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主革命運動。因此，其曆史作用應該說是反動的。

　　梁啓超從西歐各國遊曆回來，看到那裏戰後的一片淒涼景象，對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認爲這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對于列甯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也認爲不適用于中國，而自己原有一套改良主義又行不通。于是就大唱西洋物質文明破産，東方精神文化複興之說，在“整理國故”的同時，大搞佛學研究。從1920年起，他就“已有著中國佛教史的計劃”。從那時到他逝世，寫了大量的佛學著作，《佛學研究十八篇》就是在這期間寫成的。1922年，他在南京講學期間，曾專門定期到支那內學院跟歐陽竟無學習佛學，心得是“聽歐陽竟無講唯識，方知有真佛學”(《複季常書》，《年譜》，第623頁)。對佛學學習之認真，他自稱是“可謂拼命”(同上)。在他給孩子們的信中也說：“我現在托病杜門謝客，號稱靜養，卻是靜而不養，每日讀極深奧的成唯識論，用盡心思，一日讀叁、四頁，還是勉強懂得一點罷了。”(《與思順書》，《年譜》，第634頁)從他病中堅持讀佛書，可看出其晚年熱衷于佛學的情景。他自己毫不隱諱地經常對人講“我笃信佛教”(《給孩子們書》，《年譜》，第676頁)。不僅如此，他還勸導青年也去相信佛教。他說，對于佛教，“吾頂禮以祝，吾〖FJF〗NC738〖FJJ〗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請讴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爲我青年勸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文集》之七，第73頁)。連他妻子也受到影響。臨死前在“病中忽皈依佛法，沒前九日，命兒輩爲誦法華”(《年譜》，第663頁)。梁在其妻子亡故後，“葬前在廣惠寺作佛事叁日”(同上書，第685頁)。還要在亡妻墓前立一小碑，一切“贊善浮辭悉不用”，只要在“碑頂能刻一佛像”(《年譜》，第688頁)。更有甚者，梁啓超在遇到孩子們生病時，還請人扶乩，把他亡妻的靈魂請來，蔔問吉凶(同上書，第740頁)。可見這時的梁啓超，確實是想從佛學中找他的安心立命之所了。

　　但是，這只是梁啓超熱衷于佛學的一方面。在另外一方面，他又和曆史上一些爲逃避現實鬥爭而遁入佛學的人們有所不同，即他並沒有真正“看破紅塵”，過那“與世無爭”的消極生活。事實是他仍然把佛學思想當作武器，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新興的社會主義和共産黨領導的革命事業。這可以從他晚年所寫的文章和所作的講演中清楚地看出來。他在這些著作和言論中，除了繼續弘揚佛教，把佛學說成是“我們國學的第二源泉”，“全世界文化的最高産品”，“人生惟一安身立命之具”外(《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文集》之叁十九，第118—119頁)，還有大量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歪曲、反對階級和階級鬥爭方面的言論。他曾宣稱：“社會主義……不能實現于今日之中國，”(《複張東荪書論社會主義運動》《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下冊，第279頁)“馬克思一派倡導的生産機關國有論，……我頭一個就反對。”(《歐遊心影錄

　　社會主義商榷》，《專集》之二十叁，第33頁)還說：“頂時髦的社會主義，結果也不過搶面包吃。”(《歐遊心影錄

　　中國人對于世界文明之大責任》，同上書，第36頁)因此，他的結論是“若欲舉馬克思所理想列甯所實行之集權的社會主義移植于中國，……吾敢言必終于失敗”(《曆史上中華民國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下冊，第222頁)。他曲解階級鬥爭學說，否認我國有階級和階級鬥爭，說什麼我國“二千年來沒有什麼階級製度”(《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文集》之叁十七，第4頁)，因此，““無産階級打倒有産階級”的旗號”，“在中國不適用”(《無産階級與無業階級》，《文集》之四十二，第2頁)。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取消階級鬥爭和無産階級革命的真面目。不僅如此，他還把當時共産黨在河南、山東、湖南、江西等地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汙蔑爲那裏“人民也簡直活不成”(《給孩子們書》，《年譜》，第722頁)。胡說“共産黨地盤”，“盡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前途真不堪設想”(同上書，第721頁)。因此，他表示要“磨煉身心，預備抵抗”。說什麼“我在今日若還不理會政治，實在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同上書，第722頁)。他還說：“我已經立定主意，于最近期間內發表我政治上的全部的具體主張。”(同上書，第725頁)他還秘密地搞了一個所謂“虛總部”，暗中聯絡各方人物，准備東山再起當領袖(同上書，第748頁)。當然，這僅僅是梁啓超的一種主觀願望，並未能真正實現，但卻可看出他在晚年政治上的野心。

　　總之，梁啓超在晚年，可以說是用佛學唯心主義向當時的唯物主義新思潮進攻的人物。他的後期思想，所以一步步地發展爲馬克思主義的論敵，除了有其階級根源和社會曆史根源外，熱衷于佛學唯心主義，恐怕也是其思想根源之一。

　　但是，從學術上看，梁啓超的佛學研究，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爲了弘揚佛教，在一生中，特別是晚年，花了相當一部分精力，從事佛學研究。據不完全統計，除了專著《佛學研究十八篇》外，尚有談論佛學的文章和演講錄二十余篇。他曾廣泛收集國內外有關佛教研究的著作，直至臨終前，還計劃用五年時間來專門整理佛教的東西。雖然他對佛學理論本身，並沒有做出更多的貢獻，但是，在佛學史研究方面，卻出了較大的成績。例如，他對印度佛學和中國佛學都作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對一些佛教的著述和人物，作了必要的考證和介紹，留下了一些可用的資料。諸如《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佛典之翻譯》、《見于高僧傳中之支那著述》等文，對我國曆代西行求法的高僧，譯經家所譯的經典以及中國僧人自己的著述，都作了詳盡的闡述。這些研究成果，對我們今後研究佛學，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他對佛學思想傳來中國後的影響和作用，也作了恰當的估價，指出了佛學思想的傳來帶動了我國思想、文化和藝術等方面的發展，肯定了佛經的翻譯引起了我國語法和文體上的變化(《翻譯文學與佛典》，《專集》之五十九)。他還講過，伴隨佛教而來的，有許多副産物，諸如音樂、建築、繪畫、雕刻、戲曲、詩歌、小說、天文曆法、醫藥、字母、著述體裁、教育方法等等，都曾受到佛教的影響(《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系》，《文集》之四十一)。這種看法，大體上是正確的。因爲佛學唯心主義確實對中國傳統思想有影響的。以禅宗的主觀唯心主義而論，它把“佛”和“天堂”從西方樂土搬到了現實世界，搬到人們的心中，提倡人的“本性是佛”，這對于打破人們的思想束縛，也有一定的影響。此外，一些高僧如法顯、玄奘等，他們西行求法和翻譯佛典所做的貢獻，對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推動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都有相當大的作用。梁啓超對這些問題所作的研究，其結論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

《梁啓超的佛學思想》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