨赞大师引论《阿弥陀经》法藏比丘的志愿文意后，非常生动的解释说求生西方等于是“留学”，然后回国效力！他提出这包括了两层含义。“一，往生西方，见闻佛法，得到不可计算的无生法忍之后，应当回入五浊恶世生死界中作狮子吼，说法度生，所以生西等于留学，目的在于改造他方恶浊世界。……二、古语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说明我们无论作什么事情，都应以最上的范例作为取法的目标，才能够有所成就。否则取法乎下，目标过低，难免不发生偏差。所以，积集生西资粮也应以“上辈”为目标，积集“上辈”的资粮，要行六波罗蜜，修菩萨业，也就是取法于法藏比丘的积极修习功德。修净土法门的人，如果有此心量，有此气魄，有此愿力庄严，则非惟上品上生可以保证，同时也与时代精神深相吻合，无疑问的对于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与佛教本身的建设，也可能有帮助。”(页967)
对于佛教的“了生脱死”，巨赞大师从苏联日丹诺夫《论文学、艺术与科学诸问题》所表达的意义，引申到佛教的意义，认为佛教正是释迦牟尼佛与当时印度流行的神秘主义、虚无主义等等割断了关系后创立的，佛教的了生脱死并不是什么“羽化”式的“立亡坐化”，而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从现实了知生死，到如如流转生死，即通常所说的菩萨行，通过了菩萨行，才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才能成佛，则菩萨行当然能够做到了生脱死的。可是，菩萨行人非但不以无常等行深心厌离生死，而且还要如如流转生死，可见生死“无事”，不得了脱。生死既不碍于了脱，则一切艰难困苦都成为菩萨行人的炉锤或良药，所以能够增长无上正等菩提，能够获得尊贵殊胜，能够证得智慧殊胜。”(页967)
巨赞大师苦口婆心的论述佛教信仰问题，揭示佛教本来的精神，根本在于他要匡正佛教时弊，推动佛教徒走上服务现实，跟上时代步伐，使佛教不至于变成脱离社会脱离世间而成为个人消极避世、迷信无能、昏聩度日的工具。他极力反对流行的“返本还源论”，其目的也就在于警醒佛教徒要敢于在改造现实中不断的完善自己不断的完善人生不断的完善社会。他说：
又真如或真心既是宇宙发展的总规律，绝对不变的，并且可以说他是清净的。同时，谈到宇宙发展的过程也离不开总规律，所以迷妄通过戒定慧、六度、四摄，以及三十七道品、四谛、十二缘起等等的实践而逐渐净化，也离不开真如。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如是一切功德之母，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及无漏种。因此，从众生到成佛，是迷妄通过实践，逐渐净化逐渐进步到达顶点的过程，而不是还原为原来的样子。……因此，从众生到成佛的过程当中，充满着无比的积极精神，和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创新进步的坚强毅力。
基于这种精神理念，巨赞大师形成了他的中国佛教兴衰历史观，其观点是十分鲜明的、准确的。特别是他在论及禅宗历史演变的时候，直接点明后世禅修者不学无术、背离实践正是禅宗乃至中国佛教衰败的根源。他认为，“禅宗是为校正教理，盛极时候支离破碎，不得要领的流弊而起，开创的几位祖师，如惠能、如道一、百丈，乃至临济、法眼的确是“顶门具眼”，别具手段，当时宗门之盛，盖过其它一切宗派。赵宋以来，几乎只有禅宗，其余的许多重要章疏，因此湮没不彰，以至于大量散失，学佛的人不复知道有所谓“教理”，几句偈语，一顿呵喝，就算是“续佛慧命”、“开人天眼目”。禅宗变成了空架子，整个佛教走上厄运。”[7]
1950年，巨赞大师发表了《先立乎其大者——佛教的人生观之二章》[8]他对《孟子告子》篇中“先立乎其大者”的意义作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认为“就是要我们利用思考的本能，确定一个崇高伟大的目标，做日常行为的依据而已。”“大”者，就是“最伟大的理想”(页931)；“自觉的献身”就是“立”，“能立，才能成其所谓“大””(页932)。怎么样才能“立”起来呢？他举例明朝大忠臣于谦等人坚贞不拔的英雄气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立乎其大”：“尊重自己，不怕艰苦，不贪小利，才能立得稳，立得久，才能显得出肝胆、胸襟和担当来。”
接着，他充满激情的提出：
那么，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应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和担当。把这个胸襟和担当，与共产党所谓最伟大的理想相比较，似乎并无冲突。佛教同仁们，我们在这时候，谈信佛，谈改造佛教，决非单是为了佛教，而是通过我们对于佛教的确切认识，和真实信仰，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佛教同仁们，我们应该使这个最伟大的理想付之实现，不能草草地混过一生，就算了事。(页936)
如果说巨赞大师从思想上匡正时弊是“为天地立心”，那么，1951年1月1日，巨赞大师倡导创立的“大雄麻袋厂”以及后来的“大仁”、“大力”麻袋厂，就是要“为生民立命”的实践了。他指出佛教界开办大雄麻袋厂的目的有三个：一是遵照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的指示，使一向过着寄生生活的僧尼们参加劳动生产，达到自养自给、丰衣足食，以配合国家生产建设；二是通过学习，提高僧尼们的政治觉悟和对于佛教的体认，使能从工作中实践佛教的真精神，增进修养；三是以佛教生产事业维持佛教文化事业。[9]显然，巨赞大师意在推动佛教徒真正继承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在劳动中修行，修行中劳动，既能够自足自养，又能够为社会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让佛教在自尊自强中成就“其大”——崇高的大乘菩萨行愿！
巨赞大师走出“文革”的监狱之时，写下了《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书感》[10]七绝诗，依然是神情淡定，豪气轩昂，令人感佩，令人钦敬！这正是一个大丈夫的无私无畏，这正是一位真豪杰的有胆有略，这正是巨赞大师一生的真是写照——
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
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注释：
[1]《巨赞法师全集》，朱哲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本文关于巨赞大师生平资料，参阅了该书第三卷中正果法师《巨赞法师悼词》与第一卷中黄心川先生、学诚法师等人序言。下文引述，均简略为《全集》。
[2]《全集》第二卷“教制改革”部分及第三卷。
[3]《全集》第二卷，页715。
[4]《全集》第二卷，页723、726。
[5]同上。
[6]《全集》第三卷，页963－964。
[7]《全集》第二卷，页718。
[8]《全集》第二卷，页930—937。
[9]《全集》第二卷，页807，《略谈佛教的前途——从大雄麻袋厂的加工订货说起》。
[10]《全集》第三卷，页1367。
《立心立命开太平——读巨赞大师有关“新佛教运动”的著作》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