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地点虽屡有变更，但一直由上海佛学书局代为发行。此外，还代理发行不定期刊物《佛学出版界》一种。后来，北平的《微妙声》杂志，亦一度改由上海佛学书局发行。
3建立刻经部
为了继续将杨仁山居士所选定而未能完成的《大藏辑要》校刻齐全，使古本经典能流通国内外，以与排版铅印之经籍并行，上海佛学书局特于1934年起，筹设木版刻经部，刻印古本佛经。数年之中，刻印了一大批木刻本佛典。后来，书局不仅自己刻印佛典，而且还将其他各地刻经处的经版，加以印刷流通。如曾将徐蔚如居士所创办的北平、天津两地刻经处所藏经版，继续印刷流通。又福州鼓山当时有一百多种经版，尚堪印刷，佛学书局即与之订立合同，由其独家印刷流通。从此，上海佛学书局既出版流通铅字排印本佛典，又出版流通木刻本佛典。
4建立造像所
上海佛学书局除了彩印佛像、佛图外，还于1934年在闸北新民路775号，设立造像所，聘请浙江宁波造像专家黄炳荣为主任，招收雕造工人二十余人，专门雕造佛像。十余年中，除为上海各寺院雕造佛像外，曾先后代青岛、福州、广州、营口、新加坡等地寺院雕造佛像。该造像所由于出品精良，颇受各地佛教徒的欢迎，各方委办定造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5附设佛学文会
佛学书局为引发研究佛学同仁的兴趣起见，特援昔人以文会友之例，设立佛学文会。该会按期征文，由佛学书局聘请佛学家出题，阅定等级，然后交《佛学半月刊》发表。征文以三个月为一期，评阅文卷分为六等，按等级奉赠佛学书局书券十元、五元、三元、一元、二角不等。佛学文会的建立，既充实了《佛学半月刊》的稿源，也对佛学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6创办无线电广播佛学讲演
为使广大佛教徒和各方善男信女同沾法益，普及佛学，佛学书局从1933年3月起，首倡在上海永生播音电台播诵佛经。此后，广请佛学名流，播讲佛学，蔚然成风。如该电台曾先后播讲了太虚的《佛教与护国》，宝静的《天台宗大意》，范古农的《佛学略谈》，守培的《佛教主义及进行佛教意义》和《拣别人法两执》等。1934年12月，该书局又建立播诵大乘佛经法会，以提倡诵念佛经，巩固弘法为宗旨，于每日下午七时至八时，假李树德堂广播无线电台播诵《普贤行愿品》(《上海佛学书局经办播诵大乘佛经法会简章》，《佛学半月刊》第92期，1934年12月出版)。此后，大乘播经法会先后于上海大中华电台播诵《金刚经》、《心经》和《通俗佛学讲演》等，于李树德堂电台播诵《楞严经》、《弥陀要解》等，于上海佛音电台播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和《弥陀经》等(《上海佛学书局大乘播经法会播音节目》，《佛学半月刊》第126期，1936年5月出版)。为了使电台播诵佛经正常化、制度化，1936年还在上海佛学书局门市部二楼，开辟了一个佛化播音会的专门电台，取名上海华光电台，每天从早上六时起至下午十时止，全天播讲佛法(《佛学半月刊》第134期，1936年9月出版)。利用无线电广播电台播送佛学讲演，使得广大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接受佛化教育，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7灌制佛化唱片
为了普及佛法，上海佛学书局采取现代化手段，于1935年起，开始灌制佛化唱片，供佛教寺院、佛教团体举行佛事仪式和佛教徒进行个人修持之用。第一套佛化唱片共五张，内容有《弥陀赞》、《戒定赞》、《炉香赞》、《三皈依》、《大悲咒》、《心经》、《赞佛偈》、《念佛》等(《佛学半月刊》第101期，1935年4月出版)。1936年又灌制第二套佛化唱片，共六张，内容有《华严字母赞》、《普贤十大愿文》、《拜愿》、《开经偈》、《钟声偈》、《赞礼西方赞》等(同上，第124期，1936年4月出版)，发行后受到广大佛教徒的欢迎。
8设立佛学研究函授社
为了培养更多的佛学人才，便利各地佛教学者加强对佛学的研究，同时广泛弘宣佛教教理，上海佛学书局从1934年起，设立佛学研究函授社，礼聘佛学名宿，编写各种佛学讲义，进行函授。这个函授社一开始就受到佛教界的支持和欢迎，先后培养出了一批佛学人才，并在弘扬宣传佛教教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9附设流通图书馆
为使远近学佛人士阅读佛书方便，上海佛学书局还在书局内附设了一所佛学流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除了陈列书局自己出版的佛学典籍外，还广为购置其他书局出版的图书，包括一部分佛学以外的书刊，以供四众学者借阅研究。为方便读者，图书馆借阅规则规定，本埠四众读者可以到图书馆当面借阅，外埠四众读者还可以办理邮借。流通图书馆之设立，为佛教学者阅读佛书提供了种种方便，对佛学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地位与作用
上海佛学书局在我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它是我国近代最大的一家佛典出版机构，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把编辑、刻印、流通三者密切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特点之二是代理发行全国的佛学出版物，把过去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佛学典籍纳入它统一流通的轨道。
特点之三是建立了一个由总局、分局、分销处三级机构的统一流通网，使得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流通机构。
