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心淨業：彭紹升與清代居士佛教
志道
彭紹升(1740-1796年)，字允初，號尺木，法名際清。俗姓彭，出生于長洲(今蘇州吳中)士族家庭。乾隆年中，舉進士，然辭官不就。二十九歲時讀佛書，歸心佛法，自號“知歸子”。他深信淨土，因其敬慕劉遺民在廬山東林寺修淨土及高忠憲建東林書院設同善堂的事迹，故又以“二林居主人”自號。曾受菩薩戒，生平樂善好施。常與羅有高、汪缙等人交遊。工古文詞，宗歸(莊)震川。嘉慶元年(1796)正月逝世，世壽五十七。
彭紹升致力弘揚淨土，“現居士身說法”，撰述宏富。其所著《一乘決疑論》，以通儒釋之隔閡；著《華嚴念佛叁昧論》，推重華嚴淨土，以釋禅淨紛爭；又著《淨土叁經論》，以暢蓮宗未竟之旨；此外有《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與其侄彭希涑合作)，皆爲世所傳誦。又有文集傳世，如《一行居集》闡揚內典，《二林居集》通論外學。還有《念佛警策》、《體仁要述》、《測海集》、《觀河集》、《二林唱和詩》等著作，要皆不外乎遊心儒、佛之間。通過這些著作，可得知他的居士佛教之真髓。彭紹升居士佛教的重大特點除了倡導儒佛融通外，就是融會貫通華嚴與淨土，倡揚念佛往生並笃實修持。晚近淨土宗昌盛，得以超邁諸家，彭氏實有開啓之功。
一、融會華嚴淨土
彭紹升的淨土思想，皆本之于蓮池大師雲棲祩宏。彭氏對晚明四大師並加推崇，而尤重于蓮池。其作《四大師傳》，末後記曰：“予之究心佛乘也，自《紫柏老人集》始，其後讀雲棲書，遂傾心淨土。讀憨山、蕅益書，而西歸之願益堅。甚哉！四大師之善牖我也。不然，予之束于名教也久矣，其遂能決町畦而窮域外之觀乎？”[1]彭氏又專錄蓮池大師之文，敘曰：“蓮池大師宗華嚴圓旨，闡西方之教。著《阿彌陀經疏鈔》十余萬言，博大精深，叁根普攝，從上蓮宗善說法要者，蓋未有先之者也。其他應機說法，稱心而言，唯斯一乘，無二無叁。讀其書可以慨然而發回心矣。予年叁十許，閱大師文，即知以淨土爲歸。”[2]又如《知歸子傳》中他自述遊心佛教，“好方山、永明之書，尤推蓮池、憨山爲淨土前導。”[3]
彭紹升因受以雲棲爲代表的晚明四大師融合思想的影響，推重華嚴和淨土之融通，他在《題極樂莊嚴圖偈》中說：“我讀華嚴偈，信入淨土門。由諸佛淨願，成就妙莊嚴。”[4]其友羅臺山也曾贊知歸子曰：“佛號數萬聲，華嚴一兩卷，不亦樂乎！不亦樂乎！”[5]彭著《華嚴念佛叁昧論》，其思想主旨即是融會華嚴與淨土。有證據表明，近代楊文會提倡“教宗賢首，行在彌陀”，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蓮池大師和彭紹升居士的影響。而其向日本南條文雄求書刊刻，也是先傾心于華嚴、淨土典籍，爾後才逐步擴大範圍。[6]
彭紹升博通經藏，其對華嚴與淨土之推尊更可溯源于唐代李通玄華嚴思想。彭撰《居士傳》，把李長者專列一章，其在“發凡”中說：“龐居士之于宗，李長者之于教，劉遺民之于淨土，百世之師矣。叁公者，各專傳，尊師也。”其在傳後又記曰：“予讀《華嚴經》，悲悔故見狹劣，暗大方，不知局此幾何世。然而，渾乎其無涯，郁郁乎，淵淵乎，無所施吾視聽也，久之，得李長者論抽繹之，恍乎其有會焉。吾願生生窮遊華藏海中，其庶幾乎！” [7]
