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的傳略
真持
一、家庭背景
清鹹豐十一年(1861)，十二月十二日，印光大師誕生于陝西省東南部的郃陽縣，赤城東村的趙家。
印光大師的父親趙秉綱、母親張氏，都是在鄉裏爲人推敬的長者〔1〕。他有二位兄長：大哥從龍、二哥樊龍。他排行老叁，學名紹伊，字子任。
從現存有限的資料來看，趙家只是薄有田産的農家，而非富裕的大地主。在叁個兄弟之中，老大從龍是飽讀詩書的知識份子，二哥樊龍可能較無讀書的天賦，所以要兼顧農事〔2〕。趙家對排行第叁的印光大師，安排讓其長時間的追隨大哥讀書，七歲至十四歲，是在郃陽家中讀；十五歲至二十歲，是到長安讀。像這樣長期在一個兄長教誨下學習，可說相當奇特，我們不了解家庭中的這種安排，是基于什麼樣的考慮，但從印光大師日後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養和淵博的知識，可以斷定是相當有效的學習。印光大師一生安法，籍文字爲媒介者(其糸)多，其雄辯、流利，爲古今僧人所罕見，得力于家庭的長期培養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郃陽隔著黃河，東渡即到山西省，沿黃河南下，經朝邑縣，可至湩關〔3〕。在地理位置上，是古代政治和交通核心地區的範圍〔4〕。出身在這樣環境中的耕讀家庭，追求科學的仕途功名，是很自然的。他的家庭爲他取的學名紹伊，就是寄望他能像郃陽縣在古代曾出過商朝的名相伊尹一樣。他年輕時，曾學韓、歐、程、朱辟佛，就是因長期接觸科學“官學”〔5〕的儒老，所感染的風氣。我們可以推測：他的家庭是把希望放在他的功名上。否則他亦應和二哥一樣，在家幫忙農事，不可能長期任他在外讀書。傳統的中國農村，勞動力是很寶貴的，只有肩負扭轉家族命運的科學事業，才可能造就十數年都在讀書的印光大師的早年求學生涯。
但是，在兄長薰陶十數年下的印光大師，卻逐漸在思想上背離家族的期望，而選擇了出家的途徑。
爲什麼會有這樣重大的改變？他難道沒有經曆心理的轉折和沖突嗎？
據一九叁一年，他在回邵慧圓居士的書信中所言：
光乃犯二絕之苦惱子。二絕者，在家爲人子絕嗣。出家爲人徒亦絕嗣。此二紹也。言苦惱者，光本生處，讀書人，畢生不聞佛名，而只知韓歐程朱辟佛之說。群者奉爲圭臬，光更狂妄過彼百倍。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後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爲法〔6〕。
這段話中，他提到“在家爲人子絕嗣”，是指他在廿一歲出家後，他既未結婚，留下子嗣，家中亦無延續香火者，一九二四年一外甥到普陀相訪，始知家門已絕戶〔7〕。“出家爲人徒亦絕嗣”，是指他生平不收“出家眷屬”，就師門而言，亦是“絕嗣”。而苦惱者，是指早年辟佛。然最重要的一段話卻是“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後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爲法”，于是才有接受佛法而出家之舉。這件事，構成他的苦惱來源，可見心裏壓力之重。
不過，印光大師生過什麼病呢？他生下後六個月，即罹患急性結膜炎，幾乎喪明。後雖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視，久視即模糊不能見物〔8〕。在印光大師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擾著他，這對終日必須與書本文字爲伍的讀書人而言，確是沈重的打擊。然而，是否有其他的疾病和原因呃？在現存的資料中，並未發現。我們只能根據“厭厭多病”一語，來解釋他出家的原因。
二、出家的經過
印光大師的出家，是在廿一歲(1881)，未征得家人同意，即私自到終南山、南五臺、、蓮花洞，投道純老和尚披剃出家。據大師自言：
先數年，吾兄在長安，不得其便。光緒七年(1881)，吾兄在家，光在長安(家去長安四百二十裏)，遂于南五臺山出家〔9〕。
但家中最反對印光大師出家的，就是長兄從龍。印光大師趁其不在長安，即私自出家，對于十數年來一直受其教誨的恩情和尊嚴而言，都是晴天霹雳般的背叛與難堪。因此，不滿叁個月，就被長兄找到，籍口須“回家辭母，再來修行”。印光大師明知這是借口，卻不容不歸。回到家，發現母親既未贊成，也未反對出家。反對的人，事實上是和他相處最久的大哥。他訓誡印光大師說：
誰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從今放下，否則定行痛責〔10〕。
其後從龍並逼印光大師應酬世俗，防他潛逃。勉強在家留了八十余日，一日因長兄探親，二哥守曬谷場，于是他取回僧服，又偷二百錢當路費，從家中逃出。奔回蓮華洞。猶恐長兄追至，不敢久留，一宿即去，一直行腳到湖北，挂單竹溪蓮華寺，任挑水打煤的苦役，供常住四十余人之用，日夜不休，遂得留單〔11〕。
此次離家，終身未再還鄉，或重睹家中骨肉血親。在他有生之年，僅于一八九一年，從北京托一同鄉帶回家信一封，卻全無消息。要再經過卅叁年，他才明白，家中骨肉早已不在世上了〔12〕。
他直到一九叁一年，七十一歲時，還提到此事說：
