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地點雖屢有變更，但一直由上海佛學書局代爲發行。此外，還代理發行不定期刊物《佛學出版界》一種。後來，北平的《微妙聲》雜志，亦一度改由上海佛學書局發行。
3建立刻經部
爲了繼續將楊仁山居士所選定而未能完成的《大藏輯要》校刻齊全，使古本經典能流通國內外，以與排版鉛印之經籍並行，上海佛學書局特于1934年起，籌設木版刻經部，刻印古本佛經。數年之中，刻印了一大批木刻本佛典。後來，書局不僅自己刻印佛典，而且還將其他各地刻經處的經版，加以印刷流通。如曾將徐蔚如居士所創辦的北平、天津兩地刻經處所藏經版，繼續印刷流通。又福州鼓山當時有一百多種經版，尚堪印刷，佛學書局即與之訂立合同，由其獨家印刷流通。從此，上海佛學書局既出版流通鉛字排印本佛典，又出版流通木刻本佛典。
4建立造像所
上海佛學書局除了彩印佛像、佛圖外，還于1934年在閘北新民路775號，設立造像所，聘請浙江甯波造像專家黃炳榮爲主任，招收雕造工人二十余人，專門雕造佛像。十余年中，除爲上海各寺院雕造佛像外，曾先後代青島、福州、廣州、營口、新加坡等地寺院雕造佛像。該造像所由于出品精良，頗受各地佛教徒的歡迎，各方委辦定造者，紛至沓來，絡繹不絕。
5附設佛學文會
佛學書局爲引發研究佛學同仁的興趣起見，特援昔人以文會友之例，設立佛學文會。該會按期征文，由佛學書局聘請佛學家出題，閱定等級，然後交《佛學半月刊》發表。征文以叁個月爲一期，評閱文卷分爲六等，按等級奉贈佛學書局書券十元、五元、叁元、一元、二角不等。佛學文會的建立，既充實了《佛學半月刊》的稿源，也對佛學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6創辦無線電廣播佛學講演
爲使廣大佛教徒和各方善男信女同沾法益，普及佛學，佛學書局從1933年3月起，首倡在上海永生播音電臺播誦佛經。此後，廣請佛學名流，播講佛學，蔚然成風。如該電臺曾先後播講了太虛的《佛教與護國》，寶靜的《天臺宗大意》，範古農的《佛學略談》，守培的《佛教主義及進行佛教意義》和《揀別人法兩執》等。1934年12月，該書局又建立播誦大乘佛經法會，以提倡誦念佛經，鞏固弘法爲宗旨，于每日下午七時至八時，假李樹德堂廣播無線電臺播誦《普賢行願品》(《上海佛學書局經辦播誦大乘佛經法會簡章》，《佛學半月刊》第92期，1934年12月出版)。此後，大乘播經法會先後于上海大中華電臺播誦《金剛經》、《心經》和《通俗佛學講演》等，于李樹德堂電臺播誦《楞嚴經》、《彌陀要解》等，于上海佛音電臺播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和《彌陀經》等(《上海佛學書局大乘播經法會播音節目》，《佛學半月刊》第126期，1936年5月出版)。爲了使電臺播誦佛經正常化、製度化，1936年還在上海佛學書局門市部二樓，開辟了一個佛化播音會的專門電臺，取名上海華光電臺，每天從早上六時起至下午十時止，全天播講佛法(《佛學半月刊》第134期，1936年9月出版)。利用無線電廣播電臺播送佛學講演，使得廣大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接受佛化教育，有力地推動了近代佛教的進一步發展。
7灌製佛化唱片
爲了普及佛法，上海佛學書局采取現代化手段，于1935年起，開始灌製佛化唱片，供佛教寺院、佛教團體舉行佛事儀式和佛教徒進行個人修持之用。第一套佛化唱片共五張，內容有《彌陀贊》、《戒定贊》、《爐香贊》、《叁皈依》、《大悲咒》、《心經》、《贊佛偈》、《念佛》等(《佛學半月刊》第101期，1935年4月出版)。1936年又灌製第二套佛化唱片，共六張，內容有《華嚴字母贊》、《普賢十大願文》、《拜願》、《開經偈》、《鍾聲偈》、《贊禮西方贊》等(同上，第124期，1936年4月出版)，發行後受到廣大佛教徒的歡迎。
8設立佛學研究函授社
爲了培養更多的佛學人才，便利各地佛教學者加強對佛學的研究，同時廣泛弘宣佛教教理，上海佛學書局從1934年起，設立佛學研究函授社，禮聘佛學名宿，編寫各種佛學講義，進行函授。這個函授社一開始就受到佛教界的支持和歡迎，先後培養出了一批佛學人才，並在弘揚宣傳佛教教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9附設流通圖書館
爲使遠近學佛人士閱讀佛書方便，上海佛學書局還在書局內附設了一所佛學流通圖書館。這個圖書館，除了陳列書局自己出版的佛學典籍外，還廣爲購置其他書局出版的圖書，包括一部分佛學以外的書刊，以供四衆學者借閱研究。爲方便讀者，圖書館借閱規則規定，本埠四衆讀者可以到圖書館當面借閱，外埠四衆讀者還可以辦理郵借。流通圖書館之設立，爲佛教學者閱讀佛書提供了種種方便，對佛學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叁、地位與作用
上海佛學書局在我國近代佛教發展史上占有極爲重要的地位。
(一)它是我國近代最大的一家佛典出版機構，具有許多與衆不同的特點。
特點之一是把編輯、刻印、流通叁者密切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
特點之二是代理發行全國的佛學出版物，把過去分散的、各自爲政的出版機構所出版的佛學典籍納入它統一流通的軌道。
