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亥革命中的作用

　　高振农

　　章太炎，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宣传家，他在早期的战斗业绩，如政治上高举“反满”大旗，积极投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活动，并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毫不畏缩和妥协；为革命被囚于西狱，流亡至日本，置生死于度外，不为艰难困苦所吓倒。在思想上高举无神论大旗，利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吸取近代西方进化论思想和机械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神学，等等。对于这些，很多学者都是承认的。但是，章太炎用佛学思想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用佛学思想作为他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在这些方面，一般又都认为只有消极作用，没有积极作用。本文想就这一点，谈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章太炎用佛学思想批判基督教神学的积极作用应当肯定

　　章太炎的无神论思想，除了继承中国古代的无神论传统以及吸取近代进化论的学说以外，也吸取了佛学中一些积极的思想。他的无神论思想虽在《NFD63书》中早有反映。但是，他在1906年发表于《民报》上的《无神论》一文，乃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一篇批判宗教神学、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芒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文章里，他驳斥了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论证了“上帝”根本不存在。他指出：“唯物之说，犹近平等，唯神之说，崇奉一尊，与平等绝远也。”这里从平等观点出发，反对有神论，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这又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神权思想、打破封建迷信束缚的战斗口号。在当时说来，它不仅在哲学思想上显示了它的先进性，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侵略，鼓舞革命者的斗志，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样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檄文，所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佛学。文章一开始，就把哲学分为三类，所谓“唯神、唯物、唯我”。认为“唯我之说，与佛家唯识相近”，“而唯物之说，有时亦为佛家所采”。他还列举了佛教在各个发展阶级所产生的不同派别，来论证佛教并不反对唯物，也不主张有神。他说：“小乘对立心物，则经部、正量、萨婆多派无不建立极微(最小的物质)，大乘专立一心，有时亦假立极微，以为方便。”其所以“以物为方便而不以神为方便”，是因为“唯物之说，犹宾平等”。章太炎在这里把哲学分为唯神、唯物、唯我三类，当然不很科学。因为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只有唯物、唯心之分，所谓“唯神”、“唯我”，都不过是唯心主义而已。而他把佛学思想看做并不反对唯物，这也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佛学思想，从哲学根本问题上来说，与其说是倾向于二元论，毋宁说是一种唯心论。从这一点上来说，章太炎之研究佛学，并没有在哲学根本问题上抓住佛学思想的本质。但是，章太炎的用意在于利用佛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即不主张有神这一点，来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应该说有它的积极意义。

　　此外，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还运用了佛家逻辑即因明的方法，对基督教宣传的“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说教，进行透彻而全面的驳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他针对基督教证明“上帝”存在的四条理由，即所谓“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等等，一一加以驳斥，用的就是佛家逻辑因明的推理方法。他认为《新约》中的所谓“上帝”，即不是由直觉(感性认识)的方法得来，也不是由自己直接证悟得来，乃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推论出来的。既可以推论出它的存在，也可以推论证明其不存在，所以可以断言它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说：“凡见(现)量自证之所无，而比量又不可合于论理者，虚撰其名，是谓无质独影。”既然“神”或“上帝”的存在，不是人的感觉和推理所能证明，就只能是毫无根据的妄说(“无质独影”)。这里所讲的“现量”、“比量”等等，都是佛教因明的术语。章太炎用佛家逻辑因明的方法，来驳斥基督教的有神论，是很机智的。因为在美国传教士怀定所作的《神政汇考》里，曾荒谬地从逻辑上来推论“上帝”的存在，章太炎以牙还牙，驳斥有力。

