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231〖FJJ〗2500周年的国际纪念活动。1957年又派团至柬埔寨参加了同样性质的纪念活动。1956年还曾组团参加了在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四届大会，后因少数人在第五届大会上背着我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六届大会又顽固拒绝纠正，迫使中国佛教界与之中断了关系。1961年和1964年，又先后派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第一、第二届大会。1963年10月，为支持越南南方佛教徒反对反动当局残酷迫害佛教徒的正义斗争，发起召开了“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发表了《告世界佛教徒书》。1964年，邀请了亚洲十多个国家的佛教界代表，在北京隆重举行玄奘法师圆寂1300周年纪念活动和佛牙塔开光典礼。同年和其他兄弟宗教组织一起组团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后又于1879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组织共同组团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1981年再与其他宗教界共同组团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宗教徒和平会议”。1982年派团出席了在斯里兰卡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和学者会议”。1983年派团出席了孟加拉国举办的阿底峡尊者诞生1000周年国际讨论会。同年还和其他兄弟宗教组织一起，共同接待了“世宗和”(“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和平使节团。

　　中国佛教协会还同世界20多个国家的佛教团体和个人建立了友好的联系。特别是同东南亚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日益加强。1956年曾接待了由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等七个国家佛教僧侣组成的国际僧侣代表团来访。此后又先后同日本、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佛教界进行了多次的相互访问。尤其是同日本佛教界，友好往来更加频繁，双方共同开展了一系列增进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除此以外，中国佛教协会从1979年起，先后接待了“香港佛教旅行团”、“香港佛教联合会代表团”、“香港宝莲寺迎经团”和香港佛教青年等来访。同时与海外侨胞佛教界、国外华人佛教界的联系和交往也日益加强，新加坡的高僧大德、美国美东佛教总会负责人以及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佛教界人士，均先后来我国访问，这不仅增强了我国佛教界同他们的友谊，而且也有助于促进祖国的统一事业。

　　近年来，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各种代表团和个人前来中国访问，一些重点寺庙成为国际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外宾进行参观访问、交流佛教文化的场所。如上海的玉佛寺，几乎每天都有一批批国际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外宾、华侨、外国华人等前往参观、瞻仰玉佛。北京的广济寺，因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更是接待国际佛教界代表团和个人来访的主要场所，经常有一批批外国佛教徒前往瞻仰佛像，过宗教生活。其他如扬州法净寺、西安香积寺、浙江天童寺、天台山国清寺、西安草堂寺、苏州寒山寺等，都是日本佛教界人士经常前往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佛教界开展的这些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维护了世界和平的事业。

　　六、开展佛教学术研究。中国佛教协会设有研究部，曾组织人员编写并出版了各种佛教学术论着。先后编印和出版了《中国的佛教》、〖KG-*9〗《中国佛教》(已出第一、二辑)、《房山云居寺佛经》、《中国佛教史话》、《佛教常识问答》等书；从藏文汉译了《释量论》《释量论释》、《集量论》、《解深密经疏》(后6卷)、《西藏王臣记》等。从巴利文翻译了《清净道论》；编印了《释迦牟尼佛像集》、《中国佛教》画集、介绍北京佛牙塔、广济寺、法源寺的画册；举办了弘一大师书画、金石、音乐展，编辑了《弘一法师》纪念集。佛教界人士还配合有关专家，对全国各地的重要佛教石窟进行了实地调查，积累了一些佛教石窟艺术的资料。对于房山石经，不仅进行了调查、整理和拓印，而且完成了编目，整理了题记，初步开展了研究。

　　佛教界人士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一是在1956年，应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界的请求，承担了英文佛教百科全书中国佛教条目的供稿。当时集中了全国着名的佛教学者、专家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共撰稿400余篇，约200余万言。这项重大的国际间佛教学术研究上的合作事业，不但增进了中斯两国佛教界的友谊，开展了中外佛教学术交流，还促进了我国佛教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二是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教条目的组稿、撰稿和审稿工作。

　　中国佛教协会在“文革”前还办有《现代佛学》月刊，总共出版144期。1981年创办了综合性佛教刊物《法音》，现每期印数已达14000份。这些刊物，对于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高佛教徒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佛学水平，促进佛教学术研究，增进我国佛教徒同各国佛教徒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都起了积极作用。

　　七、提倡“人间佛教”。建国以来，佛教思想也有所发展。原来佛教徒只热衷于念佛往生、追求来世幸福，后来发展为不仅向往来世的幸福，而且也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藏族着名佛教学者喜饶嘉措早在1955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完成之时，即是人间实现“极乐世界”之日。在他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曾豪情满怀地写文章号召佛教徒：“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不久前，赵朴初居士在他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号召佛教徒在信奉的教义中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他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所谓“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用我们普通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广大佛教徒积极参加祖国的四化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佛教教义中的这些思想，肯定能与社会主义相协调，并有利于发挥佛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以上所列举的事实，仅仅是佛教界人士和佛教信徒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参加四化建设，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并不是佛教本身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佛教和佛教徒，是毫不相干的概念。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只能起消极作用，至于佛教徒则可以在社会主义时期发挥他们一定的积极作用。由此他们断言，广大佛教徒在社会主义时期为四化建设所做的贡献，不能算是佛教所起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这种把佛教和佛教徒截然分开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任何一种宗教，它的形成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拿佛教来说，除了尊奉释迦牟尼为教主外，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信徒，组成一个团体(僧团组织)，要有自己的寺院、经典和教义，还要有一套宗教活动的仪式，否则就不成其为佛教。在这些基本条件中，最重要的还是佛教徒。因为宣扬佛教教义和进行宗教活动等等，都必须通过佛教徒才能进行。离开了佛教徒，也就不成其为佛教。广大佛教徒，他们按照佛教中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教义，在保护文物，绿化山林，参加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开展国际友好活动等方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该说这既是佛教徒为四化所做的贡献，也是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所起作用的表现。因此，我认为凡是佛教组织或佛教徒所做的一切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事情，都应该看做是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

　　〖BT(1+1〗为什么佛教能在社会主义时期

　　起它应起的积极作用〖BT)〗 为什么在旧中国曾被反动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重大消极作用的佛教，能在社会主义时期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认为这是由于下列原因所决定的。

　　一、由于党和政府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于佛教问题，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废除了佛教内部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佛教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同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广大信徒获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真正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其次是执行民族团结的政策，对汉地佛教(汉语系佛教)、藏传佛教(藏语系佛教)。傣族佛教(巴利语系佛教)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第三是实行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对佛教界人士实行争取、团结和教育的方针。在政治行动上把信教群众团结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之中，使之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领导的规模广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正确地执行了这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就为佛教在社会主义时期起一定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二、建国以后的佛教，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建国以来，经过深刻的社会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改革，我国佛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佛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它已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控制和利用，不再是剥削阶级用以麻醉人民的精神手段。在佛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广大佛教徒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是佛教职业人员，虽然出身、经历、信仰和思想政治情况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爱国守法的，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反对宪法、反对社会主义甚至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只是极少数。爱国爱教，已经成为广大佛教徒的共同愿望和行动指南。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会与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发生根本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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