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年間的上海佛學書局
高振農
上海佛學書局是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一所專門編輯、刻印、流通佛學典籍的出版機構。1929年(一說1930年)創辦于上海。在此之前，雖有1866年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立的金陵刻經處和鄭學川(出家後名妙空)在揚州設立的江北刻經處。此後又有北京、天津、重慶、常州、蘇州、杭州、廣州、福州等地相繼建立的刻經處和佛經流通處。1927年起，在南京支那內學院，還有歐陽竟無、呂澂等發起刻印《藏要》。但是，這些刻經處和佛經流通處，大都采用木版刻印，而且除金陵刻經處外，規模都比較小。此外，一些出版機構，如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有正書局和上海醫學書局等，偶爾也出版一些用鉛字排印的佛學典籍，但終究不是專門出版佛典的機構，因此其規模和影響，都遠非上海佛學書局可比。另有弘化社，也校印經書，出版佛典，但規模較小，且一度曾遷至蘇州報國寺營業，故在上海影響不大。只有上海佛學書局，規模宏大，影響深遠。它在中國近代佛教發展史上占有極爲重要的地位，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一、創辦經過
上海佛學書局，系上海佛教居士王震(王一亭)、李證性(李經緯)等發起創辦。先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設籌備處，正式成立後，初設局址于上海閘北寶山路界路口，繼又遷至膠州路愚園路。其創辦緣起，據1932年10月發表的《上海佛學書局概況》一文稱：由于“近百年來，世變日殷，風教日替，憂世之士鹹以提倡佛教爲補救之方，自清末楊仁山先生創刻經處于金陵，維揚、毗陵相繼奮起，雕刻漸衆。自是川、浙、湘、粵、北平等地，鹹有流通之所。甚至國內各大書肆，亦常有佛學書籍之出版，是可見佛化運動已漸爲國內學界所留意，而佛教蒸蒸日上之情形，尤令人生無限之欣慰也。雖然，吾人尚以爲其間有一缺點焉，即各地佛經流通處，多因循舊習，其少新猷，印刷流通，各行其是，無偉大之規模，無精密之計劃，無組織、無聯絡。求其容納衆流，包羅一切，集全國各處佛經于一地，合編輯、印刷、流通爲一事者，不能不推本局爲創始。”(《佛學半月刊》第四十期)根據這一記載，可以看出其所以要創辦佛學書局，目的是爲了建立一個佛教書刊編輯、印刷、流通叁者合一的機構。爲了實現這一目的，在書局成立之初，在組織機構方面建立了四大部：
(一)“流通部。將我國各地出版之佛經及一切佛學書報，盡行羅致，陳列本局，使留心佛乘者，無輾轉購求之勞。”
(二)“出版部。將大藏教典，分別淺深，或依類編訂，或擇要單行，使初學之士，有循序入門之益。”
(叁)“翻印部。將藏外孤本、研究名著、學院講義及中外佛典，或與翻刻，或爲譯印，使幽潛蒙表彰之功，他山獲攻錯之效。”
(〖KG*9〗四)“代辦部。爲國內發心法施之士，審擇稿本，計劃印送，使佛化普及，功德圓成。”
上海佛學書局，由于其宗旨爲提倡佛學，弘揚佛法，故與其他善書局、刻經處有所不同，也與一般的書局相異。首先，“善書局及刻經院，唯務法施，不收費用，故結果均難于持久。本局則以宏法爲目的，以營業爲方法，二者相輔而行。既使投資者資本無虧蝕之虞，又使弘法事業得永久持續之效”。其次，各大書肆，皆純粹以營業爲目的，故其所出版之書籍，率含有時代性。及時代變遷，則其所出書籍，直如明日黃花，無複有過而問之者。故其利益雖覺甚厚，而其危險亦多。唯佛學書籍，不含時代性，任何時代，均可通用，無隨時代淘汰之虞，營業方面可操勝算。
上海佛學書局成立後，爲普及佛學、推廣營業起見，除了設立分局、特約分銷處外，還附設贈書會和印書功德基金會。其中贈書會按月分向各地入會人士寄贈經書若幹，印書功德基金會則向社會籌募印書基金，使得印贈之書可源源不絕。
上海佛學書局爲股份有限公司，曾向社會各界發行股票，吸收投資。當時規定每股十元，“凡爲公司股東者，除照例每屆發給官利外，並得享受本公司對于股東之各種優待”(《上海佛學書局敬請各界贊助》，《海潮音》第十叁卷第二號，1932年2月15日出版)。招收股東後，即成立股東會，選舉董事和監察。第一屆股東會，選出董事王震(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諸廣成、朱石僧、李證性(李經緯)等，並推舉王震爲董事長，李證性爲常務董事，聘請沈彬翰爲總經理。以後每年召開一次股東會議，報告上年經營概況，討論今後努力方向。每二年選舉董事、監察一次。
二、經營的事業及其成就
上海佛學書局成立後，經過多年經營，終于逐步發展成爲具有相當規模的佛學出版機構。它立足上海，面向全國，組織機構日趨完備，經營範圍日益擴大，在發展近代佛教文化事業方面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一)組織規模
