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

　　高振农

　　上海佛学书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所专门编辑、刻印、流通佛学典籍的出版机构。1929年(一说1930年)创办于上海。在此之前，虽有1866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和郑学川(出家后名妙空)在扬州设立的江北刻经处。此后又有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广州、福州等地相继建立的刻经处和佛经流通处。1927年起，在南京支那内学院，还有欧阳竟无、吕澂等发起刻印《藏要》。但是，这些刻经处和佛经流通处，大都采用木版刻印，而且除金陵刻经处外，规模都比较小。此外，一些出版机构，如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有正书局和上海医学书局等，偶尔也出版一些用铅字排印的佛学典籍，但终究不是专门出版佛典的机构，因此其规模和影响，都远非上海佛学书局可比。另有弘化社，也校印经书，出版佛典，但规模较小，且一度曾迁至苏州报国寺营业，故在上海影响不大。只有上海佛学书局，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它在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创办经过

　　上海佛学书局，系上海佛教居士王震(王一亭)、李证性(李经纬)等发起创办。先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设筹备处，正式成立后，初设局址于上海闸北宝山路界路口，继又迁至胶州路愚园路。其创办缘起，据1932年10月发表的《上海佛学书局概况》一文称：由于“近百年来，世变日殷，风教日替，忧世之士咸以提倡佛教为补救之方，自清末杨仁山先生创刻经处于金陵，维扬、毗陵相继奋起，雕刻渐众。自是川、浙、湘、粤、北平等地，咸有流通之所。甚至国内各大书肆，亦常有佛学书籍之出版，是可见佛化运动已渐为国内学界所留意，而佛教蒸蒸日上之情形，尤令人生无限之欣慰也。虽然，吾人尚以为其间有一缺点焉，即各地佛经流通处，多因循旧习，其少新猷，印刷流通，各行其是，无伟大之规模，无精密之计划，无组织、无联络。求其容纳众流，包罗一切，集全国各处佛经于一地，合编辑、印刷、流通为一事者，不能不推本局为创始。”(《佛学半月刊》第四十期)根据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其所以要创办佛学书局，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佛教书刊编辑、印刷、流通三者合一的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书局成立之初，在组织机构方面建立了四大部： 

　　(一)“流通部。将我国各地出版之佛经及一切佛学书报，尽行罗致，陈列本局，使留心佛乘者，无辗转购求之劳。”

　　(二)“出版部。将大藏教典，分别浅深，或依类编订，或择要单行，使初学之士，有循序入门之益。”

　　(三)“翻印部。将藏外孤本、研究名着、学院讲义及中外佛典，或与翻刻，或为译印，使幽潜蒙表彰之功，他山获攻错之效。”

　　(〖KG*9〗四)“代办部。为国内发心法施之士，审择稿本，计划印送，使佛化普及，功德圆成。”

　　上海佛学书局，由于其宗旨为提倡佛学，弘扬佛法，故与其他善书局、刻经处有所不同，也与一般的书局相异。首先，“善书局及刻经院，唯务法施，不收费用，故结果均难于持久。本局则以宏法为目的，以营业为方法，二者相辅而行。既使投资者资本无亏蚀之虞，又使弘法事业得永久持续之效”。其次，各大书肆，皆纯粹以营业为目的，故其所出版之书籍，率含有时代性。及时代变迁，则其所出书籍，直如明日黄花，无复有过而问之者。故其利益虽觉甚厚，而其危险亦多。唯佛学书籍，不含时代性，任何时代，均可通用，无随时代淘汰之虞，营业方面可操胜算。

　　上海佛学书局成立后，为普及佛学、推广营业起见，除了设立分局、特约分销处外，还附设赠书会和印书功德基金会。其中赠书会按月分向各地入会人士寄赠经书若干，印书功德基金会则向社会筹募印书基金，使得印赠之书可源源不绝。

　　上海佛学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曾向社会各界发行股票，吸收投资。当时规定每股十元，“凡为公司股东者，除照例每届发给官利外，并得享受本公司对于股东之各种优待”(《上海佛学书局敬请各界赞助》，《海潮音》第十三卷第二号，1932年2月15日出版)。招收股东后，即成立股东会，选举董事和监察。第一届股东会，选出董事王震(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诸广成、朱石僧、李证性(李经纬)等，并推举王震为董事长，李证性为常务董事，聘请沈彬翰为总经理。以后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会议，报告上年经营概况，讨论今后努力方向。每二年选举董事、监察一次。

　　二、经营的事业及其成就

　　上海佛学书局成立后，经过多年经营，终于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佛学出版机构。它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组织机构日趋完备，经营范围日益扩大，在发展近代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一)组织规模

