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這是說，國君並非有什麼超人的地方，當初是由民衆推舉出來的，既能推舉出來，當然也可廢除之，這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譚嗣同在這裏對君主專製製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他還極力提倡男女平等，說：“男女同爲天地之菁英，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又說：“重男輕女者，至暴亂無理之法也。男則姬妾羅侍，縱淫無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馴至積重流爲溺女之習，乃忍爲蜂蟻豺虎之所不爲。中國雖亡，而罪當有余矣，夫何說乎!”在他看來，佛教是講男女平等的。他說：“佛書雖有“女轉男身”之說，惟小乘法爾。若夫《華嚴》、《維摩诘》諸大經，女身自女身，無取乎轉，自絕無重男輕女之意也。”(同上)

　　譚嗣同從佛教的平等觀念出發，提出了反對君權、反對封建禮教，提倡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要求，用以推進變法事業，從理論上講，基本上是一種曆史唯心主義的觀點，因而在實踐上也不會收到多少實際的效果。但在當時，對于揭穿“君權神授”的迷信，打擊封建君主的絕對權威，瓦解封建論理綱常的理論基礎，沖決一切封建網羅來說，無疑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叁)吸取了佛學中“我法兩空”的“無我”思想

　　印度大乘佛學空宗有所謂“我法兩空”的理論，它一方面把人類的自“我”說成都是“空”的，同時又把客觀世界的萬“法”也說成都是“空”的。中國佛學唯識宗繼承了這一思想，提出了“叁界唯心”、“一切唯識”的理論。在唯識宗那裏，世界上的一切，無論是人類自“我”還是客觀世界的萬“法”，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由一種內識變現出來的，所謂“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成唯識論》卷一)一切“我”、“法”都是“假說”的，是“識”所變現出來的，不是實有的。這本是一種極端的唯心主義，在世界觀上是十分錯誤的。但是譚嗣同卻從中吸取了“無我”的思想，使之變成一種“爲人不爲己”的高尚的人生觀，一種奮不顧身的自我犧牲精神。

　　譚嗣同認爲，人的生死，不過是軀殼的變化，所以不必好生惡死，更不必對死産生畏怖的情緒。他說：“好生而惡死也，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于“不生不滅”瞢焉。”“知身爲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于其衷。……是故學者當知身爲不死之物，然後好生惡死之惑可〖FJF〗NC678〖FJJ〗也”(《仁學》)。既然把生死置之度外，就應該把自己的一生獻給正義的事業，一切爲了利人、救人。所以他又說：“吾自少至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爲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複何足惜。”(同上)還說：“念蠢爾軀殼，除救人外，毫無他用。”(《與唐绂丞書》)在他的心目中，人的一生，應該是除救人而外，別無他用，所謂“救人之外無事功，即度衆生之外無佛法”。(同上)譚嗣同還認爲，一個人要有救世之心，必須具備佛教所說的“無我”精神。他說：“怨天尤人，具以救世之心，未嘗迫切，心乎救世焉，知有我哉

　　佛門之局量，勇犯無畏最大，然不能徑致也，必慈悲爲之根。慈悲則德幾全矣。益無以致

　　必植基于平等；欲平等，必化異同，必無我相。”(《與唐绂丞書》)這就是說，要有救世之心，必須要有無我的精神。這種“無我”精神，貫徹到他的行動中，就是爲了利人、救人，雖“殺身滅族”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給歐陽中鹄的信中說：“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矣”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

　　(《上歐陽中鹄書二十一》)以上種種，說明譚嗣同繼承了佛教中的“無我”思想，並把它改造成爲勇于追求真理和樂于爲真理獻身的精神。他一生熱心于變法事業，甯可犧牲自己，也決不動搖，當變法失敗，明知必死，卻並不逃避，而是“竟日不出門”，“坐以待捕”，最後英勇犧牲。這就是佛學中“無我”精神的體現。

