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心立命开太平——读巨赞大师有关“新佛教运动”的著作

　　刘元春

　　来源：巨赞大师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一、一代巨擘，厥功甚伟

　　大师青年时代曾在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1929年担任江阴金童桥小学校长，1931年3月在杭州经太虚大师介绍，从灵隐寺方丈却非和尚剃度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1932—1937年间，先后在杭州、南京、重庆、厦门等地研究佛学并从事佛教教育。1938年，在湖南南岳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40年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主编《狮子吼月刊》。1942年，任广西桂平龙华寺住持。1944年冬在广西北流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任教。1946年回杭州灵隐寺，任浙江佛教会秘书。1948年任杭州武林佛学院院长，并应邀香港讲经，并往台湾考察佛教。1949年9月，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政协第一届会议。1950年，主持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参加生产劳动，发起组织现代佛学社，以及《中国佛学》(《法音》前身)月刊并长期担任主编。1952年，他参与发起和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之后，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一直致力于爱国爱教的领导工作。

　　大师在半个多世纪的佛法信仰实践中，深入三藏，解行并重。他从唯识学入手，进而探究三论、天台、华严，尤重禅宗，博采众长，各宗并弘。同时，熟读儒道经典，工于诗词歌赋，着力中医气功，擅长多种外语，兼通中西，并融内外。大师一生笔耕不辍，有读书笔记300余万字，147篇论着，61首诗词，还有数十篇探讨佛法的书信等。大师的佛学成果，被汇集成《巨赞法师全集》大8卷本，4519千字，已经正式出版，使我们得以奉读遗教。[1]

　　对于大师一生事迹的评价，黄心川先生在《全集》卷一《序二》中指出，“巨赞法师对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推动佛学研究和佛教改革两个方面。”“巨赞法师是改革浪潮的浪尖儿太虚路线的继承者，他在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了佛教的复兴和改革，殚精竭虑，勇猛直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奉献了一生。”“作为中国佛教改革家的一位领袖，他十分关心当代佛教的实践，在这方面发表了百余篇评论，涉及改革重点、僧伽制度、僧人修持和人才的培养、佛教教学和宣传、寺庙的整顿和管理、僧人的劳动生产自救等诸问题。”对此，学诚法师也赞叹“巨赞法师解行相应，满腹经纶，不愧为一代佛门巨擘。”认为，“中国佛教自青季以来，就不断受到政治、社会及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衰颓不振。佛教界本身又因循苟且，固步自封，无力应对这种局面。在中国佛教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许多高僧大德与有识之士深刻意识到，佛教必须改革才能顺应时局。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深厚佛教素养的巨赞法师，对于如何改革佛教，一直用心良多、着力甚巨，厥功甚伟。为了使佛教适应新的时代潮流、新的社会环境，以期使中国佛教能够从萎靡不振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恢复佛陀时代积极救世的精神，法师大智大勇，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时论文章。”

　　二、治乱革新，起衰救难

　　可以这样认为，巨赞大师一生杜鹃啼血、激扬文字，全在于治乱革新，起衰救难。大而言之，希图借助佛法救国家民族于危难，小而言之，期望用新佛教运动革除佛教界之沉疴积弊，而以佛法助益世法，抵御内忧外患，复兴中华。

　　1940年，巨赞法师到广西桂林后，创办了《狮子吼》月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和佛教革新运动，提出了新佛教运动“生产化”、“学术化”两个改革口号，并撰写了20多万字的《新佛教概论》。直至抗战胜利，巨赞大师在这一段时间里致力于推动新佛教运动的宣传，写出了《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怎样处置庙产》、《重申立场》、《所期望于佛教整理委员会》等十数篇文章，阐发自己改革僧制、教制、教产的思想和措施，激起教内外的广泛关注。之后，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仍然一如既往的宣传和推动新佛教运动，并且赋予了新的时代的意义，连续写出了《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再谈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等文章，力主佛教界能够融入时代，振奋精神。[2]

　　关于“新佛教运动”的内涵，巨赞大师在相关文章中都有简略不一的说明。我们不妨引述其中部分：

　　关于新佛教的理论，当然不是此地所能说得了的，我们提出两个口号作为改革僧制、推进新佛教的目标：一、学术化，二、生产化。“学术化”在于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博学慎思，研入世出世间一切学问，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生产化”则求生活之自足自给，根本铲除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之陋习，如此则佛教本身可以健全，然后才能谈得上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桂平的西山》