　　章太炎用佛学思想来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除了有其理论上的意义外，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当时，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我国的工具，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遣队。而我国也有一些民族败类，拜倒在洋人脚下，为虎作伥，狼狈为奸，欺压人民。正如章太炎所说，“中国人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因此，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这里，章太炎从本质上认识到了当时基督教的危害，感到必须从根本教义上，即从“上帝”创世说上去批判，才能触及要害。这种批判和揭露，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干着帝国主义侵略勾当的外国传教士和一些“崇拜西帝”、仗势欺人的民族败类，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或许有人会说，章太炎的《无神论》一文是有进步意义，但他接着又写了《建立宗教论》，主张建立新宗教——佛教，这就是倒退。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这两篇文章，不仅在发表的时间上相差仅两个月，而且在内容上都是既肯定佛教又反对宗教神学的。在《无神论》一文中，他主要是批判基督教的有神论，但也肯定了佛教，已如上述。而在《建立宗教论》中，中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无神论的宗教即佛教，但也并未放松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例如，他说：“居今之世欲建立宗教者，不得于万有之中而横计其一为神，亦不得于万有之上而虚拟其一为神。”他从否定一切出发，也否定任何上帝鬼神的存在，明确指出“此心是真，此神是幻”，如果“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三倒见”。可见两论对有神、无神，对基督教和佛教等等的看法，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不存在倒退的问题。

　　用佛教的无神论思想去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在章太炎的一系列言论中都有反映。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就说，基督教“就理论上说”是“荒谬可笑”的，是“不合哲学”的，因此“略有学问思想的人，决定不肯信仰”。只有“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他还认为，佛教的“十二缘生的道理”，“有许多的哲理”，“在哲学上今日也相宜”。很明显，这是用佛教的“十二缘起”理论反对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由此可见，章太炎的无神论观点，并没有因为写了《建立宗教论》而有所改变。直到晚年所写的《〖FJF〗NCC36〖FJJ〗汉微言》，仍坚持反对天、神、鬼的观点。他批判了杨仁山认为欧洲人生活比我们好是因为“前生信佛”的荒谬观点；也驳斥了那种“宿命应富”，“千金自然可致”，“宿命横死，虽多方趣避怨家，必自然就之”的定命论思想，指出从未有“见终身甘寝不起床坐，钱币自就其前者”。他还把“佛书记神变，如大地震动，天雨华(花)等”，看做“是言必非事实，要是记者形容逾溢之辞”。这都说明章太炎的无神论观点是贯彻始终的。

　　章太炎把佛教看做是无神论宗教，当然是一种片面观点。但也不能说纯粹是信口胡言。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有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原始佛教在古印度，一开始确实是不尊奉人格神、不崇拜偶像的。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理论，在反对婆罗门教的神权统治及其梵天创世说方面是有贡献的。他猛烈地攻击了“上帝”和神创造世界万物的观点，建立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十二缘起”等自己的理论。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笼统地看做是佛教的虚伪说教，把它所包含的无神论思想看做是伪装，而不承认它在当时的积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进一步发展，也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和死后成佛等迷信，教人崇拜佛、菩萨等等，这就变成了一种有神论。特别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的有神论思想影响，迷信思想更有发展。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说：“佛教进来”，本来是“无神教”，后来“世人看佛，也是一种鬼神”，这是“与那道教的种种鬼神，融合为一”的缘故。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当然，亦应看到，到章太炎时，佛教中崇拜鬼神，相信死后成佛或立地成佛等等迷信，已颇流行。由此不能说所有的佛教宗派都是无神论。但是，章太炎利用佛教唯识宗的不依靠鬼神，不尊奉人格神这一点，去反对和批判基督教神学，否定其“上帝”创世说，应该说有它的进步意义。至于说用一种唯心论去反对另一种唯心论，这正是章太炎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世界观上的局限性，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局限性，就否认他用佛学思想在与基督教神学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章太炎佛学思想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否定

　　章太炎用佛学思想作武器来推进改革，不能说都是消极作用。他自从和改良派“割辫与绝后”，就树起“反满”的旗帜，与改良派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1906年出狱后，在日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以犀利的文笔，写下了不少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章，深刻地揭露了改良派“污邪作伪”、“志在干禄”的丑态，愤怒斥责革命投机分子“自慕虚荣”、“私心爱昧”的劣迹。他与立宪党人斗，与向敌人献策的吴稚晖等人斗，笔锋所到，“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进行这些斗争，所用的思想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佛学思想。例如，就在前面提到的，他在出狱后，于日本作了轰动一时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长达六千余言，公开亮出佛学思想的牌子，提出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这里所说的宗教当然是指的佛教。在章太炎看来，“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也就是要求每一个革命者都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在革命斗争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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