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导诸群品，同归一乘。”[14] 他认为，“此十大愿王，要一切行门之终，实开一切行门之首。何以故？非行无以满愿，果外无因故；非愿无以起行，因外无果故。”并说：“云栖谓此一卷经，该全部华严，义在于此矣。其不指归华藏，而指归极乐者何？为大心凡夫开异方便故。”在彭际清看来，华藏庄严，像目连、舍利弗诸大声闻，犹隔听睹，何论其余？而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接引众生，十念归诚，便登九品。诚能信入普贤愿门者，法界与净土无异，就如水赴壑、如响应声。一得往生，便华开见佛，始知极乐不离华藏，弥陀即是(毗卢)遮那。彭际清对净土三经也十分重视，不但刊刻了此三部经，分别写有叙文，还作有《净土三经新论》阐发净土宗未竟之旨趣。彭氏在《重刊净土三经叙》中说：“净土三经者，大小《无量寿经》，及《观无量寿经》是也。此三经者，如鼎三足。不读小本，不入信门；不读大本，不入愿门；不读观经，不能成就三昧门。三经合，而净土之资粮备矣。” [15]
尽管彭际清热衷于学佛修净，举官而不就，韬隐于家乡，可是却没有遗世而独立。他化导乡党，团结一族的力量，投注于“近取堂”(内设有恤嫠会、施棺局、施衣局、及放生会等的同善会组织)及彭氏润族田(即日后的彭氏义庄)等的社会慈善事业，造福乡梓。[16]由此可见他诚挚地实践了净土教义，但并没有沉溺于个人的“了生脱死”，而后者正是当世儒者批评士大夫溺于“西方之教”的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许会理解彭际清在归心净土的同时为何要疏解儒释隔阂，强调儒佛融合。
三、对近代居士佛教的影响
彭际清居士佛教的影响延及后世，龚自珍、魏源私淑的学佛导师即为彭际清。龚自珍曾作《知归子赞》，称道彭际清说：“震旦之学于佛者，未有全于我知归子者也。”[17] 魏源以《普贤行愿品》与净土三部经合为一集，刊刻《净土四经》，亦与彭氏之推崇不无关联。清代居士佛教自彭际清而至于龚自珍与魏源获得一新发展，主要表现是龚自珍、魏源等作为今文经学家而兼治佛学，从佛学中求经世之本，开启近代维新一派之思想端绪。常州今文经学公羊学派[18]在清末衰世之中应运而生，强调通经致用，龚自珍、魏源均浸润于此，而龚、魏以来，公羊学派多公然为佛弟子以研究佛教者，实彭际清以后八十年内所起之新现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这支伏流就导源于乾隆年间的居士彭绍升，自龚自珍、魏源以下，石埭杨文会仁山推波于后，“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19] 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以魏源校刊的《净土四经》为首刻，从而开启他振兴佛教的事业；其对晚明四师著作多所刊刻，尤以莲池为净土本师，同样也深受彭际清影响。有研究者说：薛家三、罗台山、汪大绅“诸人既沾溉宋学，不甘以训诂汩天倪，丹铅没素朴，则苟于此世起舍离之心，陆王也，程朱也，皆足以引归瞿昙。昔人动辄指陆王为近禅，岂亦知程朱足以导向莲池乎？后数十年，石埭杨文会弘扬净土，广刻佛典，中国佛教稍形一振，实继二林(彭际清)未竟之业。则此数人当考据全盛之日，破儒释之藩篱，宣灵山之法音，亦可谓功不唐捐者矣。”[20]
彭际清专心研究并弘扬净土之教，竭力鼓吹禅净融和、儒佛融合，也许对近世佛教日趋衰落的状况触动并不大，但对近代居士佛教的运动无疑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对彭际清推展的居士佛教运动做出了高度评价：“其于净土教义阐微，贡献殊伟；其于佛法领悟之深，殆为当时知名儒士所钦仰。以彭二林为中心之居士佛教若龚自珍、魏源、俞樾等公羊学派之硕儒，实开中国佛教近代史居士佛教之盛况。其对清廷反抗意识，亦多寓于其著作中。” [21]
注释：
[1] 参彭际清《一行居集》卷六，1921年金陵刻经处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382页。
[2] 参彭际清《一行居集》卷三，1921年金陵刻经处刊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182页
[3]参《知归子传》，见彭绍升著：《一行居集》，民国十(1921)年金陵刻经处刊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26页。
[4]参彭绍升著《一行居集》，1921年金陵刻经处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523页。
[5]彭绍升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古籍书店印行，2000年1月第1版，第307页。
[6] 杨文会：《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九》，参周继旨校点《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1月版，第487页。
[7]彭绍升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古籍书店印行，2000年1月第1版，第7、83页。
[8]《华严念佛三昧论》，收入《续藏经》第 58 册，No. 1030。
[9]王文治叙文见《华严念佛三昧论》卷首，收入《续藏经》第 58 册，No. 1030。
[10]知归学人彭际清述：《一乘决疑论》，收入《续藏经》第 58 册，No. 1029。
[11]参彭际清《二林居集》卷六《体仁录叙》，“年二十五始持不杀戒”，“又四年忽自省曰：儒者恒言以万物为一体。……自是遂断肉食”，页1b－2a。又参《一行居集》卷一《受菩萨戒发愿文》，“弟子际清为救生净土故，敬于佛法僧前，禀受菩萨三聚净戒”，页1b。
[12]彭绍升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古籍书店印行，2000年1月第1版，第5页。
[13]彭绍升《居士传发凡》，又参陈士强《居士传采微》，《法音》杂志总第五十一期。
[14]此间几段引文，参彭绍升著：《一行居集》，1921年金陵刻经处刊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91－93页。
[15]参彭绍升著：《一行居集》，1921年金陵刻经处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149页。
[16]参彭际清《二林居集》(光绪七年版)卷九《近取堂记》、卷六《近取堂公产录叙》、卷一《彭氏润族田记》。《民国吴县志》卷三一、公署四《彭氏义庄》。
[17]参《知归子赞》，《龚自珍全集》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版，第396-397页。又参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7月第1版，第三卷第三册，第493页。
[18]西汉初，朝廷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因所授经书均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学。因成书于汉初的《春秋公羊传》，即属今文经学主要代表，故今文经学亦称公羊学。东汉以后，今文经学衰落，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直到嘉道年间，几成绝学的今文经学重新崛起，并在晚清倡行于世。通过乾、嘉、道时期学者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和提倡，公羊学说尤其被龚自珍、魏源等人利用来作为阐述其政治思想理论的工具。同时，今文经学的复兴，也标志着乾嘉考据学的没落和终结，意味着学术思潮在汉宋之争中开始向一种兼容并蓄的趋势方向发展。
[19]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由是渐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梁启超亦好焉，其所论著，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已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20]参陆宝千《乾隆时代之士林佛学》，收于张曼涛主编之《中国佛教史论集》六《明清佛教史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339页。
[21]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第41页。
《归心净业：彭绍升与清代居士佛教(志道)》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