　　上海佛学书局的组织机构，初创时期，仅有一个局本部设在上海愚园路胶州路，内分流通、出版、翻印、代办四部。到了1936年前后，机构逐渐扩大，日臻完备。当时除在愚园路胶州路设立总局外，另有沪西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闸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市区望平街四马路(今福州路)有正书局、上海贝勒路(今黄陂南路)霞飞路(今淮海路)护生报社等处设立分发行所。又在长沙玉泉路、北平东四南大街、杭州西湖龙翔桥、福州开元楼、昆明劝业场等地设立佛学书局分局。为了便于所出版的佛学书籍能及时向国内外发行，又特地在仰光、新加坡、香港、云南、成都、西安、重庆、营口、青岛、开封、武昌、汉口、安庆、台湾、汕头、广州、南昌、兰州、济南、苏州、长春、哈尔滨等地分别设立特约经销处。《佛学书局第五届股东会议详志》称“当时各地分局已有八处，分销处已增至一百余家”(《佛学半月刊》第七十三期，1934年2月出版)，其业务之盛可想而知。作为中国近代着名的佛学典籍印刷出版流通机构，其规模之巨大，组织之健全，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二)事业成就

　　上海佛学书局所经营的事业，到了1936年前后，已逐步扩大。一开始，其主要业务是：“编辑佛学书报，精印佛像楹联，流通各处刻经，发售法器名香，代办印刷文件。”(《佛学半月刊》第58期，1933年7月出版)后来则统筹经营一切佛教文化事业，几乎把全国所有的佛学出版书刊，全部纳入了它的流通范围。由于经营有方，业务发达，成就显着，终于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佛典出版发行机构，其经营的主要事业有：

　　1出版发行佛学典籍

　　上海佛学书局的主要事业是编印、出版、流通佛学典籍。在出版流通的佛典中，既有木刻版佛典，也有铅字排印本佛学着述；既有从汉文大藏经中辑录出来的佛典(经、律、论)和各宗撰述，也有中国近代佛教学者撰着的佛教通籍。在流通的佛书中，既有书局自己编辑出版的佛典和着述，也有其他刻经处、书局所出版的佛典和着述。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泰东书局、大东书局、亚东书局、世界书局、光华书局、华通书局、公民书局、有正书局、医学书局以及北平三时学会、南京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和金陵、扬州、常州、天津、北平、福州等地刻经处所出版刻印的佛典、佛书，都可以由上海佛学书局代办发行、流通。因此，可以这样说，举凡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教典籍以及我国近代着名佛教学者所撰的佛教通籍，在上海佛学书局均应有尽有，包罗无遗。据《上海佛学书局第九期图书目录》(1937年5月编印)统计，该书局编辑出版发行的佛学典籍和佛教通籍共有3319种。其中大藏辑要2024种；佛教通籍1295种。

　　在所流通的经籍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代为发行流通近代排印和影印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宋碛砂版大藏经》和《宋藏遗珍》等。其中《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用四号活字排印，共收经籍1916部，8416卷，分为414册，装成40函。《宋碛砂版大藏经》系影印本，共收经籍1521种，共6310卷，印成592册。这些大藏经由上海佛学书局代为流通及预约发行后，为传播我国古代佛教文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普及佛学知识，便于初学佛者参考，上海佛学书局还特地编辑了一套《佛学小丛书》，内容主要有关于佛学的理论和学佛的方法等。该小丛书以50本为一编，每本都短小精悍，文意普通，内容扼要。该小丛书第一编，收有《百喻经浅说》、《释尊传》、《观音菩萨典要》、《莲宗九祖略传》、《佛像概说》、《佛典略说》、《六波罗蜜法门》、《大乘宗要》、《唯识学》、《净业津梁》、《念佛四十八法》、《在家学佛法要》、《妇女学佛初步》、《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什么是佛学》、《人何以要学佛》、《破除迷信》、《佛法谈天》、《佛法说地》等，出版发行后，颇受初学佛者的欢迎。

　　此外，该书局还代理发行近代着名佛教学者撰着的专集，如《太虚丛书》、《圆瑛法汇》、《谛闲讲录》等，也受到读者的喜爱。

　　2出版和代办发行佛学刊物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定期刊物有《佛学半月刊》，主要内容有：传记、论说、法义、演讲、书札、叙记、文苑、消息、佛学问答、医药问答、小说、游记、杂俎等。文章短小精悍，内容生动活泼，论述广泛，深爱一般读者欢迎，故发行量甚大，常逾万份。代理发行之定期刊物则有《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和《海潮音》月刊。其中《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主要内容有：图像、论说、特载、宗乘、讲演、专件、文苑、传记、志林、通讯、杂俎、林务等。《海潮音》月刊，其主要内容分为画像、狮子吼、象王行、专门学、大事记、评论坛、研究室、史传馆、调查队、文字相、言说林等。还经常出版专号，如“人间佛教专号”、“十五年来佛教专号”等。《海潮音》为我国佛学杂志中最为精彩者，其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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