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主革命运动。因此，其历史作用应该说是反动的。

　　梁启超从西欧各国游历回来，看到那里战后的一片凄凉景象，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认为这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于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也认为不适用于中国，而自己原有一套改良主义又行不通。于是就大唱西洋物质文明破产，东方精神文化复兴之说，在“整理国故”的同时，大搞佛学研究。从1920年起，他就“已有着中国佛教史的计划”。从那时到他逝世，写了大量的佛学着作，《佛学研究十八篇》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1922年，他在南京讲学期间，曾专门定期到支那内学院跟欧阳竟无学习佛学，心得是“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方知有真佛学”(《复季常书》，《年谱》，第623页)。对佛学学习之认真，他自称是“可谓拼命”(同上)。在他给孩子们的信中也说：“我现在托病杜门谢客，号称静养，却是静而不养，每日读极深奥的成唯识论，用尽心思，一日读三、四页，还是勉强懂得一点罢了。”(《与思顺书》，《年谱》，第634页)从他病中坚持读佛书，可看出其晚年热衷于佛学的情景。他自己毫不隐讳地经常对人讲“我笃信佛教”(《给孩子们书》，《年谱》，第676页)。不仅如此，他还劝导青年也去相信佛教。他说，对于佛教，“吾顶礼以祝，吾〖FJF〗NC738〖FJJ〗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请讴歌隋唐间诸古德之大业，为我青年劝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集》之七，第73页)。连他妻子也受到影响。临死前在“病中忽皈依佛法，没前九日，命儿辈为诵法华”(《年谱》，第663页)。梁在其妻子亡故后，“葬前在广惠寺作佛事三日”(同上书，第685页)。还要在亡妻墓前立一小碑，一切“赞善浮辞悉不用”，只要在“碑顶能刻一佛像”(《年谱》，第688页)。更有甚者，梁启超在遇到孩子们生病时，还请人扶乩，把他亡妻的灵魂请来，卜问吉凶(同上书，第740页)。可见这时的梁启超，确实是想从佛学中找他的安心立命之所了。

　　但是，这只是梁启超热衷于佛学的一方面。在另外一方面，他又和历史上一些为逃避现实斗争而遁入佛学的人们有所不同，即他并没有真正“看破红尘”，过那“与世无争”的消极生活。事实是他仍然把佛学思想当作武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新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这可以从他晚年所写的文章和所作的讲演中清楚地看出来。他在这些着作和言论中，除了继续弘扬佛教，把佛学说成是“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人生惟一安身立命之具”外(《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文集》之三十九，第118—119页)，还有大量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歪曲、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方面的言论。他曾宣称：“社会主义……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任公近着第一辑》下册，第279页)“马克思一派倡导的生产机关国有论，……我头一个就反对。”(《欧游心影录

　　社会主义商榷》，《专集》之二十三，第33页)还说：“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抢面包吃。”(《欧游心影录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同上书，第36页)因此，他的结论是“若欲举马克思所理想列宁所实行之集权的社会主义移植于中国，……吾敢言必终于失败”(《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梁任公近着第一辑》下册，第222页)。他曲解阶级斗争学说，否认我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说什么我国“二千年来没有什么阶级制度”(《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文集》之三十七，第4页)，因此，““无产阶级打倒有产阶级”的旗号”，“在中国不适用”(《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文集》之四十二，第2页)。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取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真面目。不仅如此，他还把当时共产党在河南、山东、湖南、江西等地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污蔑为那里“人民也简直活不成”(《给孩子们书》，《年谱》，第722页)。胡说“共产党地盘”，“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前途真不堪设想”(同上书，第721页)。因此，他表示要“磨炼身心，预备抵抗”。说什么“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同上书，第722页)。他还说：“我已经立定主意，于最近期间内发表我政治上的全部的具体主张。”(同上书，第725页)他还秘密地搞了一个所谓“虚总部”，暗中联络各方人物，准备东山再起当领袖(同上书，第748页)。当然，这仅仅是梁启超的一种主观愿望，并未能真正实现，但却可看出他在晚年政治上的野心。

　　总之，梁启超在晚年，可以说是用佛学唯心主义向当时的唯物主义新思潮进攻的人物。他的后期思想，所以一步步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论敌，除了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外，热衷于佛学唯心主义，恐怕也是其思想根源之一。

　　但是，从学术上看，梁启超的佛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为了弘扬佛教，在一生中，特别是晚年，花了相当一部分精力，从事佛学研究。据不完全统计，除了专着《佛学研究十八篇》外，尚有谈论佛学的文章和演讲录二十余篇。他曾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佛教研究的着作，直至临终前，还计划用五年时间来专门整理佛教的东西。虽然他对佛学理论本身，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在佛学史研究方面，却出了较大的成绩。例如，他对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都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对一些佛教的着述和人物，作了必要的考证和介绍，留下了一些可用的资料。诸如《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典之翻译》、《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着述》等文，对我国历代西行求法的高僧，译经家所译的经典以及中国僧人自己的着述，都作了详尽的阐述。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后研究佛学，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对佛学思想传来中国后的影响和作用，也作了恰当的估价，指出了佛学思想的传来带动了我国思想、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发展，肯定了佛经的翻译引起了我国语法和文体上的变化(《翻译文学与佛典》，《专集》之五十九)。他还讲过，伴随佛教而来的，有许多副产物，诸如音乐、建筑、绘画、雕刻、戏曲、诗歌、小说、天文历法、医药、字母、着述体裁、教育方法等等，都曾受到佛教的影响(《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文集》之四十一)。这种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佛学唯心主义确实对中国传统思想有影响的。以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而论，它把“佛”和“天堂”从西方乐土搬到了现实世界，搬到人们的心中，提倡人的“本性是佛”，这对于打破人们的思想束缚，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一些高僧如法显、玄奘等，他们西行求法和翻译佛典所做的贡献，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推动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作用。梁启超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研究，其结论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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