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作用問題的探討

　　高振農

　　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至今已有兩千年左右的曆史。它在舊中國曾長期被國內封建地主階級、領主階級以及反動軍閥和官僚資産階級所控製和利用，其消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情況有所變化。由于國內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已被推翻，佛教中的封建特權和壓迫製度已被廢除，佛教已不再是剝削階級用以壓迫勞動人民的精神工具，當然，佛教思想作爲一種意識形態，總的說來，仍然是一種顛倒的世界觀，它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起著一種消極的作用。例如佛教教義中的“出世”思想，它誘導人們只注意個人修持，解脫苦難，尋求精神上的寄托與安慰，不大關心現實世界的鬥爭。因此，在一些佛教徒中，有的偏重念佛往生，追求來世的幸福；有的熱衷于求佛拜菩薩，希望得到現世的榮華富貴。所有這一切，對于我們今天的四化建設事業，都是不利的。從這一方面來說，它是與社會主義不相協調的。但是，佛教在一定條件下，有沒有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可能

　　能不能起一定的積極作用

　　這是大家所共同關心的問題。近年來，我們對此進行了一系列的實地調查和研究。從初步掌握的情況來看，回答應當是肯定的。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團結政策的光輝照耀下，佛教與社會主義，正在從不協調走向協調，朝著有利于四化建設的方向發展，起著它應起的積極作用。

　　佛教在社會主義時期發揮作用的表現

　　一、佛教界代表人物在愛國統一戰線中起了一定作用。建國以來，佛教界代表人物在黨的愛國統一戰線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早在1949年9月，趙樸初居士和巨贊法師就以佛教界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各界人士一起，共商建國大計，趙樸初還被選爲全國政協委員。同年12月，愛國老人、著名佛學家喜饒嘉措被任命爲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文教委員會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擔任了地方政府的領導工作。1954年，中國佛教協會的幾位主要負責人喜饒嘉措、趙樸初、能海、噶喇藏、阿旺嘉措等均當選爲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此後，又有更多的佛教界人士被選爲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佛教界代表人物趙樸初、帕巴拉

　　格列朗傑、巨贊、正果等共16人當選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趙樸初和帕巴拉

　　格列朗傑當選爲全國政協副主席。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也都有佛教界代表參加。他們在愛國統一戰線中，積極參加各項愛國活動，參加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二、佛教界人士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方面作出了努力。一些佛教界代表人物，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等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50年，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決策，得到廣大佛教界人士的贊同。當時，愛國老人喜饒嘉措大師曾多次寫信和發表廣播講話，向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層人士以及廣大僧俗群衆宣傳我黨的民族平等團結、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呼籲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認清形勢，接受和平解放，走愛國的光明道路。後又爲和平解放西藏，執行十七條協議作了很大努力。能海法師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日子裏，也熱忱地接待了入藏解放軍代表，詳細介紹了西藏的有關情況，以親身兩次入藏的經曆，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同時支持他所在寺院一部分懂得藏文、曾去過西藏的僧人，隨軍入藏充當翻譯，爲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當1959年，西藏反動集團違反十七條，發動武裝叛亂，公開背叛祖國時，佛教界人士紛紛起來進行譴責。喜饒嘉措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表示堅決擁護政府平叛的決策。他還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言和兩次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糾集叛匪，進行武裝叛變，是一件最可惡的事情。他們違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國，也背叛了佛教教規，爲國法教規所不能容。”能海法師也在人民日報發表談話，表示要“堅決擁護國務院關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徹底平息叛亂的命令，並盡自己一切力量，支援西藏人民完成國務院命令所提出的任務”。他們又一次爲祖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統一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當青海尖紮縣某一藏族部落，由于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漢、藏之間的民族隔閡，以及敵人的挑撥離間，與當地駐軍不斷發生沖突時，喜饒嘉措大師受黨和政府的派遣，叁次前往和談，爭取了該部落千戶項謙，昭示了我黨民族平等團結政策，教育了上層人士和群衆。最後經過各方面的工作，終于團結了這個部落，爲加強民族團結做出了貢獻。