彭紹升以華嚴思想闡發淨土的代表作是《華嚴念佛叁昧論》，其在該書中有問答，問曰：“子欲闡念佛法門，何不以淨土諸經爲導，而力主《華嚴》？據果論因，恐難合轍。”答曰：“子不讀《無量壽經》乎？經中敘分，首述普賢行願，勸進行人，叁輩往生，俱雲發菩提心。終之以不了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稱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縱修功德，還墮胎生。然則誠欲坐寶蓮華，登不退地，必也依文殊智，建普賢願，回向往生。今此《華嚴》，正當其教。至《觀經》上品上生者，必誦讀大乘方等經典。言大乘方等，則又莫若《華嚴》最尊第一。因果無差，有何纡曲？” [8]
《華嚴念佛叁昧論》主要圍繞“五念”鋪成論旨：一念佛法身直指衆生自性，二念佛功德出生諸佛報化，叁念佛名字成就最勝方便，四念毗盧遮那佛頓入華嚴法界，五念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圓滿普賢大願。該論作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十二月。既成，汪大紳評之曰：“此淨土正因，華嚴正信也”；又曰：“五念一念，一念無念”。第二年春，過丹徒，王文治見而賞之，爲之作敘曰：“念者不覺也，佛者覺也。念佛者，以覺攝不覺也。念佛叁昧者，以覺攝不覺，入于正覺海也。華嚴具諸佛一切叁昧，而其間念佛叁昧，爲一切叁昧中王。大莫過于是，方莫過于是，廣莫過于是矣。知歸居士修念佛叁昧者十數年，而又于華嚴義海，一門深入”雲雲。彭際清自評：“于賢首、方山外，不妨別出手眼。設遇雲棲老人，定當相視而笑也。” [9]彭氏自認爲，此華嚴念佛叁昧論，是在賢首、方山外“別出手眼”，而與雲棲老人宗旨相契合。由此可知其思想路徑。
彭紹升既以華嚴義理融通淨土，複以華嚴圓融思想疏釋儒佛道。其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作成《一乘決疑論》，題曰：“其意在和同叁教，不欲有所軒轾于其間。”論首開宗明義曰：“予初習儒書，執泥文字，效昌黎韓氏語，妄著論排佛。然實未知佛之爲佛，果何如者也？已而究生死之說，瞿然有省，始知回向心地。從宋明諸先輩論學書，窺尋端緒，稍稍識孔顔學脈。而于明道、象山、陽明、梁溪四先生，尤服膺弗失。以四先生深造之旨，證之佛氏，往往而合。然四先生中，獨陽明王氏無顯然排佛語，而明道、象山、梁溪所論著，入主出奴，時或不免。豈世出世間，其爲道固不可得而同與？抑法海無邊，罕能盡其原底欤？予蓄疑久之，累數年而後決。…… 予讀孔氏書，得其密意，以《易系》無方、《中庸》無倚之旨，遊于華嚴藏海，世出世間，圓融無礙。始知此土聖人，多是大權菩薩，方便示現，乃以名字不同，橫生異見，鬥爭無已，不亦大可悲乎！既自信于中，又懼天下萬世之疑，不能直決也。因疏暢其說，以解諸儒之惑，以究竟一乘之旨。”
彭氏于此中明確指出，他讀內外典系“遊于華嚴藏海”，方得“世出世間，圓融無礙”。在彭際清看來，宋明儒辟佛有兩端：一以爲“僞教”，一以爲“異端”，皆因其“法執未忘”，“天眼未通”。故此今日他以華嚴“究竟一乘之旨”，疏暢諸先生所言說，揭示儒佛之間圓融無礙、本無軒轾。 [10]
