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明月在 應照彩雲歸--高野山紀遊

　　作者：張文良《中國宗教》2007年第11期

　　在當今日本，知道現任總理是誰的人可能不多，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曆史上的弘法大師空海。空海大師不僅開創了勢力僅次于淨土真宗的日本真言宗，而且以其傳奇般的經曆、多方面的文化素養、對日本社會曆史文化的巨大貢獻，得到當時和後世的日本國民的廣泛尊敬和信仰。空海大師開創的修行道場高野山也成爲人們向往的靈山。甚至在死後，人們也希望能夠葬在高野山大師的身邊，能夠和大師一起轉生到彌勒淨土世界。在日本求學期間，筆者就一直期望能夠到曆史文化名山高野山參禮，但一直沒能如願。這次利用國慶長假，受早稻田大學的花野充道先生邀請，與河北省佛教協會副會長高士濤和陳洋先生一起，踏上了參訪高野山之路。

　　靜慈圓法師與真圓法師

　　我們這次到高野山的直接因緣，是參加高野山的結緣灌頂法會。在日本真言宗中，結緣灌頂是針對一般信仰者和參訪者的法事活動，分爲春季的“胎藏界灌頂”和秋季的“金剛界灌頂”。通過參加法會，與佛結緣，親身體驗佛教的真理，在一般日本人看來是很殊勝的法事。灌頂在高野山的中心地——大伽藍舉行。全山的僧侶幾乎全部出席，連續叁天按照真言宗的儀軌，如法如律地爲各地趕來的參訪者結緣。儀式開始後，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鍾鼓齊鳴，悠揚的清音梵呗，直達雲霄。日本的秋季，正是紅葉爛漫、銀杏金黃的美好季節。大伽藍周圍千年古樹環抱，小橋流水潺潺，在詩情畫意的大自然中，傾聽大阿阇梨開示綿延兩千多年的佛教的真理，讓人完全陶醉在別樣的時空中，渾然忘卻今夕何夕。

　　在正式灌頂儀式之前，大阿阇梨向大家簡單介紹了空海大師的生平和思想，特別提到了大師與中國的緣分。空海在年輕時就聰明天縱、才華橫溢。804年作爲遣唐使入唐。曆盡磨難，九死一生，最後才到達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長安。大師本來准備在唐朝學習20年，但在大師遇到唐朝的密教大師、青龍寺惠果和尚之後，命運發生了轉折。據說惠果和尚對空海一見如故，甚至明確對空海講，“現在在中國，你是我的弟子，以後我轉生到日本，你就是我的老師”。惠果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于是不僅將密教的一切教法傳給了空海，而且叮囑空海盡早返回日本，弘揚密教。空海得到惠果的格外賞識和器重看來是事實，因爲在惠果去世後，雖然其門下上千，才俊輩出，但剛入惠果之門僅半年的空海就被大家推舉出來撰寫惠果和尚的碑文。傳說當時中國唐代的順宗皇帝非常欣賞他的書法，尊其爲“五筆和尚”，甚至挽留他在朝廷做國師。從空海早期的遺墨看，其文章格調高古，其書法灑脫奔放，即使放在中國本土也絕對是上上品。

　　惠果之後，中國漢地密教的思想和實踐雖然不絕如縷，但作爲宗派卻成爲絕響。而空海之後，日本真言宗綿延1200余年來而宗勢益盛，終成爲深刻影響日本文化的重要宗教流派。可以說，漢傳密教雖然在中國生根發芽，但最終卻在日本開花結果。其間的複雜因緣，一言難盡，而惠果與空海的宿世因緣卻成爲千古佳話。

　　千載之後，高野山大學的靜慈圓先生發願“重走空海路”，沿著祖師當年入唐的足迹一路考察，體驗大師當年求法的艱辛，重新與中國佛教結緣。但因爲當時的中國的沿海地區還沒有向外國人開放，這一計劃進展並不順利。後來，日本總理中曾根康弘親筆寫信給中國共産黨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請求予以支持，事情才出現轉機。靜先生在這次引人注目的活動之後，又先後四十次沿著“空海入唐之路”進行考察，結識了許多中國的相關研究者，沿途有了許多新發現。這次靜先生知道我們到了高野山，當天就邀請我們到他的寺院清涼院見面。靜先生送給我們他的著作《空海入唐之路》，講述了他當年重走空海路的激動和感慨。時光雖然過去了二十余年，但銘刻在記憶深處的情景似乎曆曆在目。

　　引見靜先生與我們見面的是在高野山大學留學的中國僧人真圓大阿闍梨。真圓法師出國前是一位律師，有圓滿的家庭、有安定的工作，但複興中國唐密的使命感使他毅然決然地脫下西服換上僧裝，離妻別子，東渡扶桑。其間靜先生牽線搭橋，爲他辦理了相關的手續，到日本以後在生活和修行、學習諸方面給與了特別的照顧。真圓法師經過初期的專修學院的一年修行以及大學院的專門學習，已經得到了具有傳法資格的大阿闍梨位，成爲現在大陸唯一一位具有高野山正式傳承的密教傳法師。真圓法師准備回國以後，與國內有志者一道，爲複興絕迹千載的唐密傳承而努力。空海與惠果法師之間的師徒情緣，又在靜慈圓法師與真圓法師身上重現。真圓法師所要完成的也正是當年的空海法師的偉業，我們真誠祝願法師的大願能夠成就，將唐密這一文化奇葩重新移植到中華大地上。

