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堅定不移地艱苦奮鬥到底。他還在演說中明確指出：“我們今日想要實行革命，提倡民權”，不能有富貴利祿的思想，“若夾雜一點富貴利祿的心，就像微蟲黴菌，可以殘害全身”。他號召人們，要像華嚴宗那樣，爲了“普度衆生，頭目腦髓，都可施舍于人”。他要求人們把富貴利祿看做和唯識宗所說那〖KG*9〗樣，“萬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並非實在真有”。他認爲只有把富貴利祿看做都是“幻見幻想”，沒有絲毫的留戀，這才是革命者的道德：“要有這種信仰，才能勇猛無畏，衆志成城，方可幹得事來”，他還把佛學思想和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直接聯系起來，說是“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礙平等的東西，必要除去”。又說“照佛教說，逐滿複漢，正是分內之事”。爲了尋找推翻滿清政府的理論根據，他引用了佛教大乘戒律中說的“國王暴虐，菩薩有權，應當廢黜”，和“殺了一人，能救衆人，就是菩薩行”等說法，用以證明“主張革命”、“要求民主”是符合佛教教義的，佛教所說，是“與恢複民權的話相合”的。

　　除此以外，在同一時間，他還寫了好多篇富有戰鬥性的文章和書信，鼓動和激勵人們去進行革命鬥爭，同樣是運用了佛學思想這一武器。如在《答鐵铮》一書中，他提倡一種與中國的傳統道德相符合的思想，叫做“依自不依他”。這也來之于佛教的“自貴其心，不援鬼神”的思想。他認爲佛教這種“純在依自，不在依他”，“自貴其心，不以他力”的說法，是與中國心理相符合的，它“可用于艱難危急的時刻”，在革命實踐中的作用是“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惴夫奮矜之氣，以此揭橥，庶于中國前途有益”。所謂“依自不依他”，有點像我們現在所講的要求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當然，章太炎是從唯心主義的角度去要求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實質上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但其目的還是號召人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政府，推翻他們的統治，應該說有它積極作用的一面。又如在《建立宗教論》一文中，章太炎說，“非說無生，則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則不能去拜金心；非談平等，則不能去奴隸心；非示衆生皆佛，則不能去退屈心；非舉叁輪清淨，則不能去德色心”。另外在《答夢庵》一書中，也要求人們“以勇猛無畏治怯懦心，以頭陀淨行治浮華心，以唯我獨尊治猥賤性，以力戒诳語治詐僞心”。所有這些，雖然都是爲了宣揚他的佛教觀而說的，但也包含著這樣一種思想，即用佛教思想鼓勵人們不怕死、不貪財，去掉奴隸思想，不屈不撓，勇往直前去幹革命。從這一點上來說，也不完全是消極的思想。至于章太炎本人，所以能夠“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诟袁世凱的包〖KG*9〗藏禍心”，“七次追捕，叁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絕不屈撓”，成爲資産階級革命隊伍中一位出色的鼓動家、宣傳家、“排滿的骁將”、“有學問的革命家”(魯迅：《太炎先生二叁事》)，這與他笃信佛教，發揮“依自不依他”的主觀能動作用也不是一點沒有關系的。

　　我們還應看到，章太炎之所以要用佛學思想爲武器，有它一定的曆史原因。一方面，面對清朝政府的黑暗統治，必須進行革命。另一方面，當時的革命陣營中，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資産階級文明，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些人功名利祿心嚴重，道德敗壞；也有一些人害怕鬥爭，害怕犧牲，因而動搖不定。在這種情況下，用什麼思想武器來推進革命，章太炎是有所選擇的。依靠西方文明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這在當時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都是這樣想的。可是那時西方國家已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章太炎看到一些帝國主義者嘴裏高唱自由平等，實際上“則寢食不忘者常在劫殺，雖磨牙吮血，赤地千裏，而以爲義所當然”(《五無論》)。所以他認爲依靠西方那一套已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至于中國傳統的儒學，他認爲“孔教最大的汙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自漢武帝專尊孔教以後，這熱衷于富貴利祿的人，總是日多一日，”“所以是孔教斷不可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既然依靠西方行不通，孔教基督教又必不可用，章太炎認爲選擇佛學思想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武器。