上海佛學書局的組織機構，初創時期，僅有一個局本部設在上海愚園路膠州路，內分流通、出版、翻印、代辦四部。到了1936年前後，機構逐漸擴大，日臻完備。當時除在愚園路膠州路設立總局外，另有滬西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閘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市區望平街四馬路(今福州路)有正書局、上海貝勒路(今黃陂南路)霞飛路(今淮海路)護生報社等處設立分發行所。又在長沙玉泉路、北平東四南大街、杭州西湖龍翔橋、福州開元樓、昆明勸業場等地設立佛學書局分局。爲了便于所出版的佛學書籍能及時向國內外發行，又特地在仰光、新加坡、香港、雲南、成都、西安、重慶、營口、青島、開封、武昌、漢口、安慶、臺灣、汕頭、廣州、南昌、蘭州、濟南、蘇州、長春、哈爾濱等地分別設立特約經銷處。《佛學書局第五屆股東會議詳志》稱“當時各地分局已有八處，分銷處已增至一百余家”(《佛學半月刊》第七十叁期，1934年2月出版)，其業務之盛可想而知。作爲中國近代著名的佛學典籍印刷出版流通機構，其規模之巨大，組織之健全，實爲古今中外所罕見。
(二)事業成就
上海佛學書局所經營的事業，到了1936年前後，已逐步擴大。一開始，其主要業務是：“編輯佛學書報，精印佛像楹聯，流通各處刻經，發售法器名香，代辦印刷文件。”(《佛學半月刊》第58期，1933年7月出版)後來則統籌經營一切佛教文化事業，幾乎把全國所有的佛學出版書刊，全部納入了它的流通範圍。由于經營有方，業務發達，成就顯著，終于成爲全國影響最大的佛典出版發行機構，其經營的主要事業有：
1出版發行佛學典籍
上海佛學書局的主要事業是編印、出版、流通佛學典籍。在出版流通的佛典中，既有木刻版佛典，也有鉛字排印本佛學著述；既有從漢文大藏經中輯錄出來的佛典(經、律、論)和各宗撰述，也有中國近代佛教學者撰著的佛教通籍。在流通的佛書中，既有書局自己編輯出版的佛典和著述，也有其他刻經處、書局所出版的佛典和著述。當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泰東書局、大東書局、亞東書局、世界書局、光華書局、華通書局、公民書局、有正書局、醫學書局以及北平叁時學會、南京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和金陵、揚州、常州、天津、北平、福州等地刻經處所出版刻印的佛典、佛書，都可以由上海佛學書局代辦發行、流通。因此，可以這樣說，舉凡漢文大藏經中的重要佛教典籍以及我國近代著名佛教學者所撰的佛教通籍，在上海佛學書局均應有盡有，包羅無遺。據《上海佛學書局第九期圖書目錄》(1937年5月編印)統計，該書局編輯出版發行的佛學典籍和佛教通籍共有3319種。其中大藏輯要2024種；佛教通籍1295種。
在所流通的經籍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代爲發行流通近代排印和影印的《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宋碛砂版大藏經》和《宋藏遺珍》等。其中《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用四號活字排印，共收經籍1916部，8416卷，分爲414冊，裝成40函。《宋碛砂版大藏經》系影印本，共收經籍1521種，共6310卷，印成592冊。這些大藏經由上海佛學書局代爲流通及預約發行後，爲傳播我國古代佛教文化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爲了普及佛學知識，便于初學佛者參考，上海佛學書局還特地編輯了一套《佛學小叢書》，內容主要有關于佛學的理論和學佛的方法等。該小叢書以50本爲一編，每本都短小精悍，文意普通，內容扼要。該小叢書第一編，收有《百喻經淺說》、《釋尊傳》、《觀音菩薩典要》、《蓮宗九祖略傳》、《佛像概說》、《佛典略說》、《六波羅蜜法門》、《大乘宗要》、《唯識學》、《淨業津梁》、《念佛四十八法》、《在家學佛法要》、《婦女學佛初步》、《佛學在今後人世之意義》、《什麼是佛學》、《人何以要學佛》、《破除迷信》、《佛法談天》、《佛法說地》等，出版發行後，頗受初學佛者的歡迎。
此外，該書局還代理發行近代著名佛教學者撰著的專集，如《太虛叢書》、《圓瑛法彙》、《谛閑講錄》等，也受到讀者的喜愛。
2出版和代辦發行佛學刊物
上海佛學書局出版的定期刊物有《佛學半月刊》，主要內容有：傳記、論說、法義、演講、書劄、敘記、文苑、消息、佛學問答、醫藥問答、小說、遊記、雜俎等。文章短小精悍，內容生動活潑，論述廣泛，深愛一般讀者歡迎，故發行量甚大，常逾萬份。代理發行之定期刊物則有《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和《海潮音》月刊。其中《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主要內容有：圖像、論說、特載、宗乘、講演、專件、文苑、傳記、志林、通訊、雜俎、林務等。《海潮音》月刊，其主要內容分爲畫像、獅子吼、象王行、專門學、大事記、評論壇、研究室、史傳館、調查隊、文字相、言說林等。還經常出版專號，如“人間佛教專號”、“十五年來佛教專號”等。《海潮音》爲我國佛學雜志中最爲精彩者，其編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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