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正覺以後，馬鳴隨即改口以“佛”稱之，如〈阿惟叁菩提品〉第十四後半：
逮得無盡法，一切智明朗。……。甘蔗族仙人，諸有生天者，見佛出興世，歡喜充滿身。……。佛于彼七日，禅思心清淨。
“逮得”“一切智”指成等正覺，成正覺後，贊文的主角即被稱爲“佛”，而見于“見佛出興世”及“佛于彼七日”兩句贊文中。
稱未成佛以前的釋迦爲“菩薩”，這是“菩薩”一詞在佛教場合最早的出處，涉及了佛教“菩薩”思想乃至“大乘”思想的起源。
馬鳴在當時的佛教中被稱呼爲“譬喻師”，“譬喻”的含義是善用事例來說明佛法中高深的道理。傳世的譬喻經由後漢支婁迦谶的《雜譬喻經》一卷、吳康僧會《舊雜譬喻經》二卷，至北齊求那毗地所譯的《百喻經》四卷。在譬喻的過程中除了引用古往今來的事迹作例子，其中更采用甚多佛在世教化的事例，由此因緣引出完整的佛傳乃至念佛叁昧“生身觀”的禅法，成爲大乘發展重要的一支。
第叁節 紀元後秣菟羅地區的佛像製作
上二節敘述了從部派佛教開始，經、論中即有不少有關“佛陀”功德的描述。在紀元後，西北印地區由于馬鳴等人對佛陀一生事迹的宣揚，將當地的佛教思想，集中至以“佛陀”爲重心。形成以“佛陀”爲重心的思想後，接下來的發展便是“造像”與“禅法”，前者是對所有佛教徒，後者只局限于出家衆。
印度佛教造像有二個中心，一是位在西北印的犍陀羅，一是屬于中印度範疇的秣菟羅。兩個地區在紀元後皆有大量的佛像製作，但對于這些佛像，目前學界尚有二個重要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答：首先是什麼動機促使佛教徒製作佛像？接著是什麼地方首先製作佛像，犍陀羅？還是秣菟羅？
中印度地區的佛教造像較犍陀羅有更悠久的曆史，其中包含與釋迦佛有關的“佛傳”、“因緣”與“本生”。但這些中印度紀元前的佛教造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色，即其中從不曾有佛像，遇到需要釋迦佛出現的場合，如佛傳或佛陀作爲供養的主尊時，則以佛座、佛足印、菩提樹或釋迦在家所戴的寶冠代替。但製作未成佛前的釋迦菩薩像[注29]及本生故事中釋迦的過去菩薩身[注30]則不被禁止。這些造像雖沒有直接的佛像，卻可用來說明製作佛像的思想背景與動機已然形成，那就是造像者接受了佛滅度以來《阿含經》中有關佛傳的記載，而將之形諸造像。
中印度佛教由紀元前以來不直接製作佛陀像的傳統，不論是出之于戒律條文的限製，或是當時佛教界約定成俗的規定，皆不利于秣菟羅的佛像製作。但即使在這種條件的限製下，秣菟羅仍至遲在迦膩色迦王一世叁年，即西元八一年，依經典所載佛的叁十二相，造出了完整圓雕的釋迦立像，那便是由巴拉(Bala)比丘所造，現藏于印度Sarnath博物館的秣菟羅式佛立像[注31](圖一)。雖然爲避開中印度自紀元前以來不許直接造佛像的限製，而在銘文中將此像稱之爲“菩薩”(Bodhisattva)，但並不妨礙此像是依佛經所載佛叁十二相而造的認定。故部派時代《阿含經》中及論典中對佛陀叁十二相的描述，成爲紀元後佛像製作的主要思想背景。若更進一步依據同爲秣菟羅所造一佛二菩薩碑像的紀年來論斷，上述立佛一類最早的製作年代還可能提前。
這件一佛二菩薩碑像便是現藏于美國Kimbell博物館，有迦膩色迦王一世四年的銘記(西元八二年)。在造像的年代上此碑像與上述佛立像間只差一年，但若注意兩者的造像內容，則發現其間有很大的差異。Kimbell的碑像其主尊爲作與願印的坐佛，在坐佛的兩後側，尚有兩尊作貴族服裝，具華麗裝飾的“菩薩”像。由單獨的佛像至菩薩立于主尊佛像兩側成爲“脅侍菩薩”，有其重大的佛法含義，是紀元後印度佛教“菩薩”思想興起後的結果。
在部派時代，出家衆修行是以證得無生的四果“阿羅漢”爲目標，證阿羅漢的進一步便可證入佛果，故在部派的修證體系中，“羅漢”是通往成佛之道的不二途徑[注32]。這種看法到“菩薩”思想出現以後才發生改變，如釋迦佛過去本生中以菩薩身奉行六度才是成佛的正確途徑。故在新的思惟下，“菩薩”才是唯一能繼承佛果的因地，這種思想下的代表人物便是當時盛行造像的“彌勒菩薩”。“菩薩”取代“羅漢”成爲佛果唯一的繼承人，表現在犍陀羅佛像底座上多有一菩薩像，說明佛與菩薩間的傳承關系。雖然部派所依的《阿含》中即提到彌勒菩薩繼釋迦之後成佛，但要形諸于具體的造像，才能確定當時的佛教徒已完全體認了這段經文的含義。
由于上述菩薩思想的確立，菩薩在造像中取得了進入佛像主尊旁成爲脅侍的地位才有了學理的根據。這種菩薩進入脅侍位置的發展過程，也可在秣菟羅的造像中找到相對應的遺迹，那便是現藏于Munich博物館的一件坐佛碑像(圖二)，其整個造像的構圖與Kimbell者類似，但主尊的脅侍菩薩只有左後方的一尊，右後方的另一尊則尚沒有出現，表現此碑像爲介于前述巴拉立佛與Kimbell叁尊像間的過渡。