特點之叁是建立了一個由總局、分局、分銷處叁級機構的統一流通網，使得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流通機構。
由于佛學書局具有以上這些特點，終于使它成爲一個無所不包的大佛學書局。在一段時期內，全國各地佛教學者所撰寫的佛學著作，均由佛學書局編輯出版；全國各地書局、刻經處所刻印、出版的佛學典籍，均歸佛學書局統一流通。其經營規模之大，流通範圍之廣，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空前絕後。
(二)它是我國近代最新的一家佛典出版機構，也具有許多與衆不同的特點。
特點之一是近代較早采用鉛字排印、出版佛學著作，改變了過去刻經處那種單純木刻經典的做法，加快了印刷的速度，使一些佛學著作能及時與讀者見面。
特點之二是較早采用現代化設備宣傳佛學、弘揚佛法。它利用無線電廣播電臺播誦佛經和佛學著述，使廣大發心學佛者，特別是文化水平較低的學佛者，都能通過電臺的廣播，獲得佛學的基本知識，它還將一些佛偈和贊頌等灌製成佛化唱片，廣泛宣傳和弘揚，既便于廣大佛教徒和佛教團體舉行佛事儀式，又便于初學佛者念誦和學習。
特點之叁是較早運用現代漢語編寫通俗佛學小叢書。它將義理深奧的佛典，化爲通俗易懂的讀物。這種小叢書，由于內容生動活潑，解析簡明扼要，消除了一些初學佛者的畏難情緒。又由于這種小叢書篇幅短小，收費低廉，頗受廣大讀者的歡迎。
由于佛學書局具有以上這些特點，終于使它成爲一個帶有時代特點的新書局。在一段時期內，佛學思想廣爲普及，學佛者與日俱增，佛教文化事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上海佛學書局對促進我國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一)它爲近代佛教的複興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使得一些佛學古籍不斷散失，致使一些有志于佛學研究的學者，欲學無書，難得入門。後來，雖然由于楊仁山居士的努力，首創金陵刻經處，廣搜亡佚經典，刻印流通，由此引起廣大佛教學者的注意，紛紛建立刻經處和流通處等等。但是，由于木板刻經手續繁瑣，成本高昂，流通渠道不暢，刻印出來的佛書，遠遠滿足不了學佛者的需要。上海佛學書局成立後，采用木刻鉛印同時並舉的方針，大大加快了出版、流通的速度。同時，佛學書局還及時編輯出版當時著名佛教學者的新著，爲佛教文化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在一段時期內，佛學書局先後出版了佛教經典、佛學概論性著作、佛教曆史、佛教文物、佛教人物傳記等等，它爲近代佛教的複興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它促進了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長期以來，全國各地的刻經處，因循守舊，不敢創新，印刷流通，各行其是。因此，這些刻經處成立不久，即呈現出哀頹的景象，甚至奄奄一息，難以爲繼。佛學書局創立後，把各地岌岌可危、難以維持的刻經處、流通處，統一加以管理，代爲發行流通所出版的經書和佛學著述，從而使這些刻經處、流通處起死回生，重新煥發了青春。同時，它除了自己創辦定期佛學刊物《佛學半月刊》外，還代爲發行其他一些佛學刊物。這就在全國範圍內，有力地促進了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叁)它促使上海成爲近代中國佛教發展的中心。上海地區佛教的傳播和發展，曆史是比較悠久的，傳說在叁國時就已有佛教在上海地區流傳，到了唐宋時期已具有一定的規模。但在中國佛教史上，上海的佛教在全國範圍內，影響並不是很大的。到了近代，情況就有所不同。特別是上海佛學書局成立後，除了全國範圍內的佛學刊物大都由它代爲統一發行、全國所有出版單位所出的佛典和佛書大都由它統一流通外，更爲重要的是它把一大批著名佛教學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不僅他們所撰寫的佛學著作，都由佛學書局編輯出版，而且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他們爲佛學書局編寫佛學講義，注釋佛教經典，撰著佛教通俗讀物、專著和論文，佛學書局還組織有影響的佛教學者到特約的電臺播講佛經和佛學論著。近代在上海還曾集中了一大批佛教學者，從事編纂《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和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經》、《宋藏遺珍》等，最後都交給佛學書局發行。所有這一切，都標志著上海已成爲近代中國佛教發展的中心。
上海佛學書局到解放前夕，由于時局動蕩，營業蕭條，已呈不景氣現象。建國以後，仍繼續出版和流通佛典、佛書，但機構縮小，人員減少，已不複具有當年的規模。1956年，上海佛學書局與大*輪書局、弘化社合並，改名爲上海佛教書店，遷至江甯路、安遠路口玉佛寺旁繼續營業。到1966年，十年動亂開始，上海佛教書店的所有存書，全部被作爲“四舊”焚毀。從此，上海佛教書店也在上海消逝。
《民國年間的上海佛學書局》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