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證。如缺乏了這些，一味的講實證，即使發的菩提心，也會墮入小乘。因此，般若學才重深學(福慧)而不重速證。這，他是最了解的，所以，又自稱「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優婆塞戒經講錄)。既不急求佛果，也就不會墮入小乘。那末，他爲何要那麼提倡實證呢？他的思想是淵源于真常大乘，這是特別重佛與重證的，因此，他也就特別重佛重證。不過，他是深知急求速證的流弊的，所以又說無求即時成佛，這與般若學的意趣是相通的。他的提倡實證，目的是教人不退于大乘，「真參實悟，爲入大乘之正軌」(佛法導言)。他最服膺于禅宗的參悟工夫，從修學的最可靠的上面說，由悟而起修，確系最穩當的。這與聖教的初(發心)住的菩薩「悟不由他」，而直趣于大乘是一樣的。他的表現，具有禅者的恬靜風格，而卻無禅者的隱遁性格。這由于他多了一重觀念：要善集而廣用福慧。中國佛教沒有衰微得近于枯萎，多半靠了他的這種功德的滋潤與支持。
禅教相融，是大師的本旨。中國的宗門禅，(起初)本是重經的。天臺、賢首，也同樣重經的，他是從這些入門的，自然也重經了。不過，禅宗的特征——重證，是行重于解的，故僅是以(一分)經爲印證而已。大師受禅宗的影響極深，對聖教著重具體的綜合與溝通，也並不過細的分析或簡擇。這自然就傾向于行證了，所以，他對于重行的古德非常贊歎：「道安的重行系永遠是中國佛教思想的主動流」(論中國佛教史)。安公確是中國佛教前期中唯一的重行大師。是中國佛教一切典製的創奠者，鞏固了整個中國佛教的基礎。特重于行的中國佛教，是以行攝解而趣于證的，便是從證驗中闡發佛法的真實性的。這與印度後期的「論師出解行者多而證果者少」(律淨密禅四行論)的情形是不同的。大師最注重于實證，所以總肯定地說：「此自修證，自覺自度，正是佛法的肝心」(人群政製與佛教僧製)。這種精神近代的中國佛教早已失去了，他盡力的提倡實證，用意即在于喚醒而激起這種精神。這裏，他有一個基本觀念：度人必須先立穩了自己腳步。自家對佛法有了實證，腳步才立得穩(就廣義說，由小乘的五停心到大乘的十信，都可以稱爲證，與這種起碼的證驗相應了，在佛法中才勉強著得了腳)。佛教的人生觀，同放「煙火」不同，是要生生世世相續而發達下去的，這，除了努力行證，別無他法。
他的行證觀：「重漸不重頓」(佛陀學綱)。從大小乘行證的層次上看，漸行漸證才是正常的。「故修大乘法者，……不能苟安圖便，妄想從衆生界橫達佛界」(法性空慧學)。(凡俗)衆生與佛的階位差得太懸絕了，一下子就想從衆生界橫達佛界，絕對辦不到的。因此，他痛斥禅宗「越階而登」(法相唯識學)；因此，他堅持「故今中國施設之佛教，應爲從人至佛之大乘漸教，而切實從人做起」(酬對)。以人身一級一級底向上體踐，不求速成，不許遲滯，這才是最可靠的大乘作略。「今末流之弊，亦因混融躐等而致」(日記)。中國佛教在「立地成佛」、「即身成佛」的誤解下，許多人不知不覺地由躐等而引起誇狂感，因此而誤了自己的不知幾多！「印度小乘之弊——急求近功速效，華夏大乘之弊——躐等相尚」(序跋)。中國的民族性好高好簡，總是想從簡捷中一下子爬到頂，這必然要躐等的。近代中國佛教的空虛、混雜，與此有關。