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问题的探讨

　　高振农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至今已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它在旧中国曾长期被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所控制和利用，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由于国内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被推翻，佛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制度已被废除，佛教已不再是剥削阶级用以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工具，当然，佛教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的说来，仍然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它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起着一种消极的作用。例如佛教教义中的“出世”思想，它诱导人们只注意个人修持，解脱苦难，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与安慰，不大关心现实世界的斗争。因此，在一些佛教徒中，有的偏重念佛往生，追求来世的幸福；有的热衷于求佛拜菩萨，希望得到现世的荣华富贵。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的四化建设事业，都是不利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它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协调的。但是，佛教在一定条件下，有没有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可能

　　能不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是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从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佛教与社会主义，正在从不协调走向协调，朝着有利于四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起着它应起的积极作用。

　　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发挥作用的表现

　　一、佛教界代表人物在爱国统一战线中起了一定作用。建国以来，佛教界代表人物在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早在1949年9月，赵朴初居士和巨赞法师就以佛教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各界人士一起，共商建国大计，赵朴初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爱国老人、着名佛学家喜饶嘉措被任命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担任了地方政府的领导工作。1954年，中国佛教协会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喜饶嘉措、赵朴初、能海、噶喇藏、阿旺嘉措等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此后，又有更多的佛教界人士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佛教界代表人物赵朴初、帕巴拉

　　格列朗杰、巨赞、正果等共16人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赵朴初和帕巴拉

　　格列朗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也都有佛教界代表参加。他们在爱国统一战线中，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活动，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佛教界人士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作出了努力。一些佛教界代表人物，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50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得到广大佛教界人士的赞同。当时，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大师曾多次写信和发表广播讲话，向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士以及广大僧俗群众宣传我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呼吁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认清形势，接受和平解放，走爱国的光明道路。后又为和平解放西藏，执行十七条协议作了很大努力。能海法师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日子里，也热忱地接待了入藏解放军代表，详细介绍了西藏的有关情况，以亲身两次入藏的经历，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同时支持他所在寺院一部分懂得藏文、曾去过西藏的僧人，随军入藏充当翻译，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当1959年，西藏反动集团违反十七条，发动武装叛乱，公开背叛祖国时，佛教界人士纷纷起来进行谴责。喜饶嘉措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平叛的决策。他还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和两次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变，是一件最可恶的事情。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佛教教规，为国法教规所不能容。”能海法师也在人民日报发表谈话，表示要“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的命令，并尽自己一切力量，支援西藏人民完成国务院命令所提出的任务”。他们又一次为祖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当青海尖扎县某一藏族部落，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汉、藏之间的民族隔阂，以及敌人的挑拨离间，与当地驻军不断发生冲突时，喜饶嘉措大师受党和政府的派遣，三次前往和谈，争取了该部落千户项谦，昭示了我党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教育了上层人士和群众。最后经过各方面的工作，终于团结了这个部落，为加强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目前，佛教界一些爱国人士，正在积极参加和平统一祖国的种种爱国活动，发挥着他们应有的作用。