　　空海禦廟旁的《景教碑》

　　高野山是日本真言宗的大本山，而空海廟又是整個高野山的信仰中心。空海大師入寂後，其法體被供養于奧之院的禦廟。據說在其入寂幾十年後，弟子打開寶棺，發現空海大師的法體仍然栩栩如生，只是頭發披地、指甲繞指。弟子們爲其剃發、剪指以後重新歸葬。可能是因爲這些靈異故事，山上的信徒都相信空海大師仍然活著。每天分兩次、在固定的時辰，有專人將做好的飯菜送到禦廟供大師“享用”。這在局外人看來似乎有些難以理解，甚至看上去有些滑稽，但在真言宗信徒看來，這是非常神聖的工作，是表達他們對祖師感情的最好的方式。

　　大師教會前的蓮池

　　在禦廟前的陵園墓地，據說有叁十多萬墓主，其中不乏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曆史名人。這些墓主幾乎都是真言宗信徒，他們不僅在生前笃信空海大師，在死後也希望葬在大師禦廟前，也和大師一起等待彌勒菩薩下世，生活在未來的理想國。走在古木森森的墓園，看著那麼多曆史名人安臥在這裏，似乎走在時光隧道，讓人感到遙遠的曆史迫近眼前。

　　讓筆者驚詫的是，在通往禦廟的主道旁，竟然赫然豎立著一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家知道，景教是古基督教的一個派別，是十叁世紀就已經滅絕的神秘教派。唐貞觀9年(635年)傳到中國，建立了大秦寺，建中二年(781年)建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但在會昌滅佛(845年)時，石碑被埋于地下。時光荏苒，到了明代末年的天啓叁年(1623年)，此碑又在西安被偶然發現。當時，基督教正式傳到中國不久，正是極力尋找與中國文化的契合點，力圖獲得在中國存在合法性的焦慮期，當基督教徒知道早在千年之前，基督教的一支就曾經傳到中國，並在中國興盛一時，其激動之情是不難想見的。

　　這樣一尊具有傳奇和神秘色彩的石碑怎麼會出現在日本、出現在空海大師的禦廟之前呢？我們從地圖上看到景教碑的標志，就立馬匆匆趕到那裏去看個究竟。果然，在通往禦廟的古道入口處，矗立著一通黑色石灰岩雕刻的石碑，下面是石龜底座，字迹雖有腐蝕，但仍然能夠讀出全文。上面記載的建碑年代爲明治四十四年，即1911年。樹碑者爲英國比較宗教學家、作家伊麗莎白·安娜·高爾頓夫人。高爾頓夫人在牛津大學讀書時代就提出“佛耶一元”的主張，1891年到日本訪問時，爲日本的自然風土和國民性格所吸引，之後曾在英國爲日本留學生提供幫助，被尊爲“留學生之母”、發起爲日本贈書活動，將幾十萬冊歐美書籍捐贈給日本，爲日本與英國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晚年，夫人爲真言密教的哲學性和神秘性以及空海的大師風範所傾倒，決心在高野山樹立一標志性建築以體現她“佛耶一元”的理想，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景教碑的複製品。夫人在日本去世後，尊其遺囑，被安葬于高野山景教碑的旁邊。在周圍滿是日文的墓群中，赫然矗立的中文的景教碑和英文的高爾頓夫人紀念碑格外引人注目。現在，宗教對話、特別是“佛耶對話”俨然成爲一門顯學，而在我們爭論如何對話、對話什麼的時候，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國的學者就已經全身心地投入了這一事業，並以其身體力行的實踐精神，爲我們樹立了真正宗教對話的範本。我們盡可以不同意夫人提出的“佛耶一元”的思想，但我們不能不爲夫人超越國家、民族、文化的葛藤和樊籬、站在世界文明發展的高度思考宗教問題的胸襟和氣魄所感動。宗教對話不應該限于口頭的、筆頭的辯論，而應該是基于宗教的慈悲、博愛的理想去做文化溝通、文化建設工作。只有這種實踐，才是真正有效的“對話”。

　　在高爾頓夫人的墓前，我看到了無名氏的獻花。凡是爲社會爲人類做出貢獻的人，是永遠會被人們所敬仰、所紀念的。而作爲一個基督信徒能夠在佛教的聖地安息、並得到佛教信徒的追懷，我也深深體會到了高野山胸襟的博大。日本的基督教史可以說是一部受難史，在曆史上，曾經有許多信徒因爲不願放棄信仰而被處死。日本的“寺檀製度”就是當時的幕府政權鎮壓基督教、強迫信徒必須改信佛教的時候創設的製度。無庸諱言，佛教在曆史上曾作爲主流意識形態與基督教相對立。高爾頓夫人不可能不知道這段悲慘的曆史，而她自願埋葬在異國、異教的土地上，甚至把景教碑樹立在高野山，應該是有深意在。而高野山不僅接納了她，而且把一個異教徒放在如此顯赫的位置常年供養，這也是日本佛教的驕傲。

　　專修學院與高野山大學

　　在到空海禦廟的路上，我們遇到了一隊身穿黃色修行衣、腳踏木屐的隊伍也朝禦廟行進。這些修行者神情肅穆、秩序井然，而腳下匆匆。在禦廟參拜之後，又整列參拜“彌勒石”、壇上伽藍等處，每到一處都齊聲頌經。看到這一光景，即使完全沒有信仰者也會悠然而生崇敬之感。

　　高野山大學專修學院

　　這一隊列就是高野山專修學院的學員。專修學院創建于1031年，可以說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學員需要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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