由于佛学书局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终于使它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佛学书局。在一段时期内，全国各地佛教学者所撰写的佛学着作，均由佛学书局编辑出版；全国各地书局、刻经处所刻印、出版的佛学典籍，均归佛学书局统一流通。其经营规模之大，流通范围之广，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空前绝后。
(二)它是我国近代最新的一家佛典出版机构，也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近代较早采用铅字排印、出版佛学着作，改变了过去刻经处那种单纯木刻经典的做法，加快了印刷的速度，使一些佛学着作能及时与读者见面。
特点之二是较早采用现代化设备宣传佛学、弘扬佛法。它利用无线电广播电台播诵佛经和佛学着述，使广大发心学佛者，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学佛者，都能通过电台的广播，获得佛学的基本知识，它还将一些佛偈和赞颂等灌制成佛化唱片，广泛宣传和弘扬，既便于广大佛教徒和佛教团体举行佛事仪式，又便于初学佛者念诵和学习。
特点之三是较早运用现代汉语编写通俗佛学小丛书。它将义理深奥的佛典，化为通俗易懂的读物。这种小丛书，由于内容生动活泼，解析简明扼要，消除了一些初学佛者的畏难情绪。又由于这种小丛书篇幅短小，收费低廉，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由于佛学书局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终于使它成为一个带有时代特点的新书局。在一段时期内，佛学思想广为普及，学佛者与日俱增，佛教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上海佛学书局对促进我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它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一些佛学古籍不断散失，致使一些有志于佛学研究的学者，欲学无书，难得入门。后来，虽然由于杨仁山居士的努力，首创金陵刻经处，广搜亡佚经典，刻印流通，由此引起广大佛教学者的注意，纷纷建立刻经处和流通处等等。但是，由于木板刻经手续繁琐，成本高昂，流通渠道不畅，刻印出来的佛书，远远满足不了学佛者的需要。上海佛学书局成立后，采用木刻铅印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大加快了出版、流通的速度。同时，佛学书局还及时编辑出版当时着名佛教学者的新着，为佛教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在一段时期内，佛学书局先后出版了佛教经典、佛学概论性着作、佛教历史、佛教文物、佛教人物传记等等，它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它促进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长期以来，全国各地的刻经处，因循守旧，不敢创新，印刷流通，各行其是。因此，这些刻经处成立不久，即呈现出哀颓的景象，甚至奄奄一息，难以为继。佛学书局创立后，把各地岌岌可危、难以维持的刻经处、流通处，统一加以管理，代为发行流通所出版的经书和佛学着述，从而使这些刻经处、流通处起死回生，重新焕发了青春。同时，它除了自己创办定期佛学刊物《佛学半月刊》外，还代为发行其他一些佛学刊物。这就在全国范围内，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它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上海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历史是比较悠久的，传说在三国时就已有佛教在上海地区流传，到了唐宋时期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在中国佛教史上，上海的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并不是很大的。到了近代，情况就有所不同。特别是上海佛学书局成立后，除了全国范围内的佛学刊物大都由它代为统一发行、全国所有出版单位所出的佛典和佛书大都由它统一流通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把一大批着名佛教学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不仅他们所撰写的佛学着作，都由佛学书局编辑出版，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他们为佛学书局编写佛学讲义，注释佛教经典，撰着佛教通俗读物、专着和论文，佛学书局还组织有影响的佛教学者到特约的电台播讲佛经和佛学论着。近代在上海还曾集中了一大批佛教学者，从事编纂《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和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宋藏遗珍》等，最后都交给佛学书局发行。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
上海佛学书局到解放前夕，由于时局动荡，营业萧条，已呈不景气现象。建国以后，仍继续出版和流通佛典、佛书，但机构缩小，人员减少，已不复具有当年的规模。1956年，上海佛学书局与大*轮书局、弘化社合并，改名为上海佛教书店，迁至江宁路、安远路口玉佛寺旁继续营业。到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上海佛教书店的所有存书，全部被作为“四旧”焚毁。从此，上海佛教书店也在上海消逝。
《民国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