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確實也看到有關的佛教慈善組織，出現了一些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一是有些慈善組織的“私有化”，甚至有“家族化”傾向。也就是說，一些人和團體打著佛教的旗號“借佛斂財”。這種現象不僅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對佛教的傷害也將是嚴重的，應當從法製上、社會輿論上、信仰戒律上解決這個問題。二是由此衍生出來諸多問題，比如 不民主、不公開、不真實等問題，這正是一些群體對有關寺院的慈善活動質疑的焦點所在。概括起來講，佛教慈善由于運作體製的傳統化，沒有把現代的法製和管理模式結合起來，缺乏透明度。如果慈善組織在資金的來源上如果缺乏透明度，那麼就會缺乏大衆的支持。如果佛教慈善機構不被大衆信任，不但做不成慈善，而且會傷害到佛教信仰的群體的形象，玷汙佛教的社會形象。
目前，相對來說，中國臺灣、香港等地的佛教慈善活動比較成功，也富有成效，值得大陸佛教慈善事業借鑒和學習。在臺灣，尤其是證嚴法師所創辦和領導的慈濟功德會，其慈善文化已經相當成熟，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慈濟的公信力與製度建設很值得大家重視。慈濟的成功，就在于他們既堅守佛教信仰傳統，又能夠結合現代管理理念，建立了嚴密的管理體系和嚴謹的運作機製。他們依據和發揮佛教“慈悲喜舍，誠正信實”的信仰理念，奠定了慈濟慈善的道德准則，引導慈濟人將外在的製度原則內化爲內在的自覺的道德准則，凝聚成慈濟慈善精神。比如，他們在佛教本有的“五戒”基礎上，製定了慈濟“十戒”製度，以促進慈濟成員依靠自律自願規範自己的行爲，從而確保慈濟作爲一個宗教團體、非贏利組織的效率與形象。作爲一個民間慈善團體，慈濟正是因爲將“誠正信實”的組織宗旨真正落到了實處，取信于信衆，取信于社會，才具有巨大的社會公信力和影響力。具體來講，慈濟在慈善資金管理上有特別值得推廣的措施，可以成爲我們佛教慈善達成社會公信力的榜樣：
1、善款善事公開。一是善款收支公開。早期慈濟就及時透過《慈濟》向社會公開交代捐款的來龍去脈，幾乎每期都會發布慈濟功德會的財務收支狀況。這在當時，是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創舉。慈濟仿佛爲佛教界注入了一股清流，刷新了佛教慈善的形象。爲了進一步取信于信衆，慈濟在早期把善款交給德高望重的社會名紳負責保管。二是做善事過程公開。慈濟在做善事時的高效透明的管理運作，使信衆有了相當高的信任度。
2、善款專項專用。慈濟除了公開財務之外，始終堅持公私分明，善款專用，把善款交到真正的救濟對象手中，決不把善款挪用于其它之用。
3、産權與管理分離。在經營基金會的策略上，證嚴法師也是獨出機抒，她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業作區隔，讓事業體由臺灣的主流精英來籌辦和管理”，[3]形成出資的法人産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離。這樣，一方面解決了慈善組織在經營事業體方面，由外行領導內行可能帶來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利于在信衆中樹立善款善用的信心，爲善款建立起安全的使用通道，增強信衆對善款發揮作用的信心。 [4]
第叁，佛教慈善要樹立社會品牌意識，推進慈善社會化發展。
考察當今大陸佛教慈善活動，存在零散甚至有些零碎，並且缺乏自己的獨立創意，有些跟風或者說是由別人牽著走的特點。從慈善的社會化發展需要來看，慈善不能盲目，也不能隨機，而應當有規劃性、系統性、長遠性、適應性，需要經過“項目”的長遠規劃與“品牌”的不斷塑造，産生“系統”的“産品”，才能“適應”社會慈善“市場”的需要。
當今社會，很注重“品牌意識”，如果有好的品牌，將事半功倍。綜合有關解釋，品牌主要是參照有關品牌文化要素來建設品牌文化。作爲品牌必須有外在的物質構成，即要有統一的聲音、圖像和文字系統，構成品牌的物質外殼，主要是按照統一的要求進行品牌標示系統的設計，並把該品牌申請注冊，努力打造聯合募捐的品牌形象系統，同時還對品牌內在理念和價值系統進行完善，構造品牌的精神體系從內外進一步完善其品牌文化，從而提高社會對其認知度。有了品牌，就必須有與之相應的産品，實現品牌的産品化和項目化，完成相應的品牌系列。