　　佛學思想，在當時說來，當然不是先進的思想武器，用它來推進革命，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佛學思想中一些唯心主義的糟粕，也會腐蝕人們的意志。但是，應該看到，章太炎對于佛學思想，也是有所選擇的。他摒棄了佛教中那些燒紙、拜忏、化筆、扶乩等等迷信思想，著重對佛教理論加以研究，並作出新的解釋，使之符合于革命的需要。從這一點上看，應該說有它一方面的積極意義。而且，他的一些闡發佛學思想的言論，當時也確實起到了登高疾呼的作用。他那“依自不依他”的強調民族自尊心的思想，“頭目腦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勇猛無畏”、“排除生死”的勇敢戰鬥氣概，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鼓舞人們去反抗滿清的黑暗統治，打破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加在人們思想上的束縛，從而勇往直前，不怕犧牲，去進行革命鬥爭，無疑是有著很大的教育作用的。當時確實使得一些人從改良派中分化出來，投到了革命派的陣營，也促使革命派中一些人確實做到了不怕困難、不畏犧牲、道德高尚。這些都與章太炎的宣傳不無關系。因此，決不能籠統地把章太炎的佛學思想說成只有消極作用而沒有一點積極作用。

　　此外，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章太炎的佛學思想，對他革命的積極性並未起消極作用。綜觀章太炎的一生，從1900年“解發辮”起，到1908年《民報》停刊時止，可說是他革命宣傳活動功績最顯赫的時代。勇猛無畏的鬥爭精神，筆鋒犀利的論戰文章，在當時起了巨大的影響。而這一時期，也正是他笃信佛教，甚至公開打出佛學思想招牌的時候。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遭祝系獄，始專讀瑜伽師地論及因明論、唯識論，乃知瑜伽爲不可加”(《自述學術次第》)。後來出獄到日本，又經常讀藏經，寫下了不少用佛學思想來鼓動革命的戰鬥性論文。如《無神論》、《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等等，都發表于這一時期，這充分說明佛學思想對章的革命活動，不但沒有起消極作用，相反起到了推動與促進的作用。而有些文章在敘述這段曆史事實時，往往把二者割裂開來，一方面贊揚他在這一時期對革命所做的貢獻，另一方面又批評他以佛學思想爲武器的過錯。其實這不完全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關于佛學思想在我國曆史上的作用，也應作具體分析。有些文章一談起佛教，就認爲只有麻痹人民鬥志的鴉片煙作用。其實佛教傳來中國後，除了爲統治階級利用來欺騙、麻痹人民外，也有爲被壓迫階級利用、改造而起過積極作用的。尤其是因爲佛教的某些宗派，比較重視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它們主張反對傳統，反對權威，解放思想。這些確實可以用來作爲反抗統治者的武器。從南北朝到明清時期，佛教中有不少教派(一般稱之爲佛教的異端)，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武裝起義，對農民革命運動起了巨大的直接的影響。例如北魏延昌四年(515年)，沙門法慶創立了一種新的大乘教，以此發動起義。其教義中有“新佛出世，除去舊魔”的說法。他利用這一說法，鼓勵起義軍奮勇殺敵。他還規定“殺一人爲一住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魏書》卷十九《京兆王傳》)，同統治者進行了英勇的鬥爭。法慶在這裏，還是打的大乘佛教的旗號，不過將教義加以改造過而已。這次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給統治者不能不說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又如元末的紅巾軍起義，也是用白蓮教作爲秘密組織發動群衆，向教徒宣傳“彌勒降生”，“明王出世”，要大家用光明去戰勝黑暗，不再過痛苦的生活。他們自稱“魔軍”，提出“天遣魔軍殺不平”，“殺盡不平方太平”的戰鬥口號，與統治者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這些都是佛教思想爲進步階級改造和利用的例證。