　　(四)發揚了佛學中的大無畏精神

　　譚嗣同深深懂得，要沖決封建網羅，實行維新變法，必須要有一種勇猛、精進的大無畏精神，用以武裝人們的思想，鼓舞人們的鬥志，增強人們的信心。在他看來，佛學是最提倡大無畏精神的。他說：“佛一名“大無畏”。其度人也，曰“施無畏”。無畏有五：曰：無死畏，無惡名畏，無不活畏，無惡道畏，乃至無大衆威德畏。”(《仁學》)這是說，佛本身就是大無畏的化身，而且在各方面都提倡“無畏”。他還認爲佛教的“精意”就是所謂“威力”、“奮迅”、“勇猛”、“大無畏”、“大雄”。因此，只要能信仰佛教，就能得到這種大無畏精神，所謂“善學佛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同上)。佛學中的大無畏精神，使譚嗣同將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喊出了沖決一切封建網羅的口號。他認爲封建專製製度下的一切網羅都應當沖破：“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仁學》)正是這種豪邁的氣概，才使他的《仁學》能“寫出數千年之禍象”，能“掃蕩桎梏，沖決網羅”，把矛頭直指封建專製製度。也正是這種無所畏懼的精神，才使他敢于反抗封建專製統治者的壓迫，並向之提出挑戰：“嗣同等如輕氣球，壓之則彌漲，且陡漲矣。”(《上歐陽中鹄書二十二》)譚嗣同的這種大無畏精神，也貫徹在他的變法實踐中。當變法失敗，明知必將遭到封建專製統治者的鎮壓，他不僅不逃避，反而莊嚴地宣告：“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梁啓超：《譚嗣同傳》)表現了爲追求真理而不惜犧牲的精神。到了獄中，還題詩于獄壁：“我自橫刀向天笑”，顯示出他對反動勢力毫不畏懼和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概。直到臨刑前還喊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聲音。這一切，都說明了佛學思想中的大無畏精神，在他身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這種精神，一直爲後來的革命者所懷念和尊敬。著名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者鄒容，就曾將譚嗣同的遺像放在座側，並滿懷激情地在遺像上題詞自勉：“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續起志勿灰。”(鄒魯：《鄒容略傳》，《中國國民黨史稿》第5冊，第1242頁)就連青年時代的MZD同志，也對譚嗣同異常敬仰，曾對蔡和森等說：“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魄力雄大，誠非今之俗學所可比擬。”(引自《張昆弟烈士日記》，見《湖南革命烈士傳》)

　　總括來說，譚嗣同在維新變法運動中，以經他改造過的佛學思想作武器，發揮了佛學中的積極因素，向封建專製製度開展了猛烈的攻擊，對維新變法運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特別是他最後以自我犧牲的精神爲維新運動譜寫了悲壯的一幕，客觀上成了否定改良、導致革命的橋梁，具有偉大的意義。但是，佛學唯心主義畢竟是一種落後的意識形態，它不是一種好的思想武器。雖然它也曾給予人們一種精神力量，使得一些進步人士能夠抛頭顱，灑熱血，置生死于度外，一心爲了維新事業。但從根本上說，它不可能使維新事業獲得勝利。也就是說，單靠佛學中的主觀精神力量，確實是“無力回天”的。特別是譚嗣同片面強調精神作用，即所謂“心力”的作用，把佛學思想看做無所不包，無所不能。這就必然使他只重于幾個人的個人奮鬥，幻想出現一個開明聖主，而忽視廣大人民群衆的力量。表現在維新變法活動中，他雖也曾考慮發動哥老會進行武裝鬥爭，“從事聯絡大江南北之會黨與遊勇，設自立會以部勒之，備緩急之用”(《戊戌變法資料》第4冊，第90頁)。但只是想利用一下，並沒有作爲真正的依靠力量。因此，當他接到光緒皇帝召他進京的“诏書”時，就非常興奮，寫信給其妻李閏，謂“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絕處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致李閏書一》)。表現出他把變法的一切希望完全寄托在開明聖主光緒皇帝以及他們幾個維新派人士身上。此外，他也吸收了佛學中一些消極的思想。例如他在談到“靈魂”時曾說：“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暗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于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仁學》)這明顯將佛學思想作爲精神枷鎖，誘使勞動人民安于現狀，忍受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要起來反抗，達到麻痹人民鬥志的目的，其消極作用是可以想見的。

《試論譚嗣同在維新運動中的佛學思想》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