此事在光爲幸。以後來無喪先人之德者。即有過繼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孫也〔13〕。
叁、紅螺山時期的潛心修持
印光大師出家以後的生活事迹，明顯地反映出他對淨土法門的吸收、體驗和精進的過程。初期活動的範圍是在北方，而以紅螺山資福寺的道場爲最重要。其經過如下：印光大師在湖北蓮華寺留單期間，“和尚見師勤慎忠實，適庫頭有病，即令代理其職”，因此因緣，師于曬經時，偶讀殘本龍舒淨土文，益知淨土一法圓赅萬打，普攝群機〔14〕。對他日後宏揚淨土法門，有決定性的影響。
一八六二年，師廿二歲，師往陝西省興安縣雙溪寺，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師座下。戒期中繕爲事，悉由大師擔任。但眼疾即因而複發。幸靠日夜一心念佛，蒙佛加被，支持至戒期圓滿，而眼疾又愈。由此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其後甚至主張念佛可治衆病〔15〕。從此以後，印光大師自行化他都以淨土爲依歸。
受戒後，師一度遁迹終南太乙峰，曉夕念佛，喜讀契經，深入法海，生平工詩，出家後，不複作，專心淨土，久而彌笃。經過潛修一段時間，愈發覺淨土法門的契合人心。聽聞北京紅螺山的資福寺爲淨土十二祖夢東老人宏闡的道場，遂于光緒十二年(1886)十月十四日，師年廿六歲，前往紅螺山，入堂念佛，沐徹祖遺澤，故淨業大進〔16〕。
在資福寺，除隨衆念佛外，曆任雲水堂、香燈、寮元等職事。在藏主遂得閱讀大藏，因此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17〕。
住紅螺山四年(1886—1890)，在其中間朝禮五臺山一次。四年當中，于徹悟大師的遺教，所得非常大，故持誦《徹祖語錄》，老而不停止。甚至增修《淨土十要》的時候，將《徹祖語錄》附錄之。因徹祖以禅宗大德廢參而主念佛，也曾把開示禅宗者的話語，盡付一炬，這種大作爲，迥別常情的典範，成了印光大師終身仿效服膺的准則〔18〕。紅螺山所以被陳榮捷博士，認爲是中國近代佛教複興的最初曙光〔19〕，指的就是這種思想上的繼承與發揚。太虛大師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追溯中國近代淨土諸祖的系統說：
極樂往生一法，雖佛說多經，馬鳴、龍樹、無著、世親諸師亦著于論，然至中國，弘揚始盛，蔚爲大宗。(中略)波瀾轉壯，則濫觞廬山蓮社，博約其化于昙鸾、道綽；善導、永明又深其旨；至雲棲爰集大成；靈峰、梵天、紅螺益精卓，沿至清季民初，盡一生精力，荷擔斯法，解行雙絕者，則印光大師也〔20〕。
即把印光大師看做繼“紅螺”徹祖的集大成者。可見兩者關系的密切。
四、普陀山法雨寺時期的閱藏與成名
光緒十九年(1893)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北京圓廣寺請藏經，檢閱料理的當中，發覺缺乏助理的人手。大衆推薦印光大師做事精簡謹慎。化老見其道行超卓，南歸的時候，就請印光大師一同到普陀山，安單于該寺之藏經樓。寺衆見師勵志精修，都深感敬佩，但師卻欿然不以爲滿足〔21〕。
光緒廿叁年(1897)夏天，大衆一再堅請講經，無法推辭〔22〕，于是宣講《彌陀便蒙鈔》〔23〕，結束後，即在珠寶殿的側面閉關，兩期共六年。
印光大師出家叁十余年，從光緒七年到宣統叁年(1881－1911)，直至清朝皇世的結束，始終韬光養晦，不喜歡與人有所往來，也不願意讓人家知道他的名字，晝夜專志修持，唯以念佛爲主，期早證念佛叁昧〔24〕。可見修行欲有所成就，都得經曆這一階段。
普陀山，爲觀世音菩薩示現的道場，印光大師潛居在此最久，由于民國元年，高鶴年居士朝禮普陀山，得到大師的文稿，以“常慚”之名，登于上海《佛學叢報》，法緣因而開展〔25〕。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各年，徐蔚如等，更多方收集大師書信和文章，刊行《印光法師文鈔》，使中國社會萬千信衆，都沾濡大師法雨。印光大師之名，因而傳遍中外。
梁啓超先生嘗說：“印光大師，文字叁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26〕。陳榮捷教授則提到：
一九二0年代，他(印光大師)散發了許多小冊子，倡導一種善良的、宗教的生活。他自由的由儒家與道家的寶藏中汲取智慧。儒家與道家的學說是他本人所精通的，他認爲這兩家基本上與佛教是調和的〔27〕。
按照卡爾．萊克爾特的說法“在整個中國，尤其是在江蘇省與浙江省，他已經有了無數的信徒。”萊克爾特本人與印光大師相識，他說“虔誠的老印光”〔28〕，是信徒們的“年老而備受敬愛的大師”。他們之間有一種“聖潔而感情深厚的關系”〔29〕。而萊克爾特本人則坦言：
讀印光法師那些倡導阿彌陀佛信仰的小冊子，乃至聽他宣講這種生命信仰的深義，實在是一件永難忘懷的經驗〔30〕。
可見當時《文鈔》如何風行和感動了社會的大衆。
五、最後弘化的十年
民國十九年(1930)二月，師年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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