　　三、佛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广大佛教徒在建国后，通过民主改革，完全摆脱了寺院封建经济的束缚，改变了过去那种单靠拜经忏为生的寄生生活，发挥了佛教原有的农禅并重的传统，积极参加各项建设。早从1950年起，各地寺庙就在一批知名佛教人士的倡导下，先后组织了各种生产劳动的组织。广大有劳动能力的僧尼，均按照自己的意愿，分别从事农业、林业、手工业以及各种社会服务事业，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如北京市的僧尼，在巨赞法师的倡议下，1950年于极乐庵创办了大雄麻袋工厂，集中了青年佛教徒共256人参加生产。1951年又建立大仁麻袋工厂及六个麻纺组，有二百余僧尼参加劳动。此后还陆续办起了北京市第一印刷生产合作社、织布工厂、比丘尼缝纫组、纺线组、农业生产组、挑花手工业组等。到1953年止，北京市凡是有劳动力的佛教徒，绝大部分都参加了生产劳动。又如福建省的佛教陡，在1951年前后，陆续创办了纺织、竹壳、缝纫、五金、装订、纸盒、搓线等八个手工业工厂，有五百余佛教徒参加劳动。另外还组织郊县农村寺庙的僧尼参加农副业生产。现在大部分寺院都恢复和发扬了禅宗固有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好传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据统计，现在寺庙的生产劳动方式略有三种：第一种是地处深山、离城镇较远的寺庙，有较多的土地和荒山，主要是从事农、林、茶、药材等生产，搞多种经营。据中国佛教协会福建省分会于1983年召开的全省第三次寺庙生产经验交流会上的统计，该省50所寺庙，僧尼1176人，1983年全年农副业总收入为人民币528036元，平均每人收入450元。该省宁德县金贝寺。白手起家，连续四年增产增收。1981年单是栽培茶苗一项收入即达16000元，1983年又增至30000余元。他们将大量积余用于修缮寺庙。连城中华山性海寺的僧尼，管理油茶山3000多亩，现已开始收益。他们也是靠自己劳动的积累，逐步修复了寺庙。天台山国清寺，也组织僧尼参加劳动生产，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第二种是一些名胜古迹所在地的寺庙，游人较多，僧尼主要是参加服务性劳动，如收门票，搞服务部、素食部、小卖部、冷饮部、招待所等。如福建鼓山涌泉寺和厦门南普陀寺，上海玉佛寺和龙华寺，杭州灵隐寺，北京雍和宫等，每年门票等旅游业收入各有几十万元。除了维持僧尼生活费和日常开支外，均有结余一部分用于维修寺庙。第三种是可耕土地少、游人亦稀的寺庙，则主要从事一些手工业劳动，如搞缝纫、编织、办制香工厂等等。

　　广大佛教徒参加生产劳动，不仅做到了以庙养庙，僧尼生活基本自给，更重要的是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保护文物和绿化山林。所有寺庙，几乎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古代佛教文物。如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古代佛教石窟，保存着各种古代的壁画、雕刻、佛像、石经等，现均成为稀世之珍；房山云居寺的石经，经过整理、拓印、已成为国宝；南京金陵刻经处和四川德格印经院所保存的数万块木刻汉文、藏文佛教经版，也为世界上所独有。此外，一些名山大寺，都保存有大量的古代碑刻、佛经和法器等文物。至于西藏地区的一座座寺庙，更是珍藏古代西藏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这些珍贵文物，均赖佛教而得以保存和流传至今。现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属的中国佛教图书文博馆，收藏佛教经籍12万册，搜集、整理、修复和保管了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一些重要的着名寺院，如九华山化城寺、镇江焦山寺等，都开辟有佛教文博馆。佛教在保护文物方面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

　　绿化祖国的山林，也有佛教的一份贡献。现在，一些名山大寺所在地的山林，经过佛教僧尼的努力，大都变成了满目青山、郁郁葱葱。许多寺庙在绿化山林中，被评为省、市、县地方各级的造林先进单位。如福建省宁德县金贝寺，近年来植树造林共12万多株；霞浦县香阁寺，1983年造林250余亩，被评为县林业先进单位，柘荣县福泉寺的僧人，逐年造林一千多亩，寺庙周围变成了绿色长城，1983年被评为地区林业先进单位。近年来我国开展的绿化造林运动，均有大批僧尼参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天下名山僧占多”，祖国的名胜地区几乎都有佛寺。寺内保存大量文物古迹，周围环境又十分优美，为祖国的山河增添了光彩。故现在的佛教寺庙，除了作为佛教活动的场所外，已经逐渐成为供人游览的胜地。它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给人们以美的享受。人们游览之余，会身心愉快地带着饱满的精神投入新的四化建设中去。

　　五、发展国际交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建国以来，中外佛教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中国佛教协会曾参加和举办了一些国际性的佛教活动和会议，增强了彼此之间的友谊。1956年曾派团分赴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参加佛陀涅〖FJF〗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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