慈善産品，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商品，只是這種商品不是用來營利，而是貢獻社會，是一個道德意義的良性産品。所以，我們的這種産品也必須考慮到市場的需要和要求，或者說這種産品也要讓購買者喜聞樂見、經久耐用。因此，我們要考察社會人群的需要，在互利的原則下通過慈善活動平臺樹立良好的信譽，樹立良好的品牌效應。關鍵一點，就是這個産品一定能夠適應參與者慈善行爲的意願表達，讓這個産品成爲人們善良願望的適當載體，滿足他們奉獻愛心的精神需要。這裏要說的是兩個概念，一個是慈善理念，一個是慈善品牌。積極推廣，實際是慈善活動的方法或者模式。有了商品，有了産品，還必須能夠讓大家了解，讓大家理解，才能讓人們來參與來購買。爲此，就必須讓人們理解這種慈善品牌慈善産品的內在精神價值，就是你的慈善理念是否能夠打動人心，被廣泛的接受。而這種讓人廣泛接受的活動模式，就是一種慈善營銷。
慈善，需要營銷，這是一種新的觀念。以往人們認爲慈善是自己自發的一種自覺行爲，不需要去營銷。其實，這裏的營銷，就是宣傳和鼓勵機製，只是比較過去多了具體的操作方法。如果從商品文化來看，就是我們要提高慈善活動的營銷水平，建立自己慈善文化體系。在慈善文化中，樹立營銷理念，運用營銷機巧，把各種慈善産品推向社會，獲取社會認可和了解，提高慈善收入。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有高尚的慈善理念，還有有高超的慈善勸募機巧，從而奠定自己慈善文化的運作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不僅要有大體系，還要有衆多相關的小體系，形成網絡體系，形成愛心網絡，延伸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凡一個組織能夠由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生存發展，其背後必定有一強大而持續的精神力量，其組織製度必是其內在精神價值的體現。我們認爲一定要在社會大慈善的前提下，突出佛教慈善的核心理念，打出不同于一般社會慈善的旗幟來。這裏，我們要有足夠的信心。第一，佛教慈善的理念有足夠的佛教思想作基礎，能夠形成一種慈善體系。第二，佛教慈善不會引發社會的反感，能夠激起廣泛的支持。第叁，佛教慈善有曆史的脈絡和現實的資源，能夠形成契實的體系模式。第四，佛教慈善符合當今社會慈善的基調，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資源，發揮更大的作用。從慈善社會化發展趨勢來講，以往的慈善觀念與傳統應該不斷地改變和完善。
爲此，也應當厘清宗教慈善之“可爲與不可爲”的問題。從社會層面講，我們是不是應該開放社會慈善領域的某些行業，也留給宗教慈善一定的空間。我覺得這方面可以借鑒臺灣佛教慈善的一些經驗和發展模式，比如允許一些佛教慈善團體，特別是允許以寺院爲主的慈善團體抱著公益的目的，建立一些慈善醫院、養老院、學校等公益機構，可以推進社會養老、社會保障充分地社會化，發揮佛教慈善團體聚合社會資源的優勢。當然根據法律，在佛教慈善組織興辦教育的過程中，應該不與國家的憲法法律相違背，學習別人行之有效、有益于社會文明進步的經驗，注重輔助國民道德與信仰教育的健康發展。
[1] 參加拙作《紅十字精神與大乘佛教菩薩行》，《當代宗教研究》1999年刊。引文見亨利·杜南：《索爾弗利諾回憶錄》，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年3月版。
[2]奚潔人主編：《科學發展觀百科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10月。
[3]參見鄧子美、毛勤勇：《慈濟運作模式研究》，楊團主編《和諧社會與慈善中華》，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9,5,16。
《佛教慈善與社會服務叁題》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