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說： “未知生，焉知死!”莊子說：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佛教傳入帶來了叁世(前世、今生、來世)觀念，因果輪回觀念，以及叁途六道觀念。這樣就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隨之而來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擴大了。人活著不但要考慮今世，還要考慮前世尤其是來世，今世的善惡是因，種下了來世幸與不幸的果。並用因果報應觀念解釋人世間許多現象，這樣便有了我們上面提到過的《幽明錄》、

　　《冥祥記》、 《冤魂志》等小說。而在佛教中的維摩诘居士和觀音菩薩的形象也是在這時開始深入廣大民衆心中，給之後小說的創作增加了新的題材和內容，具有很大的影響。

　　在佛教豐富多彩的思想觀念影響下，中國小說從中獲得了極爲豐富的想象力和令人歎爲觀止的奇思妙想，並給保守封閉的心扉插上自由自在幻想的翅膀，最終創作出如《西遊記》那樣不朽的文學巨著。

　　《西遊記》是明代作家吳承恩創作的以佛教題材爲表現內容的神魔小說。小說自始至終充滿了豐富的想象。其中的八十一難、七十二變以及各種神魔的本領都充滿了幻想色彩。他們使用的武器法寶都具有超自然的驚人威力：孫悟空的金箍捧淨重一萬叁千五百斤，縮小了可以藏在耳內；

　　“芭蕉扇”能滅火焰山上的火，縮小了能夠噙在口裏。而且“一生必有一克”，任何武器法寶都有厲害的對手：孫悟空的金箍棒可以一變幹條、飛蛇走蟒一般打向敵人：可是青牛怪卻能用白森森的“金鋼琢”一古腦兒套去。

　　“芭蕉扇”能將人掮出八萬四千裏，孫悟空噙了“定風丹”，就能在漫天蓋地的陰風前面巍然不動。這些五花八門、奇光異彩的寶貝，顯然是人們爲了征服自然或戰勝敵人才假想出來的。在這些美麗絢爛的幻想背後，既隱現著朦胧的現實目的。而爲了證明這些神物的確鑿可信，又相應地神化了使用它們的人物和環境。花果山水簾洞裏有孫猴子，枯松澗火雲洞裏有紅孩兒，羅刹女住在風光秀麗的翠雲山芭蕉洞，老鼠精卻伏在黑氣氲氲的陷空山無底洞。這就使神話人物、神話環境和各種神奇的魔法都顯得和諧自然。從而構成了《西遊記》浪漫主義的基本藝術特征。

　　又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這部小說主要是講述鬼狐花妖的故事，其實內容有的是人入幻境幻域，有的是異類化入人間，也有人、物互變的，具有超現實的虛幻性、奇異性。在小說裏，幽冥世界的形式化最爲明顯，很多篇章都賦予閻羅、城隍以公正的面貌。如其在《考城隍·李伯言》中，用地獄作爲對人的惡行惡德的懲罰、警告方式。地獄成了人們畏懼的去處。在其《席方平》一章中也極爲詳細地描述了地獄：冥王益怒，命置火床。兩鬼摔席下，見車墀有鐵床，熾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脫席衣，掬置其上，反複揉搽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其中表現出的想象力可謂豐富而大膽。

　　雖然在中國傳統的文學中也有想象，但無論如何離奇，總有它的現實基礎。佛典的想象卻全然不同，它把現實世界消融到想象中去。在佛典中，幻想與現實、精神與物質的界限被打通，佛、菩薩與人，出世與入世的世界渾然一體。佛、菩薩、佛弟子以及外道都能變化、具有神通。這一點可謂對中國小說影響甚大。

　　四、佛教使中國小說的故事性得到加強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情節生動的佛教故事，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並且流傳到民間，爲我國古代志怪和神魔小說提供了豐富的故事來源，加強了中國小說的故事性。我國上古文學作品注意“辭達”，風格質樸，不利于小說的塑造性格多樣的人物和構思曲折生動的情節。而佛教典籍則廣取譬喻，以寓言、故事來說明教義，往往把佛理融化在華麗奇妙的文藝形式裏，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傳，有利于打破中國小說的博物、逸聞、笑話等傳統題材的束縛，爲小說創作打開廣闊的天地。六朝時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從而産生了許多志怪小說。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故事，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並且流傳到民間，加強了中國文學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來自佛經的，並在這時的小說裏被改寫爲中國本土的故事，如(梁)吳均《續齊諧記》裏所記“鵝籠書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證佛教思想的中國本土産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錄》等書中大量的記載。南北朝時期，記載因果報應之類故事的小說大量出現，顯然與佛教有關。唐代的俗講與變文，導致了中國白話小說的産生，則更證明了佛教的深遠影響。

　　我國著名文學家魯迅先生，他也深受佛學的熏陶，他曾對好友許壽裳說過：

　　“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啓示了，真是大哲!”。這正是魯迅研讀佛經的徹悟與心得。他就認爲六朝人志怪思想的發達得益于印度佛教的輸入，他還指出《續齊諧記》裏所記“鵝籠書生”的故事實際上是吸取引日雜譬喻經》十八條中“壺中人”的故事演化而來的。再如《西遊記》，它是在民間流傳的唐僧玄奘大師印度取經的故事和有關話本、雜劇的基礎上，演變而成的浪漫主義神魔故事小說。小說中的許多故事都起源于著名的佛教傳記《玄奘法師傳》和佛教遊記《大唐西域記》，並結合《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五十叁參的求學經曆，描寫了唐僧西去經曆八十一難的傳奇故事，表現出佛教思想的深刻烙印。又如《封神演義》，是演述商末政治紛亂和周武王伐商的曆史故事。書中敘述的叁十六路伐西歧，也同樣受到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和《降魔變文》的啓示。書中不少佛仙鬥法的描寫，其中許多人物直接取材于佛典。如哪咤的原型就是佛教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門天王的叁太子“哪咤”，是一個佛教護法神。此外，有的中國小說是印證佛教思想在中國本土産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錄》等書中的大量記載。南北朝時期，記載因果報應之類故事的小說大量出現，顯然與佛教有關。

　　從以上論述可知，佛教思想對中國小說的創作與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文學創作不僅産生了宋元平話和明清章回小說等通俗小說形式，而且佛教思想也被運用于小說中，成爲小說思想內容的一部分。同時，由于佛教想象世界的豐富多彩，也豐富了中國小說想象世界；佛教故事的傳入，爲中國小說創作了提供了大量的故事素材，從而使中國小說的故事性得到了加強。因此，佛教的傳入推動了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進程。

　　摘自《寒山寺》佛教雙月刊

《佛教對中國小說的影響(智海)》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