這種過渡的時間不可能太短，故即使假設西元八二年的Kimbell叁尊像爲秣菟羅最早的叁尊像，則類似巴拉比丘所造的立佛像年代仍應往前提早幾十年，而將秣菟羅最早的佛像製作年代提早至紀元一世紀的上半葉。
秣菟羅地區所造的佛像，由于所附帶的銘文較多，故造像的年代能被較完整的建立，若加上一些佛像發展上有關的假設來連貫前後，其佛像的形成較容易理出一個頭緒。
第四節 紀元後西北印與“釋迦佛”有關的造像
犍陀羅地區到目前爲止雖沒有發現類似中印度般紀元前的佛塔及相關的佛教造像，但也因此之故犍陀羅並沒有早期中印度忌諱造佛像的傳統。同時前文提及，西北印地區不但有一般《阿含》經典對佛相好描述，亦有部派論典對念佛相好的了解，當地的譬喻師如馬鳴等，更將原來只對釋迦佛相好的了解，擴大至整個釋迦佛的一生，並闡發其中蘊含的佛教深義。稍後的禅者僧伽羅刹便在其著名的禅典《修行道地經》中將佛陀叁十二相的崇拜敬仰轉化爲具體的禅觀--“像觀”。由經典、論典到禅典所貫穿起來的佛陀思想，成爲犍陀羅製作佛像的最主要動力，在此先由幾件有明確紀年的犍陀羅造像作爲討論的開始。
藏在Calcutta博物館，出土于犍陀羅舊都Charsada, Lauriyan Tangai的一尊佛陀立像(圖叁)，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犍陀羅式造像，其年代由銘文推定爲西元六年[注33]，這同時也是目前印度所知最早有紀年的佛像。
此石刻爲單尊立像，頭部已不存，披犍陀羅式的袈裟，兩手末端已殘。兩側並無任何脅侍，兩足平立于方形基座上。座分上下兩層，其間並無獅子像。上層爲身上有裝飾的“菩薩”像，兩旁各有二位站立的供養人。下層則爲銘文。
單尊的佛陀像，不單表示犍陀羅的佛教徒將經典所描述具叁十二相的佛陀，化爲具體的造像，而且沒有脅侍的單尊像，也使得以叁十二相爲禅觀內容的“像觀”行者，可以直接拿來作爲禅觀的所緣。
然而立佛像底座上的菩薩像卻值得特別注意。在犍陀羅早期的單尊佛像，在底座上常伴隨著菩薩像；反之單尊的菩薩像在底座上亦常出現佛像。筆者認爲這與紀元後西北印地區“菩薩”思想的興起有關，“菩薩”取代羅漢成爲成就佛道的主要管道。故佛像底座有菩薩像，表示佛陀以菩薩爲繼承者；菩薩像底座有佛像，表示菩薩以佛道爲目標。
菩薩與佛陀間所建立銜接關系進一步表現在Shah-Ji-Ki-Dheri出土迦膩色迦王所造的舍利盒上[注34](圖四、五)。此舍利盒的年代約在西元七八-一○○年，盒的頂端鑄有一坐佛及二尊左右脅侍的菩薩，與秣菟羅Kimbell西元八二年的佛叁尊像約略同時，故不論單尊佛像或佛叁尊像，犍陀羅與秣菟羅兩地造像的年代約略相同，也看不出彼此相互的影響，說明了兩地的佛像製作同時受了《阿含經》中佛傳及佛陀相好內容的影響。佛與菩薩這層關系的進一步表現則是稍後犍陀羅的造像中，出現多件菩薩與過去五佛或七佛合造在一起的碑像(圖六)。過去七佛是明確地表達過去七尊出世的佛陀，前尊佛與後尊佛間傳承的關系，其最後一尊釋迦佛之後接上了現在的彌勒菩薩，表示此菩薩是釋迦佛未來唯一的繼承者。
犍陀羅的造像便在紀元一世紀由佛像與菩薩像的相互穿梭揭開了序幕。但由于紀元後西北印地區的佛教思想已由“佛陀”擴展至整個釋迦佛的一生，由釋迦的出生、出家、證道、說法，乃至入于涅槃，故犍陀羅的佛教造像除了佛、菩薩像外，也出現了所謂“佛傳”與“因緣”的造像。此等造像大都爲碑像，而且多爲單一的場景，很少連續的情節，一個場景敘述釋迦一生中的一個情節。
也因“菩薩”思想的進一步開展，釋迦過去生中以菩薩度人的“本生”(Jataka)也隨之受重視，故犍陀羅的“本生”故事造像也隨之出現。但相對而言，犍陀羅地區的“佛傳”造像較多，而“本生”故事較少，且故事內涵較之中、西、東印度，有其地域上的特色。若進入了中亞的龜茲石窟，“本生”故事則相對地增加。
這些“佛傳”及“本生”故事的造像，對當地的佛教徒有其教化的作用，故這些造像大都被放置在佛塔塔基四周的立面上，或是刻在佛塔覆
#092;的下緣，皆是人們站立時視野所及的高度。故佛教徒在旋繞佛塔時，便可隨著級級而上的階梯，細數釋迦過去今生的所作所爲。
第五節 二～四世紀西北印“念佛”禅法的形成
紀元後西北印以“釋迦佛”爲中心的佛教，其發展的階段大致是：先有當地經典及高僧對“釋迦佛”的描述及提倡而在佛教徒間形成思想與共識，接著佛教徒將對“佛陀”的思想化爲具體的造像，最後佛教徒中的禅修者再將造像的內容化爲可行的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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