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導諸群品，同歸一乘。”[14] 他認爲，“此十大願王，要一切行門之終，實開一切行門之首。何以故？非行無以滿願，果外無因故；非願無以起行，因外無果故。”並說：“雲棲謂此一卷經，該全部華嚴，義在于此矣。其不指歸華藏，而指歸極樂者何？爲大心凡夫開異方便故。”在彭際清看來，華藏莊嚴，像目連、舍利弗諸大聲聞，猶隔聽睹，何論其余？而阿彌陀佛以四十八願接引衆生，十念歸誠，便登九品。誠能信入普賢願門者，法界與淨土無異，就如水赴壑、如響應聲。一得往生，便華開見佛，始知極樂不離華藏，彌陀即是(毗盧)遮那。彭際清對淨土叁經也十分重視，不但刊刻了此叁部經，分別寫有敘文，還作有《淨土叁經新論》闡發淨土宗未竟之旨趣。彭氏在《重刊淨土叁經敘》中說：“淨土叁經者，大小《無量壽經》，及《觀無量壽經》是也。此叁經者，如鼎叁足。不讀小本，不入信門；不讀大本，不入願門；不讀觀經，不能成就叁昧門。叁經合，而淨土之資糧備矣。” [15]
盡管彭際清熱衷于學佛修淨，舉官而不就，韬隱于家鄉，可是卻沒有遺世而獨立。他化導鄉黨，團結一族的力量，投注于“近取堂”(內設有恤嫠會、施棺局、施衣局、及放生會等的同善會組織)及彭氏潤族田(即日後的彭氏義莊)等的社會慈善事業，造福鄉梓。[16]由此可見他誠摯地實踐了淨土教義，但並沒有沈溺于個人的“了生脫死”，而後者正是當世儒者批評士大夫溺于“西方之教”的關鍵所在。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許會理解彭際清在歸心淨土的同時爲何要疏解儒釋隔閡，強調儒佛融合。
叁、對近代居士佛教的影響
彭際清居士佛教的影響延及後世，龔自珍、魏源私淑的學佛導師即爲彭際清。龔自珍曾作《知歸子贊》，稱道彭際清說：“震旦之學于佛者，未有全于我知歸子者也。”[17] 魏源以《普賢行願品》與淨土叁部經合爲一集，刊刻《淨土四經》，亦與彭氏之推崇不無關聯。清代居士佛教自彭際清而至于龔自珍與魏源獲得一新發展，主要表現是龔自珍、魏源等作爲今文經學家而兼治佛學，從佛學中求經世之本，開啓近代維新一派之思想端緒。常州今文經學公羊學派[18]在清末衰世之中應運而生，強調通經致用，龔自珍、魏源均浸潤于此，而龔、魏以來，公羊學派多公然爲佛弟子以研究佛教者，實彭際清以後八十年內所起之新現象。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學”，“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這支伏流就導源于乾隆年間的居士彭紹升，自龔自珍、魏源以下，石埭楊文會仁山推波于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19] 楊文會創辦金陵刻經處，以魏源校刊的《淨土四經》爲首刻，從而開啓他振興佛教的事業；其對晚明四師著作多所刊刻，尤以蓮池爲淨土本師，同樣也深受彭際清影響。有研究者說：薛家叁、羅臺山、汪大紳“諸人既沾溉宋學，不甘以訓诂汩天倪，丹鉛沒素樸，則苟于此世起舍離之心，陸王也，程朱也，皆足以引歸瞿昙。昔人動辄指陸王爲近禅，豈亦知程朱足以導向蓮池乎？後數十年，石埭楊文會弘揚淨土，廣刻佛典，中國佛教稍形一振，實繼二林(彭際清)未竟之業。則此數人當考據全盛之日，破儒釋之藩籬，宣靈山之法音，亦可謂功不唐捐者矣。”[20]
彭際清專心研究並弘揚淨土之教，竭力鼓吹禅淨融和、儒佛融合，也許對近世佛教日趨衰落的狀況觸動並不大，但對近代居士佛教的運動無疑卻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釋東初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中對彭際清推展的居士佛教運動做出了高度評價：“其于淨土教義闡微，貢獻殊偉；其于佛法領悟之深，殆爲當時知名儒士所欽仰。以彭二林爲中心之居士佛教若龔自珍、魏源、俞樾等公羊學派之碩儒，實開中國佛教近代史居士佛教之盛況。其對清廷反抗意識，亦多寓于其著作中。” [21]
注釋：
[1] 參彭際清《一行居集》卷六，1921年金陵刻經處本，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第382頁。
[2] 參彭際清《一行居集》卷叁，1921年金陵刻經處刊本，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第182頁
[3]參《知歸子傳》，見彭紹升著：《一行居集》，民國十(1921)年金陵刻經處刊本，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第26頁。