　　目前，佛教界一些愛國人士，正在積極參加和平統一祖國的種種愛國活動，發揮著他們應有的作用。

　　叁、佛教徒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廣大佛教徒在建國後，通過民主改革，完全擺脫了寺院封建經濟的束縛，改變了過去那種單靠拜經忏爲生的寄生生活，發揮了佛教原有的農禅並重的傳統，積極參加各項建設。早從1950年起，各地寺廟就在一批知名佛教人士的倡導下，先後組織了各種生産勞動的組織。廣大有勞動能力的僧尼，均按照自己的意願，分別從事農業、林業、手工業以及各種社會服務事業，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如北京市的僧尼，在巨贊法師的倡議下，1950年于極樂庵創辦了大雄麻袋工廠，集中了青年佛教徒共256人參加生産。1951年又建立大仁麻袋工廠及六個麻紡組，有二百余僧尼參加勞動。此後還陸續辦起了北京市第一印刷生産合作社、織布工廠、比丘尼縫紉組、紡線組、農業生産組、挑花手工業組等。到1953年止，北京市凡是有勞動力的佛教徒，絕大部分都參加了生産勞動。又如福建省的佛教陡，在1951年前後，陸續創辦了紡織、竹殼、縫紉、五金、裝訂、紙盒、搓線等八個手工業工廠，有五百余佛教徒參加勞動。另外還組織郊縣農村寺廟的僧尼參加農副業生産。現在大部分寺院都恢複和發揚了禅宗固有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好傳統，開展了各種各樣的生産和服務性勞動。據統計，現在寺廟的生産勞動方式略有叁種：第一種是地處深山、離城鎮較遠的寺廟，有較多的土地和荒山，主要是從事農、林、茶、藥材等生産，搞多種經營。據中國佛教協會福建省分會于1983年召開的全省第叁次寺廟生産經驗交流會上的統計，該省50所寺廟，僧尼1176人，1983年全年農副業總收入爲人民幣528036元，平均每人收入450元。該省甯德縣金貝寺。白手起家，連續四年增産增收。1981年單是栽培茶苗一項收入即達16000元，1983年又增至30000余元。他們將大量積余用于修繕寺廟。連城中華山性海寺的僧尼，管理油茶山3000多畝，現已開始收益。他們也是靠自己勞動的積累，逐步修複了寺廟。天臺山國清寺，也組織僧尼參加勞動生産，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第二種是一些名勝古迹所在地的寺廟，遊人較多，僧尼主要是參加服務性勞動，如收門票，搞服務部、素食部、小賣部、冷飲部、招待所等。如福建鼓山湧泉寺和廈門南普陀寺，上海玉佛寺和龍華寺，杭州靈隱寺，北京雍和宮等，每年門票等旅遊業收入各有幾十萬元。除了維持僧尼生活費和日常開支外，均有結余一部分用于維修寺廟。第叁種是可耕土地少、遊人亦稀的寺廟，則主要從事一些手工業勞動，如搞縫紉、編織、辦製香工廠等等。

　　廣大佛教徒參加生産勞動，不僅做到了以廟養廟，僧尼生活基本自給，更重要的是爲祖國的四化建設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四、保護文物和綠化山林。所有寺廟，幾乎都保存有一定數量的古代佛教文物。如分布于全國各地的古代佛教石窟，保存著各種古代的壁畫、雕刻、佛像、石經等，現均成爲稀世之珍；房山雲居寺的石經，經過整理、拓印、已成爲國寶；南京金陵刻經處和四川德格印經院所保存的數萬塊木刻漢文、藏文佛教經版，也爲世界上所獨有。此外，一些名山大寺，都保存有大量的古代碑刻、佛經和法器等文物。至于西藏地區的一座座寺廟，更是珍藏古代西藏曆史、文化、藝術的寶庫。這些珍貴文物，均賴佛教而得以保存和流傳至今。現在，中國佛教協會所屬的中國佛教圖書文博館，收藏佛教經籍12萬冊，搜集、整理、修複和保管了大批珍貴的佛教文物。一些重要的著名寺院，如九華山化城寺、鎮江焦山寺等，都開辟有佛教文博館。佛教在保護文物方面確實起了巨大的作用。

　　綠化祖國的山林，也有佛教的一份貢獻。現在，一些名山大寺所在地的山林，經過佛教僧尼的努力，大都變成了滿目青山、郁郁蔥蔥。許多寺廟在綠化山林中，被評爲省、市、縣地方各級的造林先進單位。如福建省甯德縣金貝寺，近年來植樹造林共12萬多株；霞浦縣香閣寺，1983年造林250余畝，被評爲縣林業先進單位，柘榮縣福泉寺的僧人，逐年造林一千多畝，寺廟周圍變成了綠色長城，1983年被評爲地區林業先進單位。近年來我國開展的綠化造林運動，均有大批僧尼參加，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天下名山僧占多”，祖國的名勝地區幾乎都有佛寺。寺內保存大量文物古迹，周圍環境又十分優美，爲祖國的山河增添了光彩。故現在的佛教寺廟，除了作爲佛教活動的場所外，已經逐漸成爲供人遊覽的勝地。它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給人們以美的享受。人們遊覽之余，會身心愉快地帶著飽滿的精神投入新的四化建設中去。

　　五、發展國際交往，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建國以來，中外佛教界發生了廣泛的聯系。中國佛教協會曾參加和舉辦了一些國際性的佛教活動和會議，增強了彼此之間的友誼。1956年曾派團分赴緬甸、印度、尼泊爾等國參加佛陀涅〖FJF〗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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