　　生产化，学术化，就是使僧制不至于俗化，而僧人的生活可因而庄严起来。详细条文，当然先要把诸家戒本彻底对比研究一番，再参考古代的清规和当前的环境方能定。理论之现代化、通俗化的开展，则无论如何要从佛教最基本的中心出发，否则现代化即等于同化于印度教，通俗化即庸俗化而已。新佛教运动如能依照这个目标做下去，才是地道的随机说法，真正的新的适应，在佛教界内固然可以发生模范作用，同时也就是揭示客观的真理于人间，其效能不仅仅是关于佛教的改进而已。——《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

　　新佛教运动其实也和新生活运动一样，带一点继古的色彩，所以除了恢复“生产化、学术化”的古代僧制以外，还要发挥“四依”的精神。我们要严严密密、确确实实地把佛教界内的黑暗面，大胆地向全社会揭露，使那些博弄黑暗者不能再在慈悲向善的幕后藏形。他们不洗心涤虑，重新做人，便只有灭亡。——《重申立场》

　　我们可以看出，巨赞大师所说的新佛教运动，其实是要在佛教界开展“新生活运动”，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推进佛教界的自我改新运动。但是，他不是摈弃传统佛教而创造出什么新佛教，恰恰相反，这个运动正是要恢复佛教优良的传统，恢复佛教的本来面目。这个“新”字，在于要革除中国佛教界中存在的变异了的扭曲了的教理、教制，以及背离了佛教根本精神的信仰状态。

　　对此问题，巨赞大师在《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等文章中，进行了系统的探讨。首先，他从佛陀创立佛教、戒律的定制、龙树改进佛教、密教杂糅佛教等历史事实分析中，提出佛教正是因为具有破处迷信、立足现实、随机说法、服务人类的品格，才不断发展、完善的。但是，佛教的随顺时代随顺众生的需要，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变与不变都是基于佛教根本精神所进行的合理调适、有益的革新，不能“削足适履，反因以自戕其生”。因此，新佛教运动不能重蹈印度密教的覆辙，要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随机说法或新的适应，并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做潮流上的死猫死狗”(辜鸿铭先生语)。第二，先要立定一个明白的一贯的中心，由此面对着现前的环境，解释一切，衡量一切。第三，不能穿凿附会，故意歪曲以媚俗求容，在理论上这样，在生活行为上也这样。”[3]其次，他分析了杨仁山、太虚大师等人开启的新佛教运动之经验和教训，特别分析了太虚大师“三大革命”成败的原因。他认为，太虚法师的改革计划很是伟大，但是正如太虚法师本人所说的“统率无方，实行不足”那样，“所以有许多事业，没有经过必要的阶段而蹋等以进；和文化界也失去学术上的联系，影响到干部的健全，阻滞了发展的进程。以前新旧僧之争，曾经闹得烈烈轰轰，像煞有介事，结果逐渐消沉，以至于新旧僧同流合污。”他指出太虚法师是“比较偏于文艺性的人，又天生是宣传家的性格，当真要他做事，非有热心护法、头脑清晰的中坚人物帮他不可。”[4]第三，他还从分析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当时国内先后成立的佛教教育机构的特点与影响，进一步强调了改革的方向与方法之重要。他认为，新佛教运动要吸取马丁路德基督教改革之教训，要发挥佛教慈悲平等的宗旨，联合大众的力量，将佛教文化推广到广大社会人群。“既能做到通俗，或者就不会与文化分离；纵不为文化领袖，亦不失为策动社会进步有力的一员。”[5]

　　新佛教运动的内容主要在于整理僧制和整理教理上。其实，如果全面分析，巨赞大师基本继承了太虚大师的精神，其新佛教运动包括了教制、教理、教产三个方面。他在《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中，论述如何完成新佛教运动的时候，列举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倡议成立全国性质的佛教抗战团体，发挥佛教在抗战以及文化上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革新的社会目标。第二方面就是整理僧制，确立生产化与学术化两个目标。第三方面就是整理教理，认为目前佛教界的各种着作，“没有能够用纯正的佛理，明确地、简单地，替人类解答科学上、哲学上，以及社会政治上的许多问题。”但是，他同时指出，“跟着第一个目标来的工作是全国庙产的统制，跟着第二个目标的工作是全国僧尼的淘汰。这与抗战建国的前途，关系非常重大。新佛教运动要在这里替佛教、替国家民族打开一条路出来。”(页728)这些观点，大致没有超出太虚大师的思想。

　　不过，巨赞大师关于新佛教运动，在解放初期发表在《现代佛教》上的《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再谈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等文章中又有了进一步的论述。也许是时代的变迁给了他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使他的思想更加的清晰和深入了。

　　解放初期，佛教面临新的考验，不仅是要面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冲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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