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这是说，国君并非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当初是由民众推举出来的，既能推举出来，当然也可废除之，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谭嗣同在这里对君主专制制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还极力提倡男女平等，说：“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又说：“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理之法也。男则姬妾罗侍，纵淫无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驯至积重流为溺女之习，乃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中国虽亡，而罪当有余矣，夫何说乎!”在他看来，佛教是讲男女平等的。他说：“佛书虽有“女转男身”之说，惟小乘法尔。若夫《华严》、《维摩诘》诸大经，女身自女身，无取乎转，自绝无重男轻女之意也。”(同上)

　　谭嗣同从佛教的平等观念出发，提出了反对君权、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要求，用以推进变法事业，从理论上讲，基本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因而在实践上也不会收到多少实际的效果。但在当时，对于揭穿“君权神授”的迷信，打击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威，瓦解封建论理纲常的理论基础，冲决一切封建网罗来说，无疑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三)吸取了佛学中“我法两空”的“无我”思想

　　印度大乘佛学空宗有所谓“我法两空”的理论，它一方面把人类的自“我”说成都是“空”的，同时又把客观世界的万“法”也说成都是“空”的。中国佛学唯识宗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三界唯心”、“一切唯识”的理论。在唯识宗那里，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人类自“我”还是客观世界的万“法”，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一种内识变现出来的，所谓“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成唯识论》卷一)一切“我”、“法”都是“假说”的，是“识”所变现出来的，不是实有的。这本是一种极端的唯心主义，在世界观上是十分错误的。但是谭嗣同却从中吸取了“无我”的思想，使之变成一种“为人不为己”的高尚的人生观，一种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

　　谭嗣同认为，人的生死，不过是躯壳的变化，所以不必好生恶死，更不必对死产生畏怖的情绪。他说：“好生而恶死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盖于“不生不灭”瞢焉。”“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是故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惑可〖FJF〗NC678〖FJJ〗也”(《仁学》)。既然把生死置之度外，就应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正义的事业，一切为了利人、救人。所以他又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同上)还说：“念蠢尔躯壳，除救人外，毫无他用。”(《与唐绂丞书》)在他的心目中，人的一生，应该是除救人而外，别无他用，所谓“救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同上)谭嗣同还认为，一个人要有救世之心，必须具备佛教所说的“无我”精神。他说：“怨天尤人，具以救世之心，未尝迫切，心乎救世焉，知有我哉

　　佛门之局量，勇犯无畏最大，然不能径致也，必慈悲为之根。慈悲则德几全矣。益无以致

　　必植基于平等；欲平等，必化异同，必无我相。”(《与唐绂丞书》)这就是说，要有救世之心，必须要有无我的精神。这种“无我”精神，贯彻到他的行动中，就是为了利人、救人，虽“杀身灭族”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矣”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以上种种，说明谭嗣同继承了佛教中的“无我”思想，并把它改造成为勇于追求真理和乐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他一生热心于变法事业，宁可牺牲自己，也决不动摇，当变法失败，明知必死，却并不逃避，而是“竟日不出门”，“坐以待捕”，最后英勇牺牲。这就是佛学中“无我”精神的体现。

　　(四)发扬了佛学中的大无畏精神

　　谭嗣同深深懂得，要冲决封建网罗，实行维新变法，必须要有一种勇猛、精进的大无畏精神，用以武装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斗志，增强人们的信心。在他看来，佛学是最提倡大无畏精神的。他说：“佛一名“大无畏”。其度人也，曰“施无畏”。无畏有五：曰：无死畏，无恶名畏，无不活畏，无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仁学》)这是说，佛本身就是大无畏的化身，而且在各方面都提倡“无畏”。他还认为佛教的“精意”就是所谓“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因此，只要能信仰佛教，就能得到这种大无畏精神，所谓“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同上)。佛学中的大无畏精神，使谭嗣同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喊出了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口号。他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切网罗都应当冲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仁学》)正是这种豪迈的气概，才使他的《仁学》能“写出数千年之祸象”，能“扫荡桎梏，冲决网罗”，把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也正是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才使他敢于反抗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压迫，并向之提出挑战：“嗣同等如轻气球，压之则弥涨，且陡涨矣。”(《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二》)谭嗣同的这种大无畏精神，也贯彻在他的变法实践中。当变法失败，明知必将遭到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镇压，他不仅不逃避，反而庄严地宣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表现了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的精神。到了狱中，还题诗于狱壁：“我自横刀向天笑”，显示出他对反动势力毫不畏惧和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直到临刑前还喊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声音。这一切，都说明了佛学思想中的大无畏精神，在他身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这种精神，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怀念和尊敬。着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邹容，就曾将谭嗣同的遗像放在座侧，并满怀激情地在遗像上题词自勉：“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续起志勿灰。”(邹鲁：《邹容略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242页)就连青年时代的MZD同志，也对谭嗣同异常敬仰，曾对蔡和森等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雄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引自《张昆弟烈士日记》，见《湖南革命烈士传》)

　　总括来说，谭嗣同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以经他改造过的佛学思想作武器，发挥了佛学中的积极因素，向封建专制制度开展了猛烈的攻击，对维新变法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他最后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为维新运动谱写了悲壮的一幕，客观上成了否定改良、导致革命的桥梁，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佛学唯心主义毕竟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一种好的思想武器。虽然它也曾给予人们一种精神力量，使得一些进步人士能够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于度外，一心为了维新事业。但从根本上说，它不可能使维新事业获得胜利。也就是说，单靠佛学中的主观精神力量，确实是“无力回天”的。特别是谭嗣同片面强调精神作用，即所谓“心力”的作用，把佛学思想看做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这就必然使他只重于几个人的个人奋斗，幻想出现一个开明圣主，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表现在维新变法活动中，他虽也曾考虑发动哥老会进行武装斗争，“从事联络大江南北之会党与游勇，设自立会以部勒之，备缓急之用”(《戊戌变法资料》第4册，第90页)。但只是想利用一下，并没有作为真正的依靠力量。因此，当他接到光绪皇帝召他进京的“诏书”时，就非常兴奋，写信给其妻李闰，谓“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致李闰书一》)。表现出他把变法的一切希望完全寄托在开明圣主光绪皇帝以及他们几个维新派人士身上。此外，他也吸收了佛学中一些消极的思想。例如他在谈到“灵魂”时曾说：“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着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仁学》)这明显将佛学思想作为精神枷锁，诱使劳动人民安于现状，忍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要起来反抗，达到麻痹人民斗志的目的，其消极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试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佛学思想》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