二、笃實修持淨土
彭紹升家世爲儒，父兄皆以文學官于朝。其先也治儒書，以明先王之道爲己任；後覺非其所務乃舍之，專習淨業。日以禮誦爲務，並閱大藏經，受菩薩戒，素食淨行。 [11] 更從聞學定公(1712-1788年)受淨土之教，閉關于蘇州文星閣，勤修“一行叁昧”。彭際清對于佛教非但具有熱烈之信仰，又積極實行。或創蓮社念佛，或購魚鼈于市授以叁皈戒而放生。嘗言“志在西方，行在梵網”。同參法友汪缙爲其《居士傳》作序曰：“知歸子學佛歸心淨土，發決定往生之願者也。究論往生之因，因于一念之淨。一念之淨，即成往生之因。況念念相繼，有不決定往生得觀彌陀者乎！知歸子修淨土，念念相繼，其學佛也，可謂密矣。仰前修之匪遠，表萬法之同歸。自度度人，度人自度，著書之心，可謂切矣。”[12]
居士著書可謂之“法供養”，汪缙稱其爲“現居士身說法”。《居士傳》共五十六卷，收集從後漢到清代康熙間在家奉佛的居士(限于男性)312人的傳記，編成列傳體裁的專傳或合傳55篇，乃是記載曆代居士事迹比較完備的一部書。該書從乾隆叁十五年(1770)開始編撰，至四十年(1775)完成。“是書始事于庚寅之夏，削稿于乙未之秋。中間辨味淄渑，商量去取，則吳縣汪子大紳之助爲多。瑞金羅子臺山往來過蘇，每相切磋，訂其離合。最後書成，婺源王子顧庭諷誦一周，贊歎歡喜，捐金付刻。普願見聞隨喜，發菩提心，證圓滿果。是則區區七年纂述功不虛施，青蓮華海香光無垠，一念歸誠同登彼岸，不亦樂乎！”
該書之編纂特點，強調行解相應、儒佛融和。主要表現于叁方面：(1)關于人物，彭氏認爲宗門中冒濫者多，像夏竦、呂惠卿、章惇這些人原不足道，就是白居易、蘇轼對于佛教也是別有所長，而和宗門無關。諸書所載一些禅機因緣，並無可取。至于韓愈、李翺、周敦頤、歐陽修等，“平生願力全在護儒，一機一境偶然隨喜，不足增重佛門，豈宜附會牽合？裝點門庭，反成謬妄。此于教理違背非小。”他們大都是護儒辟佛的，不能拿其偶然隨喜佛法的事就來牽強附會，替佛教裝門面，所以采擇從嚴。(2)關于言論，彭氏認爲“護法之文，須從般若光明海中自在流出，乃爲可貴。是書所載，非其真實有關慧命者，概弗列焉。”所以像王簡的《頭陀寺碑》、王勃的《釋迦成道記》、柳宗元的諸沙門碑銘，以及元明士大夫的一些文字，“類多出入儒佛，亦必其行解相應始堪采擇”。(3)關于行事，彭氏從儒家倫理的觀點，認爲學佛的基礎在五戒，五戒就是儒家五常的體現，不能實行五常，就談不到五戒。“登地證果，根基五戒。而五戒者，全體五常。不踐五常，何有五戒？”彭氏以春秋筆法將曆史上不明忠孝大義之輩一概削除。[13]彭氏雖專信淨土，但其《居士傳》則遍載教、禅、淨叁方面的居士，也體現了教宗、禅淨相融和的指導思想。又該書只載男性居士，故彭氏另撰有《善女人傳》一卷。
居士之淨土修持法門除了素食、戒殺、放生等等外，誦持(讀經)、寫經、刻經乃至流通經典也是一個重要內容，彭氏就以誦持書寫《普賢行願品》作爲日課。他在《書普賢行願品末卷後》一文中說：“予自歸心淨土，即奉此卷爲日課，持此願王，自信臨命終時，決生極樂。更欲流通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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