[4]參彭紹升著《一行居集》，1921年金陵刻經處本，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第523頁。
[5]彭紹升著，趙嗣滄點校《居士傳》，成都古籍書店印行，2000年1月第1版，第307頁。
[6] 楊文會：《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九》，參周繼旨校點《楊仁山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1月版，第487頁。
[7]彭紹升著，趙嗣滄點校：《居士傳》，成都古籍書店印行，2000年1月第1版，第7、83頁。
[8]《華嚴念佛叁昧論》，收入《續藏經》第 58 冊，No. 1030。
[9]王文治敘文見《華嚴念佛叁昧論》卷首，收入《續藏經》第 58 冊，No. 1030。
[10]知歸學人彭際清述：《一乘決疑論》，收入《續藏經》第 58 冊，No. 1029。
[11]參彭際清《二林居集》卷六《體仁錄敘》，“年二十五始持不殺戒”，“又四年忽自省曰：儒者恒言以萬物爲一體。……自是遂斷肉食”，頁1b－2a。又參《一行居集》卷一《受菩薩戒發願文》，“弟子際清爲救生淨土故，敬于佛法僧前，禀受菩薩叁聚淨戒”，頁1b。
[12]彭紹升著，趙嗣滄點校：《居士傳》，成都古籍書店印行，2000年1月第1版，第5頁。
[13]彭紹升《居士傳發凡》，又參陳士強《居士傳采微》，《法音》雜志總第五十一期。
[14]此間幾段引文，參彭紹升著：《一行居集》，1921年金陵刻經處刊本，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第91－93頁。
[15]參彭紹升著：《一行居集》，1921年金陵刻經處本，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第149頁。
[16]參彭際清《二林居集》(光緒七年版)卷九《近取堂記》、卷六《近取堂公産錄敘》、卷一《彭氏潤族田記》。《民國吳縣志》卷叁一、公署四《彭氏義莊》。
[17]參《知歸子贊》，《龔自珍全集》第六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版，第396-397頁。又參石峻、樓宇烈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9年7月第1版，第叁卷第叁冊，第493頁。
[18]西漢初，朝廷立《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因所授經書均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故稱今文經學。因成書于漢初的《春秋公羊傳》，即屬今文經學主要代表，故今文經學亦稱公羊學。東漢以後，今文經學衰落，一千多年默默無聞。直到嘉道年間，幾成絕學的今文經學重新崛起，並在晚清倡行于世。通過乾、嘉、道時期學者對今文經學的研究和提倡，公羊學說尤其被龔自珍、魏源等人利用來作爲闡述其政治思想理論的工具。同時，今文經學的複興，也標志著乾嘉考據學的沒落和終結，意味著學術思潮在漢宋之爭中開始向一種兼容並蓄的趨勢方向發展。
[19]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學。龔自珍受佛學于紹升，晚受菩薩戒。魏源亦然……龔魏爲今文學家所推獎，故今文學家多兼治佛學。石埭楊文會……夙棲心內典，學問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爲事……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淨土教學者，學者由是漸信之。譚嗣同從之遊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學》……梁啓超亦好焉，其所論著，往往推挹佛教。康有爲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已意進退佛說。章炳麟亦好法相……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
[20]參陸寶千《乾隆時代之士林佛學》，收于張曼濤主編之《中國佛教史論集》六《明清佛教史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339頁。
[21]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第41頁。
《歸心淨業：彭紹升與清代居士佛教(志道)》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