　　章太炎之利用佛學思想推進革命，和曆史上利用佛教起義，固然各有特點，不盡相同，但對佛學思想作出新的解釋，使之服從于當時鬥爭的需要，在這一點上有它共同的地方。從這方面來衡量章太炎的佛學思想，就不能全盤否定它的積極作用。或許有人會說，章太炎後來“既離民衆，漸入頹唐”，成爲時代的落伍者，就是由于受了佛學思想的影響。我認爲，對章太炎的晚年，也要實事求是地作具體分析。從現有的材料來看，章太炎在晚年，也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都是時代的落伍者。雖然，他曾經反對過共産黨，並在當時的反*逆流中，于1926年在上海組織“反赤救國大聯合”，任理事，發通電，叫嚷“反對赤化”(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五，第856頁)。以後並反對過北伐戰爭(同上書，第878頁)。但是，當日寇侵略我國，抗日戰火烽起，特別是在強敵壓境，民族危機嚴重的時候，他的思想有很大的轉變。他堅決主張抗日，公開反對蔣介石鎮壓學生的愛國運動，而對共産黨的態度也漸有改變。例如，他曾在1932年初，與熊希齡、馬相伯等通電：“聯合全民總動員，收複失地”，堅決主張抗日，反對日本侵略者(《章太炎年譜長編》，第915頁)。當“一

　　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擊日本侵略者時，他曾稱贊“十九路軍赫然與強敵爭命，民之愛之，固其所也”(同上書，第917頁)。後來又撰《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又如在1932年2月，他北上見張學良，于北平發表談話，認爲“對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戰，中國目前只此一條路可走，不戰則無路”，竭力主張抗戰(同上書，第918頁)。1933年2月，他又先後與馬相伯發表聯合宣言，從曆史上論證“東叁省屬中國”、“熱河不得爲滿洲國之一部分”等等，揭露和斥責日寇侵略東北叁省的罪行(同上書，第928—929頁)。據說他在生前曾草有遺囑，謂“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表現了他的民族氣節(同上書，第975頁)。他還公開反對國民黨鎮壓學生愛國運動。曾在1935年底《致宋哲元電》中稱：“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

　　”(同上書，第964頁)當上海學生北上請願，由于受到國民黨阻撓而被困于蘇州時，章太炎曾發表談話，“對學生愛國運動，深表同情”。認爲政府當局，對學生“不應貿然加以共産黨頭銜，武力製止”。並派代表前往慰勞，表示他對國民黨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憤慨(同上書，第965頁)。他還批評國民黨對日本侵略者“不加抵抗”、“反對“剿匪”名義，自圖禦責”。並斥之爲“自絕于國人，甘心于奴隸”之人(同上書，第929頁)。而對中國共産黨，則承認“對于日軍，必不肯俯首馴服明甚”，相信中國共産黨堅決抗日的主張(同上書，第974—975頁)。凡此種種，足以說明章太炎的晚年，在某些方面，他保持了一個革命者的愛國主義氣節。同時也可以證明，佛學思想對章太炎並不都是消極作用。如果要說思想影響的話，我認爲，在晚年，儒家思想要比佛學思想對他的影響更大些。

　　當然，章太炎一方面激烈反對基督教神學，一方面又爲佛學無神論高唱贊歌。他批判宗教神學，並不是想消滅宗教，而是要建立一種無神論的宗教。這種在宗教問題上表現出來的二重性，正是恩格斯早就批評過的：“費爾巴哈想根據一種本質上是唯物的自然觀建立真正的宗教，這等于把現代化學當做真正的煉金術。如果無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沒有哲人之石的煉金術也是可以存在的了”(《路德維希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而章太炎則是想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建立無神教，這更是一種不能存在的幻想。

《論章太炎佛學思想在亥革命中的作用》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