學佛法，絕不能有一毫僥幸心的。有一毫僥幸心存在，總不能如如實實底契見佛法。僥幸心是由于志行的不堅不正、不深不廣所引起的。大師爲著對治這，于民四之冬，即便確立「……余則志在整興僧(住持僧)會(正信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行自述)之大願。他的志行是僧俗兼顧大小並舉的，由這一意趣而形成的觀念，就特別重視製度了。「故中國人之學佛，不愁其無一二超邁之豪傑，而慮鮮能謹于常製也」(學行)。超邁的豪傑之士，思想與理論可能是一等的，一談到從常製中貫徹堅卓的志行，就很難做到。他對于這格外擔心、挂慮，足見他的志行時時顧到常製。他許多方面都是超邁的，然而，他絕不肯因超邁而忽略了應守的常製。所以，他盡管具有天生的豪傑氣質，而卻能以賢聖爲鑒而羁勒豪傑的不羁之行。宗教性的完整大師，沒有一個不以賢聖心行羁勒著豪傑的不羁之行的。宗教價值全藉這樣的人物具體呈現出來，大師就是這樣的。由于他的重視常製，所以總是大聲疾呼「不能更改律儀」(佛乘宗要論)！在他的心目中，律儀(戒)是建僧導俗的唯一依准，絕不能須臾離的。「故欲建立佛教的社會，當依律儀爲根據」(佛學講要)。依著合情合法的律製，事行上的一切才有真實表現，理證的真實乃是依事行的真實而體入的；忽視了事行的真實，絕不能契見理證的真實。大師重視律製的主眼在此。
他很早就獻身佛教，經常在事行的應付或發動中，自難徹底免除俗習，幸而他的悟性提醒了他，「漸患身心不入律行，乃掩室普陀，欲勤戒定，痛治驕惰，究律藏以整行事，……其尤得益者在律儀」(律淨密禅四行論)。他一感到身心不入律儀，當下即依律論治驕惰，這種不稍因循的精神何等強毅！他個人的真轉機、真表現、真影響，固然與他的悟有關，同時更由于他重律所致。他能折節究律，死心踐律，由此而養成素樸聖潔的僧格，這才超越了一般的學教者。他那樣的重律，乃是想藉律製陶練成真實的僧格，以此具有真實僧格的僧伽作爲複興中國佛教的張本。「戒律是生命線」(新與融貫)。(戒律)「乃佛法住世之命脈」(大乘宗地圖釋)。把戒律看得這麼認真、著緊，這就是他對佛法的一副真實心腸，一種切實體驗。事行上的一切秩序、規製，不以戒爲範疇、爲限製，就等于脫缰之馬而無法控製。中國佛教松散得沒有一點統攝力、警懼力，問題就在律製沒有受到重視，沒有發生效力。所以事行上表現不出真實精神、優良風氣，相率而流于縱逸、混沌。「教理無論如何高尚，若律儀不備，終難免徒衆渙散，世人憎嫌」(講演)。這是現代中國佛教的寫照。大師肯定事行上的真實、清淨，惟有著重律儀始能實現，他的一切傾向而側重于律儀，即說明了他的真實是不離律儀的。從事行的表現上說，除了倡踐律儀，又從何處表現真實呢？所以，要了解他的真實，應該從他的重視律製上去了解。「起碼要守淫殺盜戒，尤以守淫戒爲僧，……」(文叢)。出家牢守著淫戒，清淨與真實才能成就，他這樣說，乃是他的真切立身處。我們對于他的這番遺教，千千萬萬要重視，要遵守，中國佛教才能從清淨真實中，豁露出新面貌新景象來！
紀念大師，必須對他的新與實相續地體念而仰效，他的悟性與僧格才能一分或多分的從我們的身心上展現出來。否則，光是幾篇文字一場聚合，不肯從舊與僞中奮躍出來，這豈但是諷刺大師一人嘛！
(民國五十六年太虛大師上生二十周年紀念文)
《太虛大師的特征——新與實》全文閱讀結束。