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231〖FJJ〗2500周年的國際紀念活動。1957年又派團至柬埔寨參加了同樣性質的紀念活動。1956年還曾組團參加了在尼泊爾召開的“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第四屆大會，後因少數人在第五屆大會上背著我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第六屆大會又頑固拒絕糾正，迫使中國佛教界與之中斷了關系。1961年和1964年，又先後派員參加了在日本舉行的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第一、第二屆大會。1963年10月，爲支持越南南方佛教徒反對反動當局殘酷迫害佛教徒的正義鬥爭，發起召開了“亞洲十一個國家和地區佛教徒會議”，發表了《告世界佛教徒書》。1964年，邀請了亞洲十多個國家的佛教界代表，在北京隆重舉行玄奘法師圓寂1300周年紀念活動和佛牙塔開光典禮。同年和其他兄弟宗教組織一起組團出席了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後又于1879年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組織共同組團出席了在美國召開的第叁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1981年再與其他宗教界共同組團出席了在印度召開的“亞洲宗教徒和平會議”。1982年派團出席了在斯裏蘭卡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和學者會議”。1983年派團出席了孟加拉國舉辦的阿底峽尊者誕生1000周年國際討論會。同年還和其他兄弟宗教組織一起，共同接待了“世宗和”(“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和平使節團。

　　中國佛教協會還同世界20多個國家的佛教團體和個人建立了友好的聯系。特別是同東南亞各國佛教界的友好往來日益加強。1956年曾接待了由印度、斯裏蘭卡、尼泊爾、老撾、柬埔寨、泰國、越南等七個國家佛教僧侶組成的國際僧侶代表團來訪。此後又先後同日本、緬甸、斯裏蘭卡、印度、尼泊爾、柬埔寨、越南、老撾、印度尼西亞等國佛教界進行了多次的相互訪問。尤其是同日本佛教界，友好往來更加頻繁，雙方共同開展了一系列增進中日友好、促進兩國邦交正常化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活動。除此以外，中國佛教協會從1979年起，先後接待了“香港佛教旅行團”、“香港佛教聯合會代表團”、“香港寶蓮寺迎經團”和香港佛教青年等來訪。同時與海外僑胞佛教界、國外華人佛教界的聯系和交往也日益加強，新加坡的高僧大德、美國美東佛教總會負責人以及泰國、斯裏蘭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的華人佛教界人士，均先後來我國訪問，這不僅增強了我國佛教界同他們的友誼，而且也有助于促進祖國的統一事業。

　　近年來，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各種代表團和個人前來中國訪問，一些重點寺廟成爲國際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外賓進行參觀訪問、交流佛教文化的場所。如上海的玉佛寺，幾乎每天都有一批批國際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外賓、華僑、外國華人等前往參觀、瞻仰玉佛。北京的廣濟寺，因是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更是接待國際佛教界代表團和個人來訪的主要場所，經常有一批批外國佛教徒前往瞻仰佛像，過宗教生活。其他如揚州法淨寺、西安香積寺、浙江天童寺、天臺山國清寺、西安草堂寺、蘇州寒山寺等，都是日本佛教界人士經常前往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佛教界開展的這些活動，增進了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聯系。促進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維護了世界和平的事業。

　　六、開展佛教學術研究。中國佛教協會設有研究部，曾組織人員編寫並出版了各種佛教學術論著。先後編印和出版了《中國的佛教》、〖KG-*9〗《中國佛教》(已出第一、二輯)、《房山雲居寺佛經》、《中國佛教史話》、《佛教常識問答》等書；從藏文漢譯了《釋量論》《釋量論釋》、《集量論》、《解深密經疏》(後6卷)、《西藏王臣記》等。從巴利文翻譯了《清淨道論》；編印了《釋迦牟尼佛像集》、《中國佛教》畫集、介紹北京佛牙塔、廣濟寺、法源寺的畫冊；舉辦了弘一大師書畫、金石、音樂展，編輯了《弘一法師》紀念集。佛教界人士還配合有關專家，對全國各地的重要佛教石窟進行了實地調查，積累了一些佛教石窟藝術的資料。對于房山石經，不僅進行了調查、整理和拓印，而且完成了編目，整理了題記，初步開展了研究。

　　佛教界人士最重要的學術研究，一是在1956年，應錫蘭(今斯裏蘭卡)佛教界的請求，承擔了英文佛教百科全書中國佛教條目的供稿。當時集中了全國著名的佛教學者、專家成立了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共撰稿400余篇，約200余萬言。這項重大的國際間佛教學術研究上的合作事業，不但增進了中斯兩國佛教界的友誼，開展了中外佛教學術交流，還促進了我國佛教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二是承擔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佛教條目的組稿、撰稿和審稿工作。

　　中國佛教協會在“文革”前還辦有《現代佛學》月刊，總共出版144期。1981年創辦了綜合性佛教刊物《法音》，現每期印數已達14000份。這些刊物，對于宣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高佛教徒的政治思想覺悟和佛學水平，促進佛教學術研究，增進我國佛教徒同各國佛教徒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都起了積極作用。

　　七、提倡“人間佛教”。建國以來，佛教思想也有所發展。原來佛教徒只熱衷于念佛往生、追求來世幸福，後來發展爲不僅向往來世的幸福，而且也以“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爲己任。藏族著名佛教學者喜饒嘉措早在1955年就提出，社會主義完成之時，即是人間實現“極樂世界”之日。在他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後，曾豪情滿懷地寫文章號召佛教徒：“爲創造現實的人間極樂世界而奮鬥。”不久前，趙樸初居士在他的《中國佛教協會叁十年》中號召佛教徒在信奉的教義中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他說：“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爲己任，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所謂“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用我們普通的語言來說，就是要廣大佛教徒積極參加祖國的四化建設，努力爲人民服務。佛教教義中的這些思想，肯定能與社會主義相協調，並有利于發揮佛教徒參加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積極性。

　　有人認爲，以上所列舉的事實，僅僅是佛教界人士和佛教信徒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參加四化建設，爲社會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並不是佛教本身的作用。在他們看來，佛教和佛教徒，是毫不相幹的概念。佛教作爲一種宗教，只能起消極作用，至于佛教徒則可以在社會主義時期發揮他們一定的積極作用。由此他們斷言，廣大佛教徒在社會主義時期爲四化建設所做的貢獻，不能算是佛教所起的作用。我個人認爲，這種把佛教和佛教徒截然分開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因爲任何一種宗教，它的形成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拿佛教來說，除了尊奉釋迦牟尼爲教主外，還需要有一定數量的信徒，組成一個團體(僧團組織)，要有自己的寺院、經典和教義，還要有一套宗教活動的儀式，否則就不成其爲佛教。在這些基本條件中，最重要的還是佛教徒。因爲宣揚佛教教義和進行宗教活動等等，都必須通過佛教徒才能進行。離開了佛教徒，也就不成其爲佛教。廣大佛教徒，他們按照佛教中的“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農禅並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教義，在保護文物，綠化山林，參加生産勞動和服務性勞動，開展國際友好活動等方面，爲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應該說這既是佛教徒爲四化所做的貢獻，也是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所起作用的表現。因此，我認爲凡是佛教組織或佛教徒所做的一切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事情，都應該看做是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所起的積極作用。

　　〖BT(1+1〗爲什麼佛教能在社會主義時期

　　起它應起的積極作用〖BT)〗 爲什麼在舊中國曾被反動統治階級控製和利用，起過重大消極作用的佛教，能在社會主義時期起一定的積極作用

　　我認爲這是由于下列原因所決定的。

　　一、由于黨和政府製定和執行了一整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建國以來，黨和政府對于佛教問題，製定和執行了一整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廢除了佛教內部的宗教封建特權和宗教壓迫剝削製度，揭露和打擊了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使佛教擺脫了反動階級的控製和利用。同時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廣大信徒獲得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翻身解放，真正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其次是執行民族團結的政策，對漢地佛教(漢語系佛教)、藏傳佛教(藏語系佛教)。傣族佛教(巴利語系佛教)采取一視同仁的方針。第叁是實行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政策。對佛教界人士實行爭取、團結和教育的方針。在政治行動上把信教群衆團結在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共同奮鬥的統一戰線之中，使之成爲黨在社會主義時期所領導的規模廣大的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正確地執行了這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就爲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起一定的積極作用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二、建國以後的佛教，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建國以來，經過深刻的社會改造和宗教製度的改革，我國佛教的狀況，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隨著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佛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它已擺脫了剝削階級的控製和利用，不再是剝削階級用以麻醉人民的精神手段。在佛教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矛盾，已經主要是屬于勞動人民內部的矛盾。廣大佛教徒絕大部分已經成爲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是佛教職業人員，雖然出身、經曆、信仰和思想政治情況各不相同，但總的說來，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是愛國守法的，擁護社會主義的，那種反對憲法、反對社會主義甚至裏通外國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只是極少數。愛國愛教，已經成爲廣大佛教徒的共同願望和行動指南。他們的宗教信仰